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资金应当设置运营费用比例

乡村振兴缺不缺钱？

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地方政府普遍的财政困难，以及以文旅、民宿为代表的乡村振兴产业的阶段性产能过剩和产业升级，这两年各地的乡村振兴，普遍陷入一个瓶颈，那就是——“没钱了”：

一面是政府投资减少；

另一面是城市家庭下乡消费减少。

两相挤压，各种乡村投资项目以及经营主体普遍陷入困境。

城市家庭开支缩减是事实，但政府投资真的减少了吗？

数据上看，2024年国家多项涉农预算还在增加，5年内投资7万亿振兴乡村也被一再强调。现实中，我们也发现，乡村只要有好的项目，向上申请专项资金并不算难——哪怕普通村庄的村书记，只要是为了村集体、村民利益，有想法、敢担责、有积极性，每年申请个大几十万、上百万的资金，也不是太难的事。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一大症结，在于各种乡村振兴资金停留于过往政策，主要集中于硬件建设，且规定、限制、审计太死。

一方面，持续二十年的乡村振兴“上半场”，乡村基建大投资下，容易改造的硬件普遍都改造好了，缺乏新增投资亮点；另一方面，阶段性大投资后，许多地方的乡村已出现大量闲置资产，由于难以市场化运营盘活，赚不到钱，难以自我造血，管理者继续投资的决策风险和压力也在不断加大。

以一位朋友2024年组织的乡建活动为例。为帮助西部某县探索县域乡村振兴路径，并持续导入全国优秀乡建资源，他们为县里策划了三场10万元级的精准资源对接、基层培训和招商引资的小型活动。县财政比较紧张，一时没有这项费用出处，县里领导开会，决议用东部某省的专项援助资金。

第一场活动顺利举办，初步实现了培训、动员及项目落地，性价比很高，各方都很满意，结算材料提交到审计时迟迟过不了关。审计部门指出，该专项资金规定只有三种用途：一是产业投资，二是硬件建设，三是人才培训。

原本县领导指示使用培训费用，但一对账，培训的各项标准卡得极其严格，比如细化到企业是否有培训资质，参与嘉宾是否有教师证或培训导师资质，每位导师每课时最高报酬不能超过400元等……这与活动实际效果和支出很难对上。

第一场活动就被卡住了，结果后继活动难以展开，该项工作陷入长期停滞。

项目团队、政府相关工作人员乃至一些乡建实战专家，大量精力花在了处理材料、流程、沟通上，不但耽误了时间，也造成了极大的人力和智力浪费。

按理说，一个县不可能缺这三场总共也就三十万的活动费用，还有相当的结果反馈和领导支持，但一落到政策规定、审计上，很容易就被卡了壳。

类似情况，是各地管理者、乡建企业和乡建者普遍面临的情况：

一方面，乡村振兴的确不缺硬件建设资金，但极缺面向市场的运营盘活资金；

另一方面，政策规定过死、审计极严，各项工作管理者即使思想意识跟上了，但敢想不敢干，只能沿用老办法，不敢推动创新以解决问题。

这也是乡村振兴普遍卡壳的一大真相。

乡村振兴下半场

现实中，该县已经完成了乡村振兴上半场，也产生了产业振兴效果，比如该县具备大量高山优质生态农产品，并诞生了一批农创企业和组织。当前的瓶颈主要卡在找不到市场盘活路径、缺乏整合，比如，这些农产品质量优，但产能有限，成本也较高，显然无法走大众电商渠道。

想走高端路线或针对性市场，又缺乏知名度，没有溢价空间，因此该团队提出打造县域公共品牌的计划和方案，得到主管领导和县里农创企业的广泛响应。

接下来的问题是一样的，一谈及品牌打造的费用，一同面临卡壳——对于各项乡村振兴资金来说，县域公共品牌建设费超出固有认知，显得“超纲”了，没有出处。

好不容易内外协力、高效地摸索出好办法，却得不到执行而束之高阁，且挫伤了各方推动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十分可惜。

管理思维和方法的转变，就显得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从2003年国家宣布重启乡村投资，到2022年大文旅投资热潮的20年，或可称为中国乡村振兴的“上半场”。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显著特点是乡村基建大投资，从道路、路灯、环境整治，到网络、农村电商，再到基本农田改造、各种产业振兴，国家投资不可谓不大。经过20年的集中大补课，目前，乡村振兴的硬件基础已经建立。

城乡融合，面临的问题本质是一致的：如同城市房地产20年过快增长导致阶段性产能过剩和大量闲置资产，乡村投资20年集中大补课，也必然出现阶段性消化不良现象，譬如，当前许多投资过热的地区已陷入以文旅、民宿、一些农产品为代表的阶段性产能过剩和产业升级阶段。

相对上半场的“重建设”历史阶段，那么乡村振兴的“下半场”，就应当是面向市场化盘活的“重运营”阶段。运营不似建设，可以纯靠投资拉动，“更高更快更强”，而应当是慢工出细活，靠人、靠时间去一点一点解决问题、累积经验，这才是真正的长期主义。此其一。

其二，重投资和重建设，属于典型的上层拉动型，并不需要太强的民间、组织基础，也因此容易导致利益群体化，与民间脱节等发展顽疾。重运营，则更强调市场的盘活，更多中小微市场主体的参与，群众和社会的组织动员，在地化的组织和文化振兴等，需要将钱投到人身上，而非持续堆积给“物”。这些，未必有多么“宏大叙事”、激动人心，却是更细微、更专业，也更整合“大多数”的事情。

世间最强大的力量，莫过于时代前行的力量。这背后的变化，关涉政府管理者和社会精英群体高质量发展思维的现实转变。而这不只是乡村振兴的问题，也是关于整个社会实现可持续、稳定发展的问题。

城乡融合，关键是市场的融合

乡村振兴的未来，在于城乡融合，而其中关键，又在市场的融合。

中国的261万个乡村，差异极大，要按传统的政治或文化的方法去分类，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事情。但以产业基础去分类，倒是相对容易。

笔者认为，据此可以分为：具备产业基础的乡村，基本不具备产业基础、面临自然淘汰的乡村，以及中间大多数“中不溜秋”——缺乏产业基础但短期也不会被淘汰的乡村。相关论述，笔者已经在前期一些文章，以及即将出版的书中呈现，本文暂不展开。

具备产业基础的乡村，比如城郊、景区，工业化和具有特色原产地农产品的乡村，已经以各种市场化方式融入城乡融合。这些地区的乡村居民，往往既能享受到城市和产业化的好处，又能享受到乡土环境和集体制度保护的好处（比如宅基地），生活也相对富裕，反而成为城、乡居民共同羡慕的对象。它们只需要按照市场化规律发展、不断优化升级即可，政府和社会各界过多地关注、投入，反而容易造成市场干扰和资产闲置。

这类型乡村，本身就是社会资本和媒体舆论倾向的地方，加上地方政府拔尖扶优、做标杆出政绩的需求，往往累积出新问题。这是“上半场”普遍存在的问题，自不待言。

重点就在于大多数“中不溜秋”——本身特色或产业化基础不足（如规模小，难以产业化），又缺乏外力扶持的乡村，如何在自身乡情和市场需求之间，找到市场定位，继而探索出内生型、可持续发展的方法？

市场不仅需求产业化、标准化的乡村产品供给，也需求非标化、个性化、高品质的乡村产品供给，这就是这些“大多数”乡村的城乡融合之道！

而这些道路，需要大量运营主体和乡建者扎根乡土，进行反复探索、验证。在缺乏市场化基础和明确方向、方法阶段——一般市场主体向来倾向“锦上添花”——政策性资金的初始支持，就尤为重要。这类资金未必要多，但必不可少。

笔者认为，乡村振兴的下半场，应当少谈宏大“产业”，多讲“运营”“盘活”的方法，各项乡村振兴资金，也应当从宏大的“产业振兴”资金中，抽出相当一部分到文化、组织和人才振兴领域。

其中，针对各种乡创者、基层干部、返乡青年乃至普通村民的人才培训资金倒是不缺，但往往为培训而培训，为花预算而花预算，既缺乏方向和特点，又不针对本土实际问题，质量不高，各种受培训者兴致也不大，存在极大的资金错配和浪费。而文化及村民组织振兴，以及市场化运营方向的投入，由于其缺乏明确的政策规定和审计标准，往往没有钱，基层也不敢花钱。

运营是市场的核心。市场并不只有产出和销售，管理、品牌、推广、渠道等因素，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进入市场供给饱和后，往往更是企业、项目成败关键。即便以重投资、重建设的房地产行业为例，在制定项目投资预算时，依然会设置管理费、营销费等运营比例。进入“重运营”阶段的乡村振兴，也应当如此！

因此，笔者建议：

第一、各种乡村振兴资金，应当实行“运营前置”的原则，在规划、设计之初，就以运营思维为导向，引入后期负责的运营团队介入。以定位、市场、运营为导向进行规划、设计；

第二、设置一定的运营费用比例。一方面，在总投资中设置一定比例运营费用，另一方面，动态过程中，可以根据项目进展，分层设置比例，如前期重建设阶段，运营费用占比可以低一些，中期过渡时期，运营费用需要大幅提升，而后期运营平稳后，总投资减少，但运营费用占比需要占主导。

显然，如果投资预算全部算入建设，没有运营费用的支撑，大量乡村振兴投资项目就难以摆脱闲置命运，不但造成资源浪费，更导致乡村振兴无法市场化和社会化突破。

这在浙江杭州等地区，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例如下放到镇村的区域公共品牌打造、乡村文旅策划、月度活动费用、乡村CEO招聘、乡村“特派员”奖补等政府采购服务体系，为这些地区活跃的乡村振兴的市场化、社会化基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乡村振兴到了从重建设到重运营的转折时期，通过运营前置，以及设置乡村振兴运营费用占比，解决乡村运营没有钱、有钱不敢花的政策问题，是当前突破乡村振兴瓶颈的一大关键！

No.6173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刘子

作者简介：专栏作家，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学者，“乡建者小会”发起人，著有《焕新——刘永好和新希望的40年》等书。另有“乡村三部曲”2025年即将陆续出版，敬请关注。个人公号：刘子的自留地。

开白名单 duanyu_H｜投稿 tougao99999｜图片 视觉中国/豆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