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应当引入“司法确认制度”

来源： 法务之家

投稿作者：云南省华坪县人民检察院 胡明灿

内容摘要：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观点认为检察院的刚性“量刑建议”侵犯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认为是把检察官与法官的角色互换，有悖法理。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为该制度扫清法理上的障碍，可以引入民事诉讼中的“司法确认制度”，即“认罪认罚具结书”，一经审判机关司法确认即发生法律（国家强制执行）效力，这更能体现“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进一步弱化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符合诉讼发展方向。与其将“具结书”的内容转化为判决书，还不如通过司法确认程序，直接赋予“具结书”的国家强制力。事实上，不论是判决还是司法确认，均是给检察院与被告人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涂上国家强制力的色彩，但是，使用司法确认程序，不仅更能节省司法资源，效力更高，也符合刑事诉讼发展潮流。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理论和实务中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事实上是将检察官与法官的角色互换，由检察官实质性的行使“定罪量刑权”，而法官则行使的是“监督权”。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 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一）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二）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三）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四）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五）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人民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量刑建议后仍然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从规定可以看出，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法院一般应当采纳，这里使用的是一般“应当采纳”，而不是“可以采纳”，即便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法院也不能直接判决，而是只能建议检察院调整量刑建议，只有在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调整后的量刑建议仍然“明显不当”，法院方能依法作出判决，如此强硬的刚性“建议”，这那儿是建议啊！而且现在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占绝对多数都是“确定刑”精准量刑建议。刑事诉讼认罪认罚案件中，特别是在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法官审查检察机关认定的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罪名认定是否正确以及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由于不进行法庭调查和辨论，法官的审查重点，通常放在“具结书”上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的审查上。从《刑事诉讼法》的这些规定来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制度，是把本来行使“控诉权、求刑权、监督权”的检察官，角色转变为实质上行使“定罪、量刑权”（即审判权），而本来应该行使审判权的法官，行使的却是“监督权”和程序上（而非实质性上）的“审判权”，这的确是有悖法理，而且该制度还存在如何保障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在一审判决后行使“上诉权”的问题。

笔者认为，要扫清实施现行刑事诉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上存在法理障碍，可以引入民事诉讼中的“司法确认制度”，即在认罪认罚（判处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罚）的案件中，检察院将案件起诉到法院后，经过法院的公开开庭审理，在法官的主持下，控辩双方对证据进行质证后，被告人表示对检察院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后，双方进行量刑协商，法官保持中立，双方达成合意，现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经法官审查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双方所签署的“具结书”合法、被告人意思表示“真实”，法院对该“具结书”予以确认，对于双方协商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具结书”一经司法确认，即发生法律效力（经司法确认的“具结书”法律效力等同于生效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不得上诉，检察院亦不得提起抗诉。对于司法确认“具结书”，确有错误，可以参照审判监督程度予以纠正。这样，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全程均在中立的法官主持（监督）下，证据也已经公开质证（符合“用以定案的证据”必须质证的法理要求），且由于具结书一经确认即发生法律效力，更能节省司法资源，诉讼效率也更高。

总之，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其将“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内容转化为审判机关的“判决书”，还不如，在刑事诉讼中引入“司法确认制度”，即检察机关与被告人双方签署的“具结书”经过司法确认，即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事实上，不管是以司法确认或是判决，都是使检察机关与被告人签署的“具结书”涂上国家强制力的色彩，使“具结书”上的内容得到审判机关的认可，因而获得国家强制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