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迷心窍的帝制：虽然王朝更迭，社会却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作者：马勇

自1840年以来，至今已将近两百年。回望近两百年的历史，对于中国来说，可谓悬崖上走路，一步三回头，步步惊心。

古代中国：虽然王朝更迭，社会却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1840年之前的那个遥远中国，在世界各大文明体中是体量最大、连续时间最久的，由此也注定了这个文明体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像东邻日本那样简单地脱亚入欧。

中国漫长历史的主体就是农耕文明的发展史。应该承认，中国的农耕文明在世界历史上确实拥有过自己的辉煌。与农耕文明相配合，中国很久以前就构建了自己的宗法社会组织方式，以及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伦理价值。

进入帝制时代，中国社会又发展出高度发达的官僚体制，庞大的士大夫阶层为官僚队伍准备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而社会也因为农耕文明的发展渐渐形成层次分明、井然有序的“四民”结构。

从今天来看，四民社会将人们的阶层几乎固化，龙生龙，凤生凤，农、工两个阶层要想获得改变，晋升为士大夫阶层，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地付出努力。在两千年的帝制时代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毕竟是小概率事件。

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阶层固化让社会达成一种超稳定形态，中国社会两千年之所以只有改姓易代的王朝更迭，而没有社会性质的根本变化，四民社会的阶层固化应该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四民社会有其合理性，但严重的阶层固化也势必遏制社会的活力。士大夫大多是前半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等到鲤鱼跳龙门、金榜题名后，余生即便有心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也不过是内圣外王，忠君爱国，将做官作为一个专门的职业，极少有人能想到科学创造、技术革新。

工、农两个阶层是当时社会的最大群体，他们处于社会的末端，无知无识，辛勤劳作，运气不错的或许能够获得社会阶层的稍微提升，但更多的不过是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

至于商人阶层，因为至少从汉代盐铁会议开始，中国历代政府便奉行重农抑商的基本政策，关涉人民生存必需的最大量日用品，诸如盐铁、漕运、对外贸易等均由官营，灵活的商人即便积累了一些财富，但他们对于社会变革、技术进步也是无心无力。

中国无法产生“新教伦理”“清教徒”，“先富阶级”之所以动辄盛行奢靡之风炫耀消费，这不是他们不懂积累和投资，不懂将商业资本转型为产业资本，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几千年的历史就这样延续着，直至大航海时代到来，全球面貌发生变化，中国也被拖入了全球化的轨道。

叠变：近代中国政治演变的逻辑

洋务运动开始不久，太平天国运动很快也结束了。之前创建的这些军事工业毕竟都是大清的财富，不能随之收摊，于是以强军为诉求的自强新政继续存在和发展，并渐渐演化成了一场工业化运动。中国终于因这些机缘巧合从原来的农业文明中走出，开始构建自己的工业文明、城市文明。

在这场工业化运动中，后世的检讨与抱怨都是认为中国没有像同时代的日本那样从政治变革、社会变革、教育变革方面入手，只是学习了西方的一些皮毛，而忽略了西方富强的根本，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集中精力批评这个时代的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假如实事求是地复原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发展，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的自强新政由于不学西方之“本”，只学西方之“末”，只在坚船利炮、声光电化上下功夫，因而中国的发展速度与日本相比，是远高于日本的。

1871年和1885年，主持洋务的李鸿章与日本外交代表有过坦诚的谈话，李鸿章并不认为中国埋头发展经济，发展军事，淡化政治、社会、教育改革有什么问题。

而且事实是，仅仅用了二十年时间，清帝国就从根本上扭转了十九世纪初国力开始下滑的趋势，1890年前后，清帝国的经济总量、军事实力，尤其是现代化的海军力量，被各国测评为亚洲第一，位居世界前列。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应该说在那几十年确实获得了巨大发展。那时中国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除极个别人外，大都认同洋务新政的发展模式，张之洞甚至到了1898年仍然在他的《劝学篇》中重申应该坚持“中体西用”的既定原则，不要因为甲午之败而动摇。

问题在于，甲午之败给中国人最大的刺激就是这个“中体西用”的方针，严复、梁启超等人将之描写得一钱不值，称它耽搁了中国几十年，于是在甲午之后，因战败而有了维新、变法、新政、宪政、共和，直到民国成立。

甲午之后不出二十年，中国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如英法两国走了几百年而没有走完的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国是在悬崖上行走，命悬一线，一点也不为过。

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到另一种风景，甲午后的一切变革几乎没有一个走完全程，维新时代还没有结果，急剧的政治变革发生了；政治变革还没有头绪，排外主义萌生，中国转而实行新政，进而宪政；宪政变革本来排出了日程表，一环扣一环最多拖到1915年，中国就可以开国会，制宪法，实行宪政；然而就在将要踏进宪政门槛的时候，国会请愿运动一而再再而三，要求提前开国会。

于是乎，“计划政治”变成了“应对政治”，朝野互动变成了野马狂奔，一场又一场的变革叠加在一起，不是促进了变革的良性，而是人为制造了混乱。

圣人所谓“欲速则不达”，用在分析近代中国的“叠变”，最合适不过。立宪党人为了挽狂澜于既倒，要求清廷提前几年立宪，结果呢，清帝国直至结束，也不知立宪在何处？

其实，一百多年之后重新检讨中国走过的路，我们这些后来者一方面固然有资格指责那些历史人物的失误、见识与决断，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一切果必有其因，因果关联，是我们检讨历史的一个重要准则。

历史走到甲午，中国几十年的发展成果近乎归零，特别是举三十年国力精心营造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令人痛心。

但痛定思痛，中国重新出发，维新变法、新政、共和，这都是历史的逻辑展开，“三千年未有之巨变”，至此才真正拉开了序幕。只是越往后，叠加的问题越来越多，变革的压力越来越大。终致形成病重乱投医的态势，一场变革还没有结束，没有见效，另一场变革另一个思路又呼之欲出。

于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历史的长江三峡，浊浪逐天，狼烟四起，却猿声依旧；历史叙事增加了无数的内在紧张与曲折，然而回眸一顾，似乎还在出发的不远处。尽管已有许多质的变化，但人们有权利不满足。

甲午之战的失败以及稍后列强强租胶州湾、广州湾等，深刻刺激了中国人，成为近代中国的转折点，罕见的奇耻大辱震撼了国人，谭嗣同诗曰：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沧溟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落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震撼之后则是怀疑、彷徨、困惑与愤怒，是民族精神的大觉醒，是叠变的加速：维新变法、新政、共和，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花了几百年所走的路，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死亡与新生撕扯着苦难深重的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此也才真正展示出其优势与劣势，困境与顺境。这是中国历史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