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当年我和他最后回城，一别四十余年，再相见我泪流满面

知青岁月：他给了很多关爱，我苦苦等他多年，最后只能祝福他

在我的记忆里，有很多往事已随风飘远，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可也有一些往事就像镌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永远都无法忘记。我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当年下乡插队当知青的那段生活经历。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还记忆犹新，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事情一样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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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9年4月份离开北京到吉林省洮安县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当时到吉林省白城专区洮安县农村插队落户的有几十名同学是我们清华附中的同学，大多数同学是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正是因为家庭问题，我们没能去兵团，也没能去农场，只能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洮安的4月天气乍暖还寒，背阴处还能见到未融化的残雪和冰冻，早晚天气还挺冷。虽然当时已是晚春时节，可我们还没感觉到春天的温暖。当时我们十一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洮安县野马公社平安六队插队落户，大家临时住在了队部的三间土坯房子里。

六队的队长姓张，叫张敬文，当年四十多岁，对我们北京知青特别热情也特别关照，我们都亲切地喊他张队长。张队长说我们十一名北京知青算作一个集体户，大家推选李和平担任了集体户户长。张队长还说，队部的这三间房子确实有些破旧，门窗也破损严重，等天气暖和了，他就安排社员给我们盖新房子，让我们暂时在队部将就一下。

张队长果然说话算话，等忙完了春播，锄完了二遍地，地里的农活暂时告一段落，张队长就带领社员们给我们盖房子，他说秋收前，一定让我们住上新房子。

立秋的前两天，我们搬进了新建的知青集体户，一排五间土坯平顶房子，虽然算不上有多气派，可比起队部的那三间破房子还是宽敞明亮了许多，院子里还修建了厕所和猪圈，张队长说等他家那头老母猪下了小猪仔，就给我们抓一只来，我们喂大了就可以杀猪吃肉。张队长还说我们也可以在院子里种菜，队里有白菜萝卜种子。

搬了新家之后，李和平还是主动承担我们的吃水问题，每天一大早，他就把水缸挑满，不管是该不该他轮值做饭，他都会来搭把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每天晚饭后，李和平就会在院子里刨挖菜地，他说在院子里种上一点白菜和萝卜，体验一下种菜的乐趣，到时吃菜也方便。

那年冬季，我们平安大队得到了一个征兵名额，因为李和平平时表现最好，我们生产队都推荐他去公社参加征兵体检。那年去参加征兵体检的一共八名男知青，每个生产队去了一名，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公平公正，二是怕有人身体不合格通不过体检，人多了就可以择优选拔，最起码有人替补。

在公社的第一轮体检，八个人只有李和平还有一队的张建和李明坤三个人通过了体检，其他人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到了县里复检，张建因为太紧张血压升高，结果没通过复检。最终李明坤顺利通过了政审，参军入伍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李和平却没能通过政审。那时我们才知道，李和平的大伯解放前夕去了台湾，他家因此受到了牵连。

第二年冬季，我被抽调到公社革委会排演文艺节目，负责文艺排演的革委会副主任原本打算让我担任女一号铁梅，后来因为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但没让我担任女一号，还说我不适合在文艺宣传队排演节目，直接把我打发回来了。当时我的心情别人是无法理解的，我感觉我成了一个罪人，都不敢见人了。

李和平看我情绪很低落，就宽慰我说：“每个人都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现状，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没必要为此折麽自己。振作起来，努力做好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来到洮安一年多的时间里，李和平那是第一次单独跟我说话，我发自内心地感激他。在我最痛苦最伤心的时候，李和平是第一个关心我的男生。

1973年秋天，厂矿企业等部门开始优先在我们插队知青中招工招干，我们大队的一名知青还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到吉林大学读书去了。来到洮安插队落户生活了四年多，我们吃了不少苦头，也锻炼了体魄，感受到了乡亲们对我们的关爱和照顾，这个时候突然看到了回城的希望，我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和喜悦。

记得是1974年秋天，大队书记给了我六队知青集体户两个招工名额，赵书记说让我们酌情分配这两个名额，原则是根据知青平时的表现，让大家投票表决，谁得票多谁就去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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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集体户当然是李和平得票最多，其次是徐宁，两个人都是男生。李和平说他不想去供销饭店工作，就把他的招工审批表给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到供销社饭店工作还要政审，我没能通过政审，后来听说公社干部的亲戚到公社供销社饭店工作了，占用的是我们知青的招工名额。尽管我没能招工，我还是发自内心地感激李和平。

一晃就到了1977年春天，我们平安六队知青集体户还剩下我们三名知青，就我一名女知青了。李和平多次对我说，再有招工的机会，一定让我先走。过了不久，还真有了招工机会，结果是县农机铸造厂招工，不招女生，张闻东去县农机厂当了工人，集体户还剩下了我和李和平两个人。

之后的日子里，不管是出工劳动还是在集体户里，李和平都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也很少跟我说话，我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怕别人说闲话对我有影响，毕竟我们当时的年龄都不小了，孤男寡女在一个院子里生活，确实会令别人浮想联翩，胡乱猜测。

那年夏天，我淋雨感冒，发起了高烧，李和平给我烧了开水，让我服了两片退烧药，可我还是高烧不退。李和平赶忙叫来大队赤脚医生给我打了退烧针，又叫来了张婶（张队长的媳妇）陪着我，他觉得他是男生，陪伴在我身边不方便，我发高烧，身边没人陪伴他又不放心，所以才叫来了张婶。

1977年中秋节过后的一天中午，张队长来到了我们知青集体户，他送来了一份县毛纺织厂的招工审批表。

张队长看李和平不在，就笑着对我说：玉婷，我也很想让你和李和平一起离开这里，你们都进城了，我心里也就踏实了。可这次只有一个招工名额，赵书记的意思尽量让李和平走，因为他为村里做了很多事情，还多次被评公社为先进个人。现在招工政审不严格了，下次再有招工名额肯定让你走。”

不一会功夫，李和平挑水回来了，他接过张队长手里的招工审批表看了一下，笑着说：“队长，谢谢您！等会我把审批表填好，就去找赵书记盖章。”

趁我做午饭的功夫，李和平填写好了招工审批表，他直接拿着填写好的招工审批表去了赵书记家。过了老半天，李和平才从赵书记家回来。我问他赵书记给盖章了吗？他笑着说：“盖了，明天一早去公社卫生院体检就行了。”

第二天老早我就做好了饭，简单吃过早饭，李和平笑着对我说：“陈玉婷，今天你耽误一天工，陪我去公社体检呗，我一个人不愿去。”“好呀！我陪你去。”一起相处了八年多，李和平那可是第一次求我陪他去公社卫生院体检，我痛快答应了他这个小小的要求。去公社卫生院院，正好路过张队长家，我顺便去他家请了一天假。

到了公社卫生院门口，李和平把招工审批表和体检表递给我说：“陈玉婷，你进去体检吧，我在外面等着你。”

接过招工审批表和体检表，只见上面工工整整写着我的名字和年龄，那一刻，我心里很温暖也很感动，哽咽着责备李和平：“赵书记点名让你去县里工作，你咋写上了我的名字……”“玉婷，我走了你咋办？你一个人晚上不害怕吗？我是户长，要是把你一个人扔在这我抬屁股走了，同学们会咋看我？乡亲们会咋看我？我心里能安生吗……”李和平有些激动了，话没说完，眼睛里就泛起了泪花。相识八年来，我是第一次见到他流泪。

那次的招工体检和政审都很顺利，几天后我就办理好了进城工作的手续。离开平安的头一天，李和平没出工劳动，他和我一起包了饺子，还杀了一只鸡，买来了猪肉和豆腐，买了两瓶白酒，请来了赵书记和张队长，我们一起吃的午饭。那天李和平喝多了，赵书记也喝多了，赵书记说像李和平这么善良、这样替别人着想的年轻人，打着灯笼都难找。

参加工作不久，我就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第一时间，我赶回平安，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李和平，还从县里给他买了两个午餐肉罐头和一斤白糖。李和平也鼓励我好好复习功课，全力备战高考。

那年12月份，我在考场见到了李和平，他和我一起参加了高考。高考结束后，我继续在毛纺厂上班，李和平因为身体原因，直接办理了病退手续回了北京。

自那以后，我就和李和平断了联系。第一年我高考失利，落榜了。第二年夏天我再次参加高考，考上了吉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长春工作，两年后调回了北京（和别人对调）。到了三十五岁，我才和一名大学老师结为夫妻，组建了家庭。之前我也打听到了李和平的消息，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工作，我俩就如平行的两条铁轨，再也没有相交的机会了。

2019年冬季，李和平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他打来电话，说打算回洮南看望乡亲们，问我有没有时间？我痛快答应了他的邀请，并约定好了回东北的时间。

2019年4月12日，我们一行七人坐上了北京开往吉林的列车。时隔四十年大家聚在了一起，当时的心情有多激动，真得很难用语言表达。当李和平伸出手来要和我握手时，我的泪水就如决堤的洪水喷涌而出，我猛然扑到他怀里，激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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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来，我对李和平的思念，就是滚滚的黄河水滔滔不绝，就如绵绵的秋雨，连绵不断。那种挥不去的思念之情，有感恩有牵挂，也有美好而漫长的等待。可惜时间无法停留，无情的岁月已苍老了我的容颜，当年那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已经成了鬓发斑白的老人，我曾经美好的愿望，也只能化作美好的祝愿，祝愿有恩于我的李和平同学，在今后的日子里健康快乐！直到永远。

目前，李和平夫妇随女儿定居在了奥洲，我们只能通过电话或微信联系，李和平说明年春天他回国，到时我们一起重返第二故乡看望乡亲们，大家一起重叙旧情，我们都期盼着明年春天的再次相聚，同学们一起重返第二故乡，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

作者：草根作家（本剧陈玉婷女生讲述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