谈谈曾经的大佬：王（陈绍禹）明

今天我们看待王（陈绍禹）明，一定要认清一个事实：他其实是苏方在中国的代言人，始终代表的他背后的那些人的利益，所以他不可能像毛、周、彭、朱等人一样成为为了民族利益革命到底的真正的革命者。

有人说：王（陈绍禹）明最大的功绩，就是打破了我国本土革命者对共产国际的执念，从现实出发，通过巨大的牺牲、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使得共产主义在中国本土得到发扬光大。

这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一个实实在在的功利型人士。他的所作所为，更看重的是背后的利益，至于家国社稷，至于黎民苍生，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他善于攀附，更善于抓住机会一跃登顶。他在青年时期因为偶然机遇而获得的巨大成功，成了双刃剑，一方面让他成为人上人，一方面又完全阻断了他后来的任何发展进步的可能性。

陈绍禹是安徽金家寨的皖西边陲的小镇槐树湾乡上码头村人，他的这个真名，外界很少知道，世人都知道他叫王 明。

其父名叫陈嘉渭，读过私塾，擅长算账，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山货店，家境很好，陈绍禹6岁就进了私塾读书。

王（陈绍禹）明后面能够在学校入党、被派往苏联学习，跟他的父亲、进步人士陈嘉渭很大关系。

早在1926年，陈嘉渭就已经出任豫皖青年学会后勤部长，与武汉叶挺领导的北伐军“铁军”有联系。

1929年，陈嘉渭与红军联系。1930年参加了金寨暴动，1930年后任“鄂豫皖苏区六安六区赤色反帝大同盟”的主席，兼“赤色互济会”主席。

1937年，陈嘉渭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45年抗日胜利后，他回到金寨，随后一直在家乡做教育工作。

1950年，陈嘉渭跟随儿子王（陈绍禹）明来到北京，在1957年5月去世，葬在八宝山。

王（陈绍禹）明的青年时期，受父亲影响巨大。

1920年夏天，16 岁的王（陈绍禹）明考入安徽省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成绩优异，如果不参加革命，他后来应该是一名农业专家。

1924年夏天， 20 岁的王（陈绍禹）明从农校毕业，在父亲的资助下继续深造，考入刚刚创办了四年的武昌商科大学。

武昌商大属于武汉学生运动的中心，王（陈绍禹）明因此结识了一批党团员，成了一名积极分子。他实现人生飞跃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6月1日，武昌的学生代表在商大召开联席会议，罢课等活动，声援上海。

王（陈绍禹）明参加了这一活动，表现非常积极，被推举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湖北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员。而此时的他，不过是一名活跃的群众。

有了官衔之后，他才进了组织，先入团，后入党，还参加了国岷党，出任国岷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还因此获得了赴苏联留学的机会。

当时的校运积极分子多了去了，比王（陈绍禹）明更优秀的人更是比比皆是。但为什么最终是陈绍禹得到了人生快车的一等票？

1925的王（陈绍禹）明，简直成了百发百中的幸运儿。

只不过在6月参加了一场散步活动，7 月就成了学运中层领导，9 月就去了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他的老师，是年仅24岁的副校长米夫。

从米夫身上，王（陈绍禹）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他非常积极地在米夫面前表现，更积极参加米夫领导的活动，因此入学第二年，就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

王（陈绍禹）明获得了米夫的青睐，经常伴随左右，就这样在莫斯科站稳了脚跟。

我们必须得承认，王（陈绍禹）明是一个聪明人，很有语言天赋，他能迅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掌握俄文，能够流利地用俄语与苏方各界人士流畅交流。仅这一点，他就把同时期的大多数留苏学生甩到了身后几十里地。

又过了大半年，即1927年1月，米夫来华访问，待了7个月。

王（陈绍禹）明作为他的翻译，出席了于4月27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五大”。

会后，王（陈绍禹）明参加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成了国内政治圈的新秀。此时的他，与两年前初出茅庐的学运领袖，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就在这年的 7 月，米夫的后院起火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正发生一场“党务派”和“教务派”之争，米夫极有可能出局。

23 岁的王（陈绍禹）明出招了，显露出了他在权力争斗方面的天赋。他向毫无头绪的米夫献计：拉拢群众力量，联合“党务派”，以绝对优势反对“教务派”。如此既能夺了“党务派”的权，还能搞垮“教务派”，全面控制中山大学的权力。

米夫带着王（陈绍禹）明火速回到莫斯科，依计而行，果然成功，很快就正式升任中山大学校长。

王（陈绍禹）明从此成了米夫的高参，比他的很多亲信还受宠。但王（陈绍禹）明想要的，远不止是留校任教，他要进一步扩大自己在党内（包括苏联和中国）的影响。

于是，他安排自己的手下，炮制了“江浙同乡会”事件打击异己，将对他有不同意见的陈启礼、左权、尤赤、胡世杰、郭景惇等人统统开除。

这一招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也让很多人看到了真正的王（陈绍禹）明：手段狠辣，毫不留情。

到了1929年3月，一转眼，王（陈绍禹）明在中山大学已经工作了三年半，被共产国际东方部派回国内工作。

按照那时的规定，留学人员归国，都必须从基层做起。这让一贯都是坐飞机升职的陈绍禹感觉很丧，他急需一个机会，在国内迅速飞黄腾达。

结果，不但他期待的升迁没有到来，反而因为一个愚蠢的错误险些掉脑袋。

1930年1月12日，王（陈绍禹）明在上海被捕入狱，特务不了解他的底细，看他这么年轻，还以为他真的只是一名被蛊惑的工人。

然而，王（陈绍禹）明搞了一个神一样的搔操作。他写了一封秘信，直言“我已被捕，请设法营救。”，然后花钱买通了一名监狱看守，叫他把信送到我方的地下机关。

幸亏那个看守不是专业特务，也没有警惕心，这才避免了悲剧扩大。

这一愚蠢的行为，直接暴露了王（陈绍禹）明的致命弱点：他虽然来头很大，但其实没有任何革命实战经验，甚至连最基本的斗争常识都不具备，而且贪生怕死，为了自己能活命，他敢把其他所有熟人的脑袋都搭进去。

尽管他的行为非常 1+1，中央还是很快把他营救出狱，不然谁知道他在监狱里会不会说出更多的事。

出狱后的王（陈绍禹）明，吃了一记警告处分，被分到下一级单位（全总）工作。

王（陈绍禹）明审时度势，开始攀附李立三，于是在3个月后又回到了中宣传部任秘书。

李立三原本以为这是个人才，结果一交手才知道陈绍禹是个教条主义，本本学派。王（陈绍禹）明自恃有共产国际背景，与李立三当众争辩，结果被定义为“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小组织者”等帽子。

向忠发当场宣布撤销陈绍禹中央宣传部秘书的职务，留察6个月，下派他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

这一段时期，是陈绍禹人生的最低谷。

形势很快发生了转变，“立三路线”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中央迅速纠正了这一错误。但共产国际出招了，发来了著名的“国际十月来信”，对李立三和中央各打30板， 并委派米夫亲自来华，贯彻国际路线，扶植陈绍禹上台。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精心安排下，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陈绍禹，一步登天，成为中政局委员。总书记名义上是向忠发，但王（陈绍禹）明在实际上掌握了最高领导权。

王（陈绍禹）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很快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根据地被削，上海地下党基本瘫痪。尤其是1931年6月，顾顺章和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我党遭受了重创，险些被团灭。

陈绍禹一看时机不好，撒丫子就往苏联跑，临走之前还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陈等组成临时政治局，由24岁的小迷弟博古负总责。

当时的博古，也不是中央委员。

王（陈绍禹）明在莫斯科遥控指挥，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发令，博古在国内贯彻执行。

后来在长征中后期，红军被这种遥控指挥搞得吃了很多打烂牙往肚子里咽的血亏之后，用于接收苏联来电的劳什子电报机终于被炮弹打进水里，永远消失不见。从此共产国际再也不能躺在雕花的沙发上吃着列巴，喝着伏特加，指挥千辛万苦长征的红军。

到了共产国际，王（陈绍禹）明总算针对国内革命做了点实在事。

1935年，王（陈绍禹）明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很多工作，为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起了积极作用，还执笔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的进步，在于王（陈绍禹）明提出了一个新思路：组织一个统一的代表抗日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各民族的国防政府，来领导抗日斗争。把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指明了方向。

但同时，王（陈绍禹）明又开始使用他最擅长的夺权思路，“企图”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轻松抢了老蒋的饭碗。他强调国共要“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所以要建立一支“真正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

且不说自己人怎么看待，就问人家老蒋能同意跟你平起平坐吗？

这不是太天真了吗？他还以为这是在中山大学呢？

果然，他的提议首先遭到了毛的反对。

1937年11月14日，王（陈绍禹）明以共产国际代言人的身份，在11月29日到达延安，毛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王（陈绍禹）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会议决议。

碍于共产国际的面子，陈绍禹最终还是被接纳到了延安的圈子里，作为长江局的头头，负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他的精明和愚（天真）蠢，又在同时显现。

一方面，他在向国内外扩大宣传中共的主张等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同时又擅自以中央和毛的名义发表宣言，造成了恶劣影响。

比如他未经中央同意，擅自公开发表了一个论调：“赞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主张，认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应该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此举影响极为恶劣。

3月21日，王（陈绍禹）明擅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不经中央批准，就将“提议”同时送交国民党。

王（陈绍禹）明在危险的悬崖上，一步步作死。

1938年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延安举行，撤销了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让陈绍禹留在延安工作，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运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王（陈绍禹）明不爽，暗戳戳地继续唱反调，结果招来了延安整风运动。

1940年9月，王（陈绍禹）明被认定在负责长江局的工作中，有许多严重错误。他不服，进行反击，把责任完全推到对他死忠的博古身上。

随后，他宣布自己病了，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此后近4年时间，王（陈绍禹）明基本上都在医院治疗、在家中休养，不参加中央会议和公开活动。

到了1945年，在毛的授意下，王（陈绍禹）明被任命为法制委员会主任。

他首先抓了婚姻法的立法工作，在1950 年为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制定做出了贡献。

此时的王（陈绍禹）明不过 45 岁，他认为自己老了，也看到自己在国内必将毫无建树，于是又思念起了他的第二祖国：苏联。

1950年9月上旬，王（陈绍禹）明提出去苏联治病，直到1953年12月9日才回到北京。但他回国时，坚持把年幼的女儿留在了苏联。

随后一年多时间，他又要求赴苏治病，还带走了两个儿子。

这一去之后，王（陈绍禹）明彻底翻脸，经常针对国内发表攻击性的文章，造成了恶劣影响。他对毛等人的恨意，一直持续到 1974 年他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