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和罗马帝国意识形态的重塑原因，以及法家意识形态的衰落

在与权力核心的结合的方面，意识形态化的发展也同样是一个逐渐接近的过程，并非一而就。汉代对于儒学的尊奉自前汉武帝名义上提出了独尊儒术开始,到明章时期的正式确立，经历了二百年的时间。

而基督教从2、3世纪逐渐被罗马上层接纳，虽期间几度遭遇打击，但在313年米兰敕令被君士坦丁正式宣布合法,并于尼西亚会议之后正式成为主流宗教，也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

除此之外，与权力的勾连与主导思想对于皇权的解释，驯化和主导权的博弈，在确立之后，也并非不变的。但具有合法性根基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稳定性，也无法被轻易动摇，东方的玄学兴起或是西方的尤利安的异教改革也依然无法动摇主导意识形态的延续。最后是关于意识形态所影响群体的实践性方面。

儒家群体自秦末汉初的主要从事民间文教工作直至西汉武帝时期开始逐渐加入帝国政权，但这一时期儒生对于政务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在政务活动中所占的比例相对于代表了法治的文吏群体还相对较少。直到东汉重构以来，儒生角色逐步官僚化，逐步与文吏群体相融合。也就是说，“不仅在朝廷承担着传经、议礼之类的文化任务，并且还适应、熟悉和真正地承担起了任务以至吏治事务”。这种儒生角色的出现，确立了儒家意识形态以及儒生群体在国家机构中的牢固地位。

此外，广泛的基层影响力来说，“孝廉”察举制度的运行以及“三纲六纪”思想的产生，逐渐使道德化的儒生行政官僚体制同基层的“礼治”传统社会勾连了起来，使得儒家意识形态成为贯穿官僚运行体制与基层民间社会的互动联络媒介。虽然并非完全制度化的人才流动机制，但依然在官僚队伍中确立了儒生的主体地位，使儒生群体和儒家礼制意识形态在基层村落自治实体中深入了下来，从而实现了儒家意识形态所构想的整体的“礼治秩序”。

而基督教和儒家不同，其在步入4世纪，被君士坦丁宣告合法化的时候，已然是一个一个拥有大量信徒群体和社区的宗教团体。而在宣告合法化之后，更是在以相当高的速度保持着信众的增长，欠缺的只是和权力的勾连与对皇权的解释，而尼西亚会议将这两者都完成了。关于其思想的完善和社群壮大的具体部分会在下面的第三章中详细论述。

结语

本文论述了意识形态的概念及其理论发展的过程，并解释了比较的可能与节点的选择。首先明确了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认识，就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观念系统，并对其理论体系的发展进行了简要概述。然后明确了意识形态同思想体系之间的差别。意识形态通常是从思想中渗透而来，受其影响，但不被其决定。

接着，对于古代世界的中西国家比较研究，以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神学的意识形态化研究分别进行了梳理。基于这些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与视角，对于古代世界中西思想的意识形态化研究就有着理论依据和研究积累。由于意识形态的塑造一个是逐渐磨合成型的过程，而意识形态并非是凭空出现的，是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接着后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所以当统治阶级主体前后一致或意识形态前后关联的时候，“重塑”的使用也就成为了可能。

总之，白虎观会议与尼西亚会议作为汉朝与罗马帝国意识形态重塑的节点，有着特殊的性质以及充足的比较价值。基于这两次会议召开时中西两个古代国家的社会、文化等历史背景，对于重塑的原因进行探究及比较具有可比性和历史意义。因此，深入挖掘意识形态重塑的原因及其背后的理性差异等深层因素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中西古代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历史发展趋势有着重要的价值。

下面探讨汉朝和罗马帝国意识形态的重塑原因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探究：第一部分是分析意识形态重塑的外部因素，包括前意识形态的破碎、统治合法性的追求以及皇帝的倾向；第二部分是挖掘意识形态的思想和阶层的内部因素，主要是意识形态来源思想的发展与完善、思想载体阶层的发展与变化以及思想的分类与冲突；第三部分是深入探究汉朝和罗马帝国意识形态重塑原因异同的深层思维文化因素，包括宗教与世俗差异、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的差异和语言文化的差异。

法家意识形态的衰落

正如上文所论述的，汉代的儒家国家意识形态重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故而儒家意识形态的前意识形态的衰退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汉初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思想流派如司马迁所言，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学派。准确来说,经过了秦汉之际的演变，各家学说在思想上都有着一定的借鉴与混同，相互都受到着彼此的影响，但在社会和文化领域都保持着统治地位的就只有儒、法、道三家。

余下的阴阳家成为了认识世界和自然的理论框架，墨、名两家已经丧失了对于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前意识形态的衰退自然指的是在秦汉的国家意识形态塑造过程中，儒家逐渐居于主流地位，而法、道思想不论在名义还是实践领域都逐渐弱化的趋势。实际上，在法家思想完全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秦代，秦始皇也明确承认了礼制和儒家思想在基层社会与民间文化风俗中的重要地位，“然则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意于三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