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山都为什么被称为“世界上最邪恶的公司”？

孟山都，曾经最大的全球农化公司，一手卖化学农药产品，另一手又卖转基因作物种子，因其产品危害引起诸多诉讼面临巨额赔偿，最终被德国拜耳集团收购，但是它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的严重影响并未随着收购而终止。拜耳继承了其“衣钵”，利用其资本实力继续推广转基因作物和换汤不换药的化工农药产品。

近日，观察者网记者采访了《种子帝国：孟山都的过去与人类粮食的未来》一书作者、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环境史教授巴托·埃尔莫尔，从中我们又可以了解到许多重要信息。

当一些新的事物刚出现时，我们或许难以认识到它的危害，比如DDT、多氯联苯、草甘膦等等，可是当它一旦被资本盯上用来牟利且不受严格管控，它所带来的巨大危害便似覆水难收。正如埃尔莫尔所言，“没有人希望企业‘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它们有能力主导或者影响一些科学研究的结论，而这些结论最终将被监管机构用于决定是否批准那些企业的产品上市”。如今各种方兴未艾的基改产品可能也是如此，但愿未来我们还可以亡羊补牢。

YALIPUB

文｜郭涵 观察者网

本文转载自“底线思维”公号

《种子帝国：孟山都的过去与人类粮食的未来》

（美）巴托·J.埃尔莫尔著，黄泽萱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4月版

上周【编者注：原文发布于2024年10月29号】，国际快餐业巨头肯德基天津门店陷入转基因大豆油风波，“肯德基用转基因大豆油未显著标识”、“天津多家肯德基门店被立案调查”等话题冲上社交平台热搜。那么，餐饮企业使用转基因大豆油是否要公示？哪些企业或环节如未标识应被调查？这一系列问题引起大众热议。

自上世纪末开始，中国逐步且有限地进口转基因农作物，如大豆、玉米等。近年来，随着国内转基因食用油等数量的增多，中国对转基因的管理也持续加强，比如针对转基因相关食品实施强制标识，根据现行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应当醒目，并和产品的包装、标签同时设计和印制。

近些年来，只要谈论转基因话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种子供应商——“孟山都”总是站在舆论争议中心。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4年9月，原美国农业生物技术巨头孟山都公司（Monsanto，2018年被德国制药及化工集团拜耳收购）已经就约10万起涉农达（Roundup）除草剂致癌的法律官司与原告达成庭外和解，并支付近110亿美元赔偿金。目前仍有约5.4万起官司在等待结果。

从化工材料、农药到转基因种子，孟山都的经营领域涉足广泛，也曾开创了农业应用生物技术的产业化模式。然而，从杀虫剂DDT、橙剂再到农达，围绕孟山都产品危害人体与自然环境的争议一次又一次上演；而公司历史上雇“影子写手”、通过操纵科研发表来影响监管机构的做法更是引发职业伦理层面的质疑。

孟山都公司有多少“黑历史”？又是靠哪些手段在美国等其他国家顶住重重争议？这对粮食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商业行为与监管责任之间的关系，以及更宏观的人类与自然“共生”关系带来哪些启示？近日，观察者网对话《种子帝国：孟山都的过去与人类粮食的未来》一书作者、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环境史教授巴托·埃尔莫尔，请他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观察者网：您能否同读者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开始研究孟山都公司？这个主题如何与您的专业研究领域结合起来？

埃尔莫尔：我最早是通过读报纸上的新闻了解许多关于孟山都的事情。这令我对那家公司的历史有了基本认识，也知道它在塑造美国现代农业体系的过程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

但真正开始深入研究孟山都的契机，源于我之前写过的一本关于可口可乐公司的书。这款饮料品牌来自我的家乡，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起初，我希望了解可口可乐这款经典饮料里咖啡因的供应方。这个问题比较微妙，在互联网上基本搜不到相关信息。

我花了一番功夫才搞明白，可口可乐里的咖啡因最开始来自孟山都，一家1901年创立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公司。孟山都从那些成色差、被倒掉的茶叶屑里提取咖啡因，经过加工后用到可口可乐的饮料里面。

2009年，我坐飞机去圣路易斯，那里距离我的家乡大概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然后查阅了孟山都公司的内部资料。你需要先向公司提交申请才能查阅这些商业资料。回去之后，我下决心写一本关于孟山都的书。这家公司从给可口可乐饮料供应咖啡因起家，发展到后来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转基因种子销售商。这是一个巨大的跨越。

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作为一名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环境历史学者，我所在的这门专业主要研究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长期影响，以及自然环境如何塑造人类历史。因此，考虑到孟山都公司多年来在世界各地造成的影响，这显然是一个我感兴趣也希望写下来的故事。

观察者网：向孟山都这样的大型企业申请查阅内部资料，会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埃尔莫尔：我不知道在其他国家是什么情况，可能会有不同的挑战。人们会假设美国这边的情况更加透明与公开，但我不能赞同。事实是，大公司经常是高度保密的，会严格限制外部人士接触他们的内部资料。

虽然美国有很多公开上市的公司，但通常来说，要获取他们的资料都需要得到事先批准。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同事格雷戈·米特曼（Gregg Mitman）教授写过一本关于凡士通（Firestone）轮胎公司的书。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办法查阅凡士通的内部资料。我自己在写关于可口可乐公司的书的时候，他们也不太情愿与我分享内部资料与记录。所以，孟山都愿意让我查阅内部资料确实显得比较特别。

但我想说，对于任何希望从商业公司获取资料的写作者来说，就算得到了批准，你们能看到的资料也往往是“处理”过的。那些文件里面不太可能会出现损害公司利益的内容，包括我们俗话说的“确凿证据”（smoking gun）。公司有什么理由让你看到这些东西呢？

所以，本书中干货最多的证据主要来自法庭公开的文件。我想在美国与其他国家，法庭文件是最有可能帮助你获得一些本来不可能公开的证据与信息的渠道，比如电子邮件与私人信函等。

《种子帝国》书中提到了许多涉及孟山都公司的法律诉讼，有些案子我去旁听过，并看到了一些新公开的证物资料，时间正好与写书的过程同步。我把这些第一次公之于众的文件内容写到书里面，这也算是通过调查新闻记录历史的方式。

观察者网：对于不太了解相关背景的中国读者来说，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孟山都公司发展过程中的最重要争议，包括对环境与普通美国人造成的巨大伤害？

埃尔莫尔：围绕孟山都公司出现了太多的传闻，也有大大小小的不同争议，其中最大的争议可能就是多氯联苯（PCB,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这种化学材料，也是在国际上得到认证的污染物，被大量用于电子产品的绝缘材料中，但也广泛地用于许多东西，比如圣诞树、染料、儿童食用麦片的纸板包装盒中。

多氯联苯在20世纪30、40年代获得了广泛的商业化运用，最初被包装成一款安全的化学材料，但最终在70年代被美国的国家环境保护局（EPA）宣布禁用。那个时候，孟山都基本上是美国唯一生产多氯联苯的企业。在国际上还有几家公司在生产，但孟山都的产量是最大的，甚至连鞋油中都加入了这种成分。

科学家在60年代就得出了明确结论，多氯联苯含有剧毒物质。到1969年，孟山都内部已经知道这种物质存在毒性，并讨论该如何应对。一名公司高管在信中（书中附上了这封信的原文）说：“也许我们应该（对质疑）坐视不理，尽可能多地、能卖多久就卖多久！”内部资料显示，公司的人很清楚这种物质的毒性，却依然决定向市场出售。

台湾一家食用油厂在生产米糠油时，使用了多氯联苯(PCBs)来对米糠油进行脱色和脱味。由于管理不善、管道渗漏，使PCBs渗入米糠油中，并受热后生成了多氯代二苯并呋喃(PCDFs)和其他氯化物，这次事件共造成近2000人中毒和53人死亡，被称为“台湾油症事件”。| 图片来源：网络

另一个案例是橙剂（agent orange），这是上世纪60、70年代美军在越南使用过的化学物质。橙剂混合了两种不同的除草剂，而孟山都公司恰好是最大的生产商。美军试图用橙剂大范围消灭越南地表的植被，让越共军队无处藏身。

美军飞机在越南喷洒橙剂资料图｜图片来源：网络

但我们现在知道，橙剂里面含有剧毒化学物质二噁英（dioxin），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包括许多美军老兵都深受其害，更不用说对越南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破坏了。

至今仍有美国人因为受到橙剂的伤害而获得政府赔偿。我父亲曾在越南服役，他因为暴露在橙剂的影响下获得了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医疗补贴。我去过越南，看到了那些在不同地方接触到橙剂的越南公民，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有参战者受到伤害。而我在书中展示的文件显示（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很重要），孟山都公司内部在上世纪40、50年代就知道橙剂是有毒的，但他们依然在60至70年代售卖这种物质。

最后的一个案例是今天依然在各地使用的除草剂——孟山都售卖的一款名为农达（Roundup）的草甘膦产品。它引发了巨大争议。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发布的一份基于科学研究的分析报告显示，这款农药中的活性成分与罹患非霍奇金氏淋巴瘤（Non-Hodgkin lymphoma）存在关联。

世卫组织的结论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与讨论。我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影响读者，因为我并没有医学专业背景。但是每一个前面提到过的物质，比如多氯联苯、农达都有着广泛的运用，包括在越南，美国、巴西还有其他地方的农场，这些有害物质对全球都造成了影响，引发了严重关切。

然而，神奇的是，孟山都居然承受住了这么多且巨大的争议。我在书中记录了这家公司如何通过非常老练的司法操作与技术手段，成功地顶住了争议。

观察者网：在您提到的“司法操作与技术手段”中，美国政府与游说集团（包括律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们如何影响美国公众对孟山都公司的信任，以及对相关环境破坏、受害者诉讼产生的影响？

埃尔莫尔：我在给这本书起名的过程中思考了很久，我担心没有人会对一个乏味的标题感兴趣。因为我反复看到类似事情上演，都始终绕不开监管机构失职这个主题。政府机构未能有效地、果断地禁止那些可能会伤害环境与个人的化学物质投向市场。

某种程度上说，我写这本书不仅仅想要讲述一家居心不良的大企业的发迹故事，而是指出了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州政府机构的失职，他们没有尽到监管企业的职责。

读者们可能会感到意外，但在美国，环境保护局经常需要参考一些科学研究的结论作为评估产品上市的依据，而这些科研论文却是在他们所监管的企业“资助”下写就。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是企业在做这件事？一种常见的辩护理由是，因为联邦机构缺乏足够的资源，无法充分监管到每一个行业、每一款在市面上发行的化学产品，对它们做全面的质量分析。

可就连小学生都能看得出来，这就是“让狐狸来看鸡窝”。没有人希望企业“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他们有能力主导或者影响一些科学研究的结论，而这些结论最终将被监管机构用于决定是否批准那些企业的产品上市。这是读者可以从本书中了解到的一个重要教训。

此外，为了确保影响生态环境的产品的安全性，我们也需要权力更集中的监管部门与更独立的第三方机构。

问题在于，就算企业反复向我们保证产品是安全的，还是会出现问题，但今天的美国人生活在一个政治上高度分裂的社会中。对于政府机构是否应该获得如此大的监管权力，许多人有不同看法。美国目前的相关监管体制某种程度上说有点失灵了，无良的行为体能够逃避判罚，如果存在更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那些企业的行为本可能被有效地监管或遏制。

观察者网：2019年，涉及孟山都农达产品的哈德曼（Hartman case）案件判决在中国也引发了关注。一些机构当时评价，法院的判决并没有“遵循科学结论与理性精神”。您怎么看孟山都的相关法律争议在海外引发的讨论？

埃尔莫尔：我认为这体现了一种在国际上通行的模式。我自己采访过孟山都公司的内部人士，也见过一些了解内情的人。孟山都有公关手段，也就是尽可能地去影响监管机构，影响相关公共舆论，为他们的产品顺利投向市场提供方便。所以，孟山都公司的产品销往中国、越南或者巴西等地方，一点也不令我感到意外。

关于农达的争论是一个比较麻烦的话题，很难讲清楚。不同的机构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比如，美国环境保护局表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暴露在草甘膦下与罹患非霍奇金氏淋巴瘤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欧洲食品安全局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却得出了非常不同的结论。

研究人员正在喷洒农药｜图片来源：互联网

这个争论持续到今天。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孟山都这家公司长期就有“生产”科研论文、找“影子写手”的前科。“影子写手”是指，一些论文的署名作者看上去与公司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但事实上，这篇论文是在孟山都的授意与支持下完成的。他们多年来都在做这种事，不仅仅是一些法庭文件揭露过，我自己在查阅公司内部资料时也发现过。

图片来源：bloomberg

就算我们能够证明某种化学物质不会对人体或环境造成伤害，可结合历史上的案例，公众与监管部门也很难了解到事情的全貌，因为有太多势力试图干扰、影响关于某个产品的科学结论。这模糊了科学研究与企业行为之间的界限。

但“影子写手”的问题应该引发合理的关切。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诉讼案件如此令人担忧。在法庭上公布的文件，包括哈德曼一案透露的部分内容，都引发了对于孟山都公司幕后操纵行为的职业伦理质疑。

我们现在面临不确定的未来，试图思考该如何处理农达这款全球热卖的农药。它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也就是孟山都推出能够适应农达的作物品种后才开始走红。两者之间形成了完美配合，这让农达成为历史上最畅销的农药之一，是第一个销量破10亿美元的农药产品。但考虑到当时面临的不确定因素，现在回过头来看，真的是一件好事吗？我们至今仍在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

观察者网：在许多国家，反对转基因作物或食品的民众会被贴上“反科学”的标签，所引发的讨论也越来越撕裂着社会。您怎么看待这个具有全球共性的问题？

埃尔莫尔：你问到了最重要的问题，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当我还是一名青年学者的时候，我曾经从事过涉疫苗产品的基因工程相关工作。这个话题在美国的争议非常大。我并不是一个“反科学”的鼓吹者，也并不觉得基因工程这种技术本质上是“邪恶”的。

正如你指出，互联网上有一部分人试图让相关话题的讨论变得更分裂，这并不具有建设性。我认为在转基因话题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存在着中间立场。科学可以带来神奇的事情，比如已经投入运用的、最新的基因编辑技术CRISPER，可能会帮助人们带来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当然我没有办法预测这种技术的未来。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的工作是回顾基因工程技术过去25年来（甚至更久）的运用，我认为人类真的进入到了一个基因工程领域的新时代，而我想要记录这个过程并且强调（特别是基于我的科学背景），人类过去运用科学技术的方式是存在问题的。

在互联网上，有人对于转基因作物（GMO）保持警觉，在我看来是说得过去的，他们不一定全都是反科学主义。当然有一部分人会发表离谱的言论，谁知道呢？互联网上确实存在形形色色的意见。

而在我看来，大公司非常乐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因为互联网上的离谱言论会令真正合理的质疑声音“失焦”。比如围绕农达的案例，人们认为，只要向这些转基因作物喷洒农药就够了，不需要操心其它事情。可事实并非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作物对这款特定农药产生了抗体。在美国，我们就是陷入了这样的循环中。

2013年加拿大温哥华举行抗议孟山都转基因生物与农达除草剂的游行 | 图片来源：社交媒体

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孟山都公司也在兜售产品，宣称农达可以解决那里的所有问题。可这却导致那里的农民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他们被迫开始依赖孟山都的产品，先是要购买适配农达的作物种子，接下来还要去买另一种农药，用来处理已经对农达产生抗体的作物。

所以，我写的这本书其实是“支持科学”。我的本意是要认真对待科学问题，承认美国的转基因作物在投向市场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这显而易见。我鼓励人们读一读这本书。现实非常复杂，但应该帮助人们去真正理解这些作物的问题，而不是条件反射式地将转基因生物视作“邪恶”，这样做是没什么好处的。我们应该避免以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问题，许多差错与疏忽恰恰是发生在所谓的“灰色地带”。

观察者网：能否聊聊您写完这本书后的启发，我们能够采取哪些方式实现更好的监管，或者是提醒公众关注这些重要的议题？

埃尔莫尔：在书中，每个当事人都发挥了作用。一方面，法律诉讼曝光了大量文件；另一方面，许多原告律师为了寻求真相苦苦坚持数十年，他们要证明孟山都公司做了错误的、不道德的事情，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不幸的是，在孟山都的案例中，我们看到公众越来越依靠法律诉讼来实现正义，但其实这样做的效果是有限的。

比如多氯联苯的案子，伤害已经造成，许多受害者早已去世多年，不少人都是死于癌症。虽然为时已晚，这些法律诉讼还是试图追溯孟山都公司的责任，在部分案例中是成功的。关于多氯联苯的诉讼已经成为美国司法界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德国的拜耳公司在2018年收购了孟山都，他们现在也要面临美国这边的诉讼，有的案件和解金额高达10亿美元。

另一个影响在于，那些剧毒化学物质依然留存于世上，很难再把它们关回“潘多拉的魔盒”中。所以，就算有些人会说“正义也许迟到，但从不缺席”，可这一定程度上依然属于“亡羊补牢”。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强有力的第三方监管机构，有足够的资源去开展科研、制定预防性原则，不能等到某个产品进入市场后再采取行动。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当然，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比如中国，制度和监管环境与美国非常不同，每一个国家都要面临不同的挑战。但在我看来，美国的这种模式不可能产生好的结果，也就是让私人机构在某个领域“生产”科研成果，这些科研成果被用来决定某款上市产品的效用。我们已经见识到这样做的后果。

美国有些人可能会不同意，但我认为应该支持建立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全球性监管机构，向它们提供充分的资源，只有在监管的层面“长出牙齿”，才能保证上市产品的质量安全。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3岁。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份学术工作，也不仅仅是关于我自己，而是为了确保孩子们未来能在一个安全、卫生的环境中成长。如果大家读过书就会发现，对于会导致环境污染的化学物质监管，我们过去的做法实在是非常粗心。今天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因为我们并没有建立一个完善的产品质检体系。我知道这需要时间，其他国家也会有不同意见，但我依然希望各国能够携手努力，因为环境是全人类共享的遗产。

我也希望借此机会对中国读者说，这并不是一条孤单的道路。事实上我为了写这本书采访了各行各业的人，从农民、学者、科学家、工厂内部的工人到参与官司的律师，许多人都意识到孟山都的丑闻有多严重，他们试图唤醒公众的关注。这样的事不仅仅发生在美国，也包括在越南与巴西。

最后，我注意到，许多这些化学技术的发现都能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是冷战时期。这些技术就是为了战争而诞生的，比如橙剂在越战时期的大量使用。我们需要摆脱这种“向大自然开战”的思维定式，我认为杀虫剂就是这种思维定式的典型体现。

自然孕育了人类，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承认，人类最伟大的力量体现在“仿生”（Biomimicry）这种理念与实践中，也就是尊重并发掘大自然的美妙，以一种和谐共生的理念去设计我们的农业体系，而不是建立在对自然的破坏与摧毁之上。只有这样才能为人类打造更长久与美好的未来。

比如我现在正观察一片树叶，我们不应该把它看做某种“敌人”，必须通过喷洒农药将其“消灭”。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天真，但这确实是我从别人身上学到的一些经验。写这本的过程也是我从许多人身上学到东西的过程。

点击下图，了解真实的转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