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七下西洋，竟是为了解决明代货币信用危机？

文│刘平

时间不舍昼夜。遥想600多年前，我国伟大的航海家、杰出的和平使者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不仅在世界航海史上开创了大规模跨洋航海的宏伟业绩，也是近代国人在反思晚清海战失败之耻时，会反复咀嚼的光荣与梦想。

但是，一般来说，任何一项重大举措的背后都离不开财力的支持。下西洋作为以国家名义进行的航海活动，自然也不例外。

航海实为缓危机

01

1405年，郑和率领由2万多人组成的船队，开始了环绕世界的航海大发现，到1433年共七下西洋。郑和大航海的首要目的就是对外贸易（尽管坊间传闻，篡位的永乐帝也是为让郑和寻找被推翻的建文帝下落），可以说，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人沟通大陆与海洋长途贸易的开端。

明朝前期发生了大规模的疾病和瘟疫，需要大量的海外药材安定局势、遏制瘟疫。郑和船队中大量的“药船”带回众多南洋物种，在一定程度上，这为《救荒本草》《本草纲目》等植物学、医药学著作的编纂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补充。与此同时，郑和航海所引进的矿物，如从阿拉伯世界引进的钴，乃是著名的明代青花瓷生产的基本原料。可见，郑和远航显然带有明确的社会目的，特别是医疗卫生目的。

而打击海盗、绥靖海疆则是郑和远航的另一目的。长途贸易与近距离贸易有所不同，前者必须保障长途贸易线路的安全和贸易点的稳定，这就需要相当的护航武力。由大规模的战舰和兵船构成的郑和船队，对于现代海洋战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这一点，美国学者李露晔在《当中国称霸海上》一书中有详尽阐述。郑和航海之所以被称为“和平之旅”，不过是因为当时这支舰队太强大了，所到之处，基本上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而已。

然而，为了解决明代的货币信用问题，应该是郑和远航的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

中国是一个贵金属产量（包括铜和白银在内）很低的国家，货材一向严重短缺。在中国国力空前强盛、称霸海洋的时代，居然也屡次出现“海禁”。如果仅以中国文化“先天的闭关自守性”来解释，说服力似乎不够；最为核心的原因，恐怕还在于货币问题。

对于历代中国政府来说，什么商品都可以下海，唯独货币是不能下海的。南宋虽然奖励海外贸易，但却严令“铜不下海”。元代自忽必烈起，一方面鼓励海外贸易，另一方面则严令“金银铜铁货不许下海”。在国家信用货币不能确立的时代，特别是多币种混用体制下金银铜铁等贵金属，必然充当稀缺性货币角色；若任其流失，对于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

例如宋代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一直渴求大量马匹，而马匹来源又主要依靠西北的马市交易。而马市时开时关，其主要原因就是政府担心货币流失使然。直到王安石时代，发明了以布、特别是茶，而不是以贵金属购马的物物交换模式，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这就是所谓“茶马交易”。郑和远航之所以装载大量货物到海外交换，也是为了应对国内货币短缺问题。

大明宝钞一贯纸币（银行博物馆藏）

明代早期的纸币——宝钞，一直未曾充当商品交换的硬通货。明洪武初年推行钞法，严禁民间使用金银。“时定每钞一贯，准钱千文或银一两（抵米一石），四贯抵金一两”。因宝钞发行量过大且无储备金，洪武末年已出现成倍贬值现象，信用无法维持。明朝政府想以行政手段维持宝钞通行，无奈不起作用，宝钞面临阻滞状态。百姓重钱轻钞，钞值日益跌落。如洪武二十三年两浙钱250文折钞一贯；次年沿海则以钱160文折钞一贯；永乐五年银每两抵钞80贯，金每两400贯。正统元年，户部尚书黄福因此奏言：“今银一两当钞千余贯，钞法之坏莫甚于此。”

由于货币“失灵”，国家的经济活动和商业活动转而依靠大规模的以物易物来进行，即需要引进大量海外珍品来刺激国内的商业和交换活动，甚至来给官员们发俸禄和奖金。因此，大规模船队的远洋贸易就成为明廷的一种必然选择。法国学者弗郎索瓦·德勃雷在其著作《海外华人》序言中指出：“皇帝的旗帜飘扬在南洋各处，从菲律宾到印度，从爪哇到阿拉伯甚至非洲的摩加迪沙，中国的商业获得巨大的发展。”日本学者山田宪太郎则特别指出：“中国对于胡椒的大量需要导致了爪哇和苏门答腊胡椒种植的增长，这样必然会刺激经济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认为，东南亚等地的经济发展，同郑和下西洋后兴起的大规模香料贸易具有直接的必然联系。

椒木权充替代品

02

在唐朝，胡椒的价格十分昂贵

郑和庞大使团漂洋过海，满载绫绢、纱罗、彩帛，以及瓷器、药材铁器等物品，直接去海外进行大规模远距离贸易活动，不仅深受海外沿途各国人民的喜爱和欢迎，还带动了海外各国“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的朝贡贸易极盛景象。当时，输入中国的最大宗海外货物是胡椒。

15世纪以前，胡椒在中国尚属珍品。唐代胡椒主要被用作药物，仅在“胡盘肉食”时才用之调味。大历十二年（777）宰相元载被赐死，“籍其家，钟乳五百两，……胡椒至800石，他物称是”。从此，“胡椒八百石”成为奢侈富有的代名词之一。苏东坡《诵陶渊明》诗便有“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石”的句子。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长一个时期。

自郑和远航，胡椒在中国由珍品变为常物。郑和船队是当时亚非地区胡椒的最大收购者。据估计，15至16世纪，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收购的胡椒年达5万包，或250万斤。这样大量的胡椒输入中国市场，当时不发达的交换关系势必有所改变。

永乐五年（1407）郑和首航归国时，明王朝便开始以苏木（亦称“苏方”或“苏枋”，元明时代主要用作染料）折换北京各卫军士冬衣布花，事关士兵达20多万人。永乐十三年（1415）郑和第四次归来时，明廷对营建北京督工诸臣论功行赏，分别赏赐以宝钞、胡椒、苏木。永乐十八年（1420）郑和第五次归来时，又开始了以胡椒折偿在京名卫军士该赏布匹的办法，但规模还不太大，绢一匹折苏木一斤六两胡椒四两；布一匹折苏木一斤，胡椒三两。永乐十九年（1421）郑和第六次航行时期，“令在京各卫军士，该赏布三匹者，内一匹折苏木一斤，一匹折新钞三锭；该布两匹者，内一匹折苏木一斤；该布一匹者仍旧”。显然，舶来品苏木、胡椒已成为货币的代用品。

苏木

永乐二十二年（1424）郑和第六次归来后，开始普遍出现以胡椒苏木折换赏赐北京和南京各卫军士冬衣布花的情况，规定“在京各卫军士该赏布三匹、棉花一斤半者，与绢二匹，胡椒一斤；……该布一匹，棉花一斤半者，与绢一匹，胡椒半斤。其南京卫所军士，止赏布匹。该三匹者内二匹折绢一匹。一匹折胡椒一斤，……该一匹者折胡椒一斤”。同时又“令在京文武官折奉钞俱给胡椒苏木，胡椒每斤准钞一十六贯，苏木每斤八贯”，甚至下令“在京各衙门吏其折色钞亦照文武官吏例给胡椒苏木。”等到了正统初年，宝钞与银的比价跌落到千余贯钞折合银一两，明廷仍以胡椒和苏木作为货币替代品，企图以此挽救国家钞法失败所导致的危机。

对这种用垄断椒木销售来解决财政收支的办法，明代政治家丘竣评价很高。他指出：“今朝廷每岁恒以藩夷所贡椒木，折支京官常俸。夫然，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严从简也有类似看法：“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可问题是，如此杯水车薪做法，或许能缓一时之急，但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明代的钞法危机吗？

半途而废财力乏

03

郑和下西洋航海图

郑和征服海洋的航行在1433年之后戛然而止。探究这个问题深层的原因，恐怕比单纯地夸耀“中国称霸海洋”的怀旧要有意义和有价值得多。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推测：远航的终止“或是因为耗资过甚”；而另一位美国学者彭慕兰则认为，是由于生态危机和木材短缺。

彭慕兰指出，要建造郑和这样庞大的船队，除征役砍伐木材之外，还要把木材运到位于扬州的国家造船厂，当时最经济的、最省人力的办法就是依靠河流水运；而随着航海规模的扩大，航海次数的增加，沿河的森林几乎被砍伐一空。从远离河道的深山中运出木材，成本会越来越高，最终使得建造大型远洋宝船的代价难以承受，明朝大规模的航海活动，遭遇了生态和市场的瓶颈，是其最终不得不停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郑和远航的边际效益已经大为降低。郑和下西洋使海外物品大量输入。随着这些物品由奢侈品向日用品的转化过程加速进行，输入品的价格理所当然是在下降中，这意味着明朝统治者所得到的丰厚利润，也要逐渐下降。

永乐朝末期，尽管经过大量的折偿和赏赐，皇家库存的胡椒苏木仍然很多，如何处理成了大问题。永乐二十二年朱棣死，朱高炽登位时，出现一次规模空前的赏赐：文武官更赏赐钞币，低级官吏和城厢百姓赏赐椒木。赏赐的标准是：“旗军校尉将军力士等胡椒一斤苏木二斤，监生生员吏典知印人才天文医士胡椒一斤，苏木二斤，城厢百姓僧道匠人乐工厨子等并各衙皂隶膳夫人等胡椒一斤，苏木一斤”，甚至外地在京听选及营造的校军并各王府校尉人等各胡椒一斤，苏木二斤，朝贡公差在京的生员吏典胡椒一斤。

既然从文武百官到城厢百姓，几乎人人都领有一定数量的胡椒苏木，试问胡椒苏木还有什么市场的需要可言。皇室的垄断是靠政治权力来维护的，但市场的供求却不能由法令来加以控制，胡椒的市价实际仅值银一钱，只是官方垄断价格的1/10都不到。在这种情况下，要继续维持垄断价格实在勉为其难，这应当是明朝廷停止海外航行的另一原因。

但不久，远洋航行重新被考虑用来作为挽救钞法败坏的措施。永乐以后钞价不断下跌，市场上出现商贩拒用宝钞的情况。宣德四年设立“钞关”强迫商贩用宝钞纳税，是当时所采取的补救措施之一。接着便是恢复远洋航行贸易——宣德六年至八年（1431—1433），郑和第七次航行。由此，椒木的折偿推销基本上成为一种财政金融上的措施了。

郑和最末一次航行归来后一年（宣德九年十一月），户部建议：“宣德八年京师文武官俸折钞，请给与胡椒苏木，胡椒每斤准钞100贯，苏木每斤准钞50贯，南北二京各于南京库支给。”该建议经奏准后执行，可见当时宝钞价格已经大大跌落。但胡椒折偿的价格仍强制规定为银一两左右，更不知北京官吏要千里迢迢到留都南京支取胡椒是如何安排的。

正统元年闰六月，司钥库左副龚政奏议：“比因减省买办，支钞数少，月进数多，缺库收贮”，建议将官员折俸全数支钞，显然是为钞法破产作掩饰。户部在复议时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样下去，“则支出钞多，钞法愈滞”，仍决定采取折俸每岁一半支钞，一半支取椒木的办法。在全部俸给中被折偿部分的比例，已较永乐二十二年为低，正一品是34%，正七品是20%，从九品是15%，但强迫折偿的对象则由两京文武扩大到万全、大宁都司和北直隶卫所官军，广东、广西地方官更的俸给随后也一样用胡椒苏木来进行折偿。这三个卫所的士兵和这两省文武官吏的俸给，总计达粮米283464石，远超过北京南京两地文武官吏俸给合计粮米214140石的数目。

折俸之法使各级官吏和军士叫苦不迭，“折俸之薄”使“卑官日用不赡矣”。于是众多官吏对朝廷这种转嫁产生不满，以致对下西洋渐起敌视心理。英宗时张昭、宪宗时刘大夏都竭力阻止再下西洋，应该说是毫不奇怪的。以胡椒、苏木的作用而言，朝贡贸易给明朝带来的丰厚利润不可能维持过久，硬性配给官吏人等必然招致不满，市场价格一再跌落，垄断价格无法继续。在保守的统治者及其臣僚看来，朝贡贸易确有收缩的必要，以免徒有靡费。于是，明中叶的海外政策呈现明显的收缩趋势，大规模下西洋的帷幕从此落下。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