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残酷真相：妇女没裤子穿

来源丨一剑的江湖

作者丨一剑

中国人向往着“盛世”，喜欢讲中兴，比如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盛世”一词，最早是拿来赞颂传说中的上古时代。

在两汉之人看来，“盛世”乃是一种对理想的向往，而非对现实的赞颂。

魏晋时期，开始有人拿“盛世”来赞颂当朝。唐宋以后，这种用法更为常见了。

到了清朝，皇帝将“以盛世指称当朝”这种用法推向极致，其使用次数远超此前历代之和。

到了晚清，已是内忧外患，清朝皇室也依旧处处以“盛世”自居。

于是，出现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大笑话——康乾盛世或称康雍乾盛世。

据考，邓拓是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人。

邓拓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中如此阐述：

“历史已经证明，清代的所谓‘康乾盛世，嘉道守文’的整个时期，即是封建经济发展到烂熟的时期，也是它的内在矛盾和外部矛盾开始充分暴露的时期。”

显而易见，在邓拓的语境里，“康乾盛世”这个词带有讽刺、否定的意味。

此后，“康乾盛世”一词，遂长期作为史学界惯用的讽刺性概念存在。

不知为何，进入新时代，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书籍和荒诞不经的影视剧误导下，居然有很多人赞美、歌颂“康乾盛世”。

他们以为康雍乾时期是一个国泰民安、人人富裕的太平盛世，那时候的中国人幸福指数稳居世界前列，甚至为自己没有生在那个历史年代而嗟叹不已。

但是我可以保证，任何人只要经历过所谓康乾盛世，他绝对不想在那里多呆一天。

特别是生活在如今中国的人们，如果了解到康乾时期真正的原貌，也不可能再去讴歌和向往。

因为，康乾盛世不但不是什么盛世，而且是没落世、苦难世、乞丐世。

为什么这样说？来看看“康乾盛世”的真相就知道了。

首先，体现在经济上，人民生活普遍贫困，饿殍遍地，民不聊生。

不少人吹嘘康乾时期，社会经济比较繁荣。

实际上，在明朝后期，江南一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手工业高速发展。

以松江潞安府为例，这个地方最繁荣时，织布机加起来大约有一万三千张。还有南京地区的陶瓷业，工人们每年可以生产上百万件精美陶瓷。

景德镇大约有上万家作坊，他们都拥有很高明的技术，设备也非常完善。不仅生产官窑，也会生产大量民用瓷器。

但是到了清朝，清政府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民间经济活动受到抑制，工商业者遭受打击。

整个社会经济迅速堕入深渊，人民的生活陷入贫苦交加之中。

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

清王朝雇用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

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

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

“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

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两岸的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乾隆时代中国人和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实在太大了。

14世纪，欧洲人并不比中国人富裕多少。

他们的食物中肉食比重并不算高，一大块面包加一碗浓汤就已经让辛苦了一天的英国农夫心满意足。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欧洲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18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

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

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

晚饭是面包和奶酪，周末则可以吃上鲜猪肉。

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水平更是蒸蒸日上。

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

而乾隆年间的中国人吃的是什么呢？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主要食物一直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

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还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

据《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

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

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

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的情况十分普遍。

诗人唐甄在山西做过知县，亲眼目睹了清朝统治之下的痛苦生活。他著有《潜书》，里面提到：

“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

他亲眼看到，山西妇女多无裤可穿，而“吴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所谓“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的描述与唐甄的记载完全吻合，可见确实是实情。

如果说，还有人怀疑外国人抹黑中国的话，那么唐甄可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康乾时期的百姓，多数都处在重度贫困状态，遍地乞丐。

连乾隆皇帝去登泰山时，都碰到数以万计的乞丐持碗乞讨，拦都拦不住。

清朝的人均耕地面积、人均占有原粮成品粮、劳动生产率都只有汉唐宋明的五到六成，人均占有成品粮只有350市斤，百姓挣扎在饥寒交迫的边缘，这叫什么盛世？

其次，在政治上，吏治松弛，腐败丛生。

康熙年间，官员贪污现象已经相当严重，如满族大臣索额图、明珠，汉族大臣徐乾学、高士奇等。

当时民谣有言“九天，供赋归东海（指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澹人（高士奇）”。

康熙觉察到情况严重，惩办了一批贪官，大力表扬于成龙、张伯行、张鹏翮等一批清官，将他们立为榜样。

康熙渐渐发现，即使是自己树立的典型，也并不是真的两袖清风。

张鹏翮在山东兖州当官时曾多次受贿。张伯行爱好刻书，每刻书至少得花上千两银子，仅靠俸禄不可能支撑起他的爱好。

晚年时的康熙对反腐已力不从心，不仅不再致力于肃贪，反而认为“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

进一步助长贪官污吏嚣张气焰，给了他们名正言顺搞腐败。

康乾朝的衰败除了真正的官员腐败以外，王公贵族乃至于皇帝本身则更是穷奢极欲，即使是最崇尚俭朴的雍正也修建了圆明园。

乾隆继续大兴修建，使得圆明园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华丽的皇家庭苑，由此皇家的奢靡可见一斑。

乾隆好大喜功，自己的生日庆典奢靡到极致。他的八十大寿光景点就花费了白银1184万两，更不用说其他。

乾隆继位后，大开“宽容放任”风气，尤其在乾隆晚期，贪污之风盛行。

乾隆皇帝六度南巡，为了维持奢靡生活，乾隆还巧立名目，勒索官吏、商人和百姓钱财。

他规定：官员如有过失或失职行为，可向皇帝缴纳罚银或赎罪银，以换取宽恕或免罪，缴纳的银两全部进到皇帝私囊。

乾隆后期，整个官场都弥漫着贪赃枉法、唯利是图的恶劣风气，各级官吏过着犬马声色、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置国计民生于不顾。

再次，在文化上，大兴文字狱，思想文化和国民精神方面一落千丈，萎靡不振。

清朝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文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肆意屠戮文士，流放关外的士人竟高达成千上万。

严重制约了社会思想的进步，并扼杀了明末以来的启蒙思想解放进程，除了皇权之外再无其他思想。

中国从此进入一个死气沉沉而昏暗的时代，被欧洲人称为“中国的中世纪”。

在封建皇权严酷统治之下，国民的精神面貌低到了极为卑微的地步。

根据英国人的记载，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英国人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总兵痛快地答应了。

英国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

使团成员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

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这一幕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

在船只行驶于内河时，英国人注意到，官员们强征大批百姓来拉纤，拉一天“约有六便士的工资”，但是不给回家的路费。

这显然是不合算的，许多人并不想要这份工资，不断有逃亡的情况发生。

“为了找到替手，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起来加入民夫队。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的事，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

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监工们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这就是“康乾盛世”下的国家、社会和人民，简直牛马不如、惨不忍睹。

而同一时期，西方在干什么呢？

在乾隆出生约二百年以前的1522年，麦哲伦就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

接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来到中国南面的海域，全球化进程从此开始。

乾隆所处的18世纪，更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

在这以前，人类进步的脚步一直是迟缓的。而从这个世纪起，历史开始跑步前进。

戴逸先生在他的《论乾隆》文中说：“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

而这个世纪政治文明的进步并不慢于物质文明。

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

18世纪，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

在差不多的时间里，西方率先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学术理论、社会秩序等各方面改天换地，焕然一新，催生出了全新的现代文明。

涌现出科学界的瓦特、史蒂芬逊、牛顿，经济学界的亚当斯密、李嘉图，思想界的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哲学界的康德、黑格尔等等不朽的传世伟人。

诞生了《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国富论》等伟大的精神文明成果，启蒙了人类（而同期在中国印刷数量最多的却是雍正的《大义觉迷录》）。

西方初步形成了现代科技和文明社会的雏形，使人类开始摆脱蒙昧的状态，走向灿烂的未来。

其实，康乾时期的中国，不是没有机会融入世界文明潮流。

马戛尔尼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公元1793年被英国任命为使节。以乾隆皇帝80大寿的契机，出使中国，打算说服中国与自己通商。

他给乾隆带来了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尔望远镜、帕克透镜、连发手枪及铜质野战炮等先进武器、毡毯、羊毛、图书、闹钟、手表、两架黄色马车以及一艘英国当时规模最大并装备有110门大口径火炮的战船模型等等。

这些代表了西方科技的前沿，是西方科学体系下的结晶。

乾隆皇帝却认为这些都是奇技淫巧，根本不放在眼里。

只是把西方人当作来给自己朝贺的人，坚持要求他们在自己面前行使三叩九拜的大礼。至于与外国通商和平等交往，那就更不用提了。

双方不欢而散，以至两国最后在战场相见。

乾隆的爷爷康熙皇帝比乾隆更早接触西方的科技，并且了解一些世界知识。

但历代皇帝的态度都高度一致，视这些为清朝江山的敌人，禁止在国内传播，禁止民众接触，把现代文明拒之门外。

马嘎尔尼回国后感慨地写道：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和安全就全完了。”

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岸上撞得粉碎”，而且“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康乾盛世，完全就是一个虚假的盛世，是清朝统治者和脑残清粉们吹出来的假象。

有人肯定会来抬杠，说康乾时期中国国土面积扩大，人口数量更多，岂不能称为盛世？

国土面积再大，国家不繁荣又如何？人口数量再多，人民不幸福又如何？

盛世的唯一标准，只能是人民生活幸福富裕、政治清明、社会文明。

否则，史书上再辉煌的盛世，也只是乾隆老儿的盛世，只能沦为历史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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