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除缅东电诈究竟难在哪？

编者的话：中国演员王星等人相继被解救回国后，泰缅边境的湄索—妙瓦底地区猖獗的犯罪行为不断被深挖和曝光。日前，《环球时报》记者起底了妙瓦底的人口贩卖和电诈罪恶链条。据公安部1月17日消息，中泰警方已联手抓获12名境内外犯罪嫌疑人，相关案件侦办及其他犯罪嫌疑人缉捕工作正在进行中。与此同时，网络上关于彻底铲除缅甸电诈的呼吁和讨论不断。妙瓦底地区电诈铲除的难点究竟在哪？网络舆论又有哪些误读？《环球时报》记者对话了专家学者、电诈园区逃脱者、民间救援活动组织者、边检和公安系统的知情者，探讨妙瓦底电诈犯罪网络的治理难题。

图片：从泰国湄索远眺缅甸妙瓦底镇。（视觉中国）

缅东为什么还有电诈？
妙瓦底紧贴泰国边境，距离泰国湄索机场仅十多分钟车程。湄索位于泰国最西端的边境上，与缅东妙瓦底隔水相望。这条河泰国人管它叫莫艾河（Moei River），缅甸人则叫它荡茵河（Thaungyin River）。十多年前，缅甸推进改革开放、民族和解，妙瓦底成为标志性边境口岸之一，也是缅泰之间重要的贸易点。而过去几年间，这条河却成了电诈犯罪链条中偷渡、走私和诱骗“招人”的常用之路。
云南财经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简琨益告诉记者，2021年缅甸发生政变，和平解决冲突的全国谋划式微，各种力量之间冲突加剧，部分少数民族武装力量为谋取与政府长期对抗的资源，开始与犯罪组织合作，妙瓦底也从对外开放的象征演化成为如今的电诈犯罪聚集地。
简琨益向记者解释称，缅东电诈难以根除，原因就在于动荡的政治社会局势形成了“犯罪洼地”效应。“少数民族武装势力要与缅甸政府分庭抗礼，就必然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撑军费开支，只要这个需求存在，有组织犯罪就不会缺少‘保护伞’。”
自2023年3月起，中国警方与缅甸、泰国执法部门已实施联合打击行动，取得丰硕成果。经三方共同努力、密切协作，2024年3月，妙瓦底地区800余名中国籍涉赌诈人员途经泰国陆续被遣返回国。在演员王星事件之后，公安机关还循线挖出一个藏匿于妙瓦底、专门从事跨境人口贩运的犯罪集团。
在联合执法行动和反诈宣传力度不断强化下，为逃避打击，泰缅边境的资本和人员流动也变得频繁起来，手段也愈发隐蔽。《环球时报》记者向多个信源求证，发现在过去两年中不断有从缅北或者其他东南亚国家迁来的新的犯罪团伙入驻在这条边境线上，也不断有缅东，特别是妙瓦底地区的犯罪集团回迁至缅北万海和当阳等地或是阿联酋迪拜的园区。从世界各地被骗至这条边境线上的人络绎不绝，最终“消失”在湄索。
越野探险博主胡七刀曾于2023年7月至2024年3月在泰国发起民间特种救援队，协助救援被运送至电诈园区的中国人。在那段时间，他几乎每隔三四天就去一次泰缅边境。他对《环球时报》记者回忆称，2023年9月，在三国联合执法行动的威慑下，他时常看到一辆辆大巴车从泰国湄索边境关卡开出来，疑似从妙瓦底向其他地区大规模转移。
多位园区被困者的家属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们的被困亲人曾反馈称，当地电诈园区仍在不断扩建。据他们讲，一些被困者甚至会与园区签订合同，合同期未满就想离开只有一种渠道，就是赔付园区为偷渡新人所花的所有差旅费，赎金金额因园区而异。有时，园区还会拿钱后直接“拉黑”家属。
那么，为何泰国成为了缅东电诈的“中转站”呢？简琨益认为原因有3个：一是泰国是一个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的国家，且旅游业发达，国际人口流动较大，电诈组织将相对安全的泰国作为“中转站”，为诈骗提供掩护；二是地理原因，泰国湄索与妙瓦底仅一河之隔，跨国交通便利，且远离我国边境，把园区转移到妙瓦底大大提升了犯罪安全系数；三是跨国犯罪组织的网格化联动使得犯罪组织在很多国家都有触手，完全可以根据犯罪线路的需求形成配合。
胡七刀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缅甸边陲地区，无论是与中国还是与泰国接壤的领土，都在民间武装势力的把控之中，通行困难。所以，即便是从中缅边境的缅北陆路往返泰缅边境的缅东，也需要在泰国中转。
能否依靠技术手段切断电诈分子通信网络？
近年来，为打击电信网络犯罪，中国警方采取了“断网”“断卡”等措施，同时不断强化对网上各类电信网络犯罪的站点进行查处，有力打击了支撑电信网络犯罪的链条。电诈犯罪集团获取电话卡、银行卡等犯罪物料的难度也不断加大。泰国也曾对妙瓦底采取过断电等行动。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鲍志鹏对《环球时报》记者解释，为了逃避打击，妙瓦底不少电诈园区已配备了小型燃油发电机，甚至使用了“星链”设备，这无疑增加了通过“断电”“断网”实施打击的难度。
目前在国内，手机卡的注册都需要实名登记，但市面上也存在大量不记名或虚假记名的手机卡。有些情况下，是在运营商实名开卡的用户自己将电话卡进行贩卖；还有一些情况下，犯罪分子会用窃取的实名信息注册电话卡。上游号商通过非法途径收集这些未实名及虚假实名电话号，再转手卖给诈骗集团。
《今日说法》栏目2023年8月的节目曝光了一起相关案件。公安机关抓获了与诈骗集团勾结的23名运营商“内鬼”，警方在从犯罪嫌疑人手上查获的电脑中恢复的手机号码数量就高达8000多万个。这些运营商“内鬼”利用伪造的号码池业务合同规避了公司内部的审查流程，先私自在运营商机房内设立了服务器，并非法渗透进运营商短信服务系统，再把接口提供给下游微信账号注册服务商。他们进一步操控运营商号码池，筛选出空号资源，大规模接收和发送短信验证码。这起案件揭开了电信诈骗团伙背后一条涉及非法交易诈骗所用账号的隐蔽且复杂的灰色产业链。
电诈集团可以被定义为“恐怖组织”吗？
近日，有刑法学专家和自媒体博主在网络上呼吁，为将缅东电诈彻底铲除，应将电诈组织定义为“恐怖组织”以进一步寻求合作共同加大力度清剿违法犯罪行为。简琨益认为，根据我国《反恐怖主义法》第三条规定，恐怖组织的定性应当有“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而涉电诈组织是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本质上不属于恐怖组织，而是跨国有组织犯罪，也称跨国黑恶势力组织。
不过，简琨益告诉记者：“要注意的是，现代国际社会恐怖主义也在不断谋求转型，恐怖组织与其他犯罪组织勾结，甚至转型为谋取经济利益的犯罪组织，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缅甸电诈组织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于其背后有地方军事势力的支持，如果这些军事势力通过犯罪来实现政治目的，那么这种犯罪组织有某种可能转化为新型现代恐怖组织，确实不可不防。从治理策略上讲，这些武装力量即便有政治目的也是针对缅甸政府，如果缅甸能够完善本国反恐法治，将利用犯罪获取经济利益以实现政治目的的武装力量认定为恐怖组织，那么，通过联合反恐手段治理涉电诈犯罪不是没有可能性。”
简琨益同时强调，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是命运与共的好伙伴，使用武力对跨国犯罪组织进行打击是共同的斗争。因此，动武不是要“铲平”什么地方，更不是制造国与国之间的对抗。这就需要增进各国互信，联起手来共同对付电诈组织及其支持者。
据鲍志鹏介绍，当前中国与缅甸、泰国等域内国家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犯罪活动主要通过警务联合执法进行，我国警方负责前期侦查和搜集相关证据，当地警方抓捕电诈人员并将中国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再由我国警方负责后续审讯，最后移交司法机关起诉和审判。鲍志鹏认为，这符合目前相关国家电信网络犯罪执法活动的实际，也符合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的标准。根据目前地区跨国电信网络犯罪迭代变化的新特点以及相关情况的变化，中国也积极与相关国家一道不断调整优化跨国执法流程、丰富执法手段、提升执法效能。
鲍志鹏强调，当前湄公河流域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问题交织，打击跨国电信网络犯罪的警务执法往往还涉及复杂的国际政治、国际法等其他问题。联合执法行动不断向纵深发展必然增加执法难度和挑战。
未来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有公安部和云南省与缅北接壤城市瑞丽边检站的知情人士向《环球时报》记者透露，根据他们对“失踪立案”人员的轨迹和通信记录查询，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受了“海外高薪”“东南亚发大财”“会打字即可”等虚假招聘广告的诱惑，抱着来东南亚寻找工作机会的目的，最终被拐骗、买卖进入园区。其中不乏大量人员在出发前其实就知道自己要从事的是“黑灰产业”，比如“背货走私”，但他们的家属却并不知情。胡七刀也告诉记者，曾经有求助者非常着急地说亲人被骗进了园区，但通过救援队从各方了解到的信息，这位“被困人员”实际是电诈园区内的一名主管。
“从公安部门跟踪的一些信息和行踪记录来看，这部分人中甚至有一些刚被‘解救’出来不久，又自愿前往另一个电诈园区，或留在东南亚继续做一些不法勾当。”上述公安部知情人士透露。
云南瑞丽边检站的知情人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缅边境在疫情之后几乎所有可能的通道都布放了铁丝网等物理隔绝，边境移民管理局遇到可疑对象也会严肃劝返，一旦靠近边境就有大量醒目的反诈宣传和密集的检查站，这意味着“一个人很难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偷渡出境”。但由于中缅边境地区有大量相连的村落、山路和水路，犯罪团伙不断开辟出非常隐蔽的路线以逃避打击。
“这件事情如果不彻底根除，我们哪怕24小时不间断地救援都是徒劳的。”胡七刀语气越发沉重地说，虽然他已将近一年没有做过救援，但他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仍每天都会收到五六条求助私信。胡七刀说现在已经不再回复了，他不想给那些翘首以盼的亲属飘渺的希望。“我们这样的民间救援行动失败率很高，可能高达80%。我们明白受困者家属希望与亲人团聚的心情，但在我们看来，我们救出去了一个人，可能又有另一个人被骗进来。只要园区本身和电诈产业还在，人口贩卖的利益链条还在，仅零星地救回来几个人其实没有太大意义，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巨大的无力感。”
简琨益认为，未来我国反电诈体系可以建立线上线下两个包围圈——线上以数字智能为中心，辅助民众进行电诈判断，用人民信息网络包围电诈信息；线下以反跨国有组织犯罪为中心，形成区域国家间合作，将犯罪园区包围在各国合作打击网络中，电信诈骗一旦丧失线上线下两个流动性，就会自然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