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刘文彩之孙与周扒皮外孙，在四川大邑会面时的一张合影

初冬的四川大邑，寒风中透着一丝肃穆，刘氏庄园博物馆的石阶上，迎来了两位特殊的参观者。一位是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另一位是“周扒皮”的外孙孟令骞。他们的身份听起来仿佛是从历史书中穿越而来，却在现实中交汇，彼此握手并留下了一张令人遐想的合影。

镜头中的刘小飞身穿一件显旧的黄色外套，面容饱经岁月洗礼，而孟令骞则以黑色夹克示人，年轻且充满朝气。

他们的站位既普通又意味深长——一位背后是祖辈的豪宅与争议，另一位肩负的是传承了近百年的“半夜鸡叫”的故事。这次相遇，究竟只是偶然，还是某种历史的隐喻？

刘文彩的影响力

刘文彩是四川宜宾人，1921年开始，他凭借家族背景和个人能力逐步进入川南的权力核心。最初，他被任命为四川烟酒公司宜宾分局局长，开始接触川南地区的经济命脉。

之后，他陆续担任叙南船捐局长、川南护商处长等职务。在此期间，他与地方军阀和商人密切合作，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积累了巨额财富和人脉资源。在川南，刘文彩的统治伴随着剥削和压迫。他以地方财政为手段，在当地开征了名目繁多的税收。

数据显示，仅叙府一地，他就设置了多达四十四种税种。这些税目几乎无所不包，从花捐、厕所捐，到锄头捐等，五花八门，令人瞠目结舌。这些税收的设置显得随意而离奇，却为刘文彩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家乡安仁镇，刘文彩的剥削手段更加直接和系统。他特制了一种特殊的量斗，在征收粮食时使用。这个量斗设计巧妙，表面上看与普通量斗无异，但实际上却存在着“大斗进、小斗出”的秘密。

当农民向他缴纳租粮时，使用的是容量更大的“大斗”，而当他向外出售粮食时，则使用容量更小的“小斗”。通过这种隐蔽的方式，刘文彩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润。这种操作手段使得农民在交租时吃了大亏，却难以察觉其中的猫腻。

除了在经济上的掠夺，刘文彩的个人生活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他妻妾成群，在当地修建了豪华的庄园，用以容纳他的众多家庭成员。他对女性的侵害行为更是臭名昭著。据记载，他多次强迫年轻女子成为他的妾，甚至被指控对多名女青年进行性侵犯。

他的统治充满暴力与威压，对反抗的农民和不服从的百姓，他常常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在他的管辖范围内，稍有反抗迹象的人，便可能面临被流放、监禁，甚至杀害的命运。

刘文彩通过这种方式，制造了对他的恐惧氛围，以此确保地方的“稳定”。然而，这种表面的稳定背后，却是民众日益增长的怨恨。

解放战争期间的举动

1947年，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逐渐壮大，而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社会矛盾也愈发尖锐。对于像刘文彩这样的地方权贵而言，他的势力范围虽然依然在川南，但已经不像之前那样稳固了。

刘文彩很快得知他豢养的地方土匪郭保之，在宝兴县山区的行动也被地下武装击溃。郭保之的队伍原本是刘文彩用来震慑对手、维持地方控制的一个重要工具。为了应对日益壮大的中共力量，刘文彩开始实施血腥的镇压政策。

他动用自己的地方武装，对中共地下武装进行严密追捕和残酷打击。在他的指挥下，川南的许多乡村开始充斥着搜捕、审讯和屠杀的场面。凡是被怀疑与中共有联系的人，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村干部，都可能遭到严酷的拷打甚至处决。

他的镇压行动不仅针对中共地下武装，还波及了许多与之毫无关联的无辜村民。只要稍有嫌疑，就会被扣上“通共”的罪名，然后被抓捕或杀害。越来越多的农民和百姓选择投向中共，因为他们看不到刘文彩的统治会带来任何改变。

曾经对他表示忠诚的一些地方士绅和武装人员，也开始暗中与中共接触。刘文彩在川南的局势每况愈下，他对地方的控制力逐渐被削弱，地方势力之间的离心离德让他显得愈加孤立。

1949年10月，解放军的脚步已经逼近四川，刘文彩深知大势已去。

他决定从川南返回自己的家乡安仁镇，试图在最后时刻收拢自己的家族势力，并为自己安排退路。

然而，在返回途中，他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他长期以来奢靡的生活和高强度的压力早已损耗了他的健康。10月17日，行至双流县地界时，他的病情突然加重，不久便在途中病逝。

在刘氏庄园的历史相遇

2022年初冬，成都大邑县的刘氏庄园博物馆周围，寒意已然弥漫。在这个拥有厚重历史的地方，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与“周扒皮”的外孙孟令骞相遇了。他们并未刻意安排这样的会面，但却因某种契机走到了一起。

作为各自家族的后代，他们共同站在了这个历史与现实交错的地方，拍下了一张照片。这张合影里，刘小飞身着黄色衣服，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显得较为苍老；而站在他旁边的孟令骞，穿着黑色夹克。

这次相遇，让原本因为历史而显得遥远的两个名字，再次被放在了聚光灯下。刘文彩，作为川南地区曾经不可一世的地方权贵，曾经依靠税收和武装力量掌控一方，而他修建的庄园，如今成了一个供人参观的博物馆。

刘小飞的父亲是刘文彩的二儿子刘元华，退休后的刘小飞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开始四处寻找当年家里佃户和佣人的下落。他带着一只记录本，逐一访问这些当年的雇工和佃农，耐心询问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对刘文彩的回忆，并将他们的口述一一记录下来。

通过这些访谈，刘小飞试图证明外界对其祖父刘文彩的批评过于片面，甚至认为历史中对刘文彩的定性带有偏见。

不仅如此，刘小飞还在刘氏庄园博物馆里担任讲解员，用自己的方式努力为刘文彩“正名”。在游客面前，他将刘文彩描述成一个热心家乡建设的大地主，着重讲述其修路、建桥、办学的事迹，试图塑造出一个慷慨仁义的形象。

他经常在讲解中提到，刘文彩在当年是如何改善村镇基础设施，如何为乡亲们谋福利。至于这些钱来自于哪里，他却避而不谈，未曾提及背后依赖的是那些层出不穷的“花捐”“厕所捐”等苛捐杂税，以及通过“大斗进、小斗出”的盘剥手段从百姓口中夺取的利益。

当有人提出刘文彩的行为中存在的压迫和剥削时，刘小飞显得有些急躁：“谁能一辈子不犯错呢？不能因为一点缺点就全盘否定。”

他总是试图强调刘文彩在地方上的“贡献”，却忽略了这些所谓的“好事”是建立在剥削农民的基础之上。一位名叫映泉的作家对刘文彩的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从听闻刘小飞的事迹开始，便决心自己亲自去调查。

映泉并未完全采信刘小飞的说辞，而是花费了大量时间查阅历史资料，翻阅相关档案，还多次前往四川当地进行实地考察。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映泉对刘文彩的统治手段和行为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映泉认为，刘文彩的罪行不仅仅是普通的剥削地主所能涵盖的，而是具有更系统化的压迫特征。他在书中写道：“历数刘文彩的罪行，可谓无恶不作，罄竹难书。”

周扒皮的形象

站在刘小飞身边的孟令骞，则是另一个故事的见证者。他的外祖父周春富，因被文学作品塑造成“周扒皮”而广为人知。

周扒皮，原名周春富，这个名字已经与剥削和狡猾划上了等号。他的故事《半夜鸡叫》自从被写进文学作品后，在中国家喻户晓，成为地主阶级压榨长工的典型象征。

《半夜鸡叫》中，周春富的形象被刻画得生动且深入人心：为了榨取更多的劳动，他选择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模仿鸡叫。

每当深夜时分，他就偷偷跑到鸡窝旁，学着公鸡的叫声，把刚刚入睡不久的长工们唤醒，让他们起床干活。在被他骗了多次之后，长工小宝对这一反常现象起了疑心。小宝决心找出其中的真相，于是躲在院子的某个角落暗中观察，终于发现了周春富学鸡叫的全过程。

在辽宁瓦房店的村庄里，他是一个典型的小地主。周春富并不以奢华生活闻名，而是将节俭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他经营着村里的油坊，靠榨豆油获取收入，但即使是自家生产的油，他也极少使用，逢年过节才舍得拿出一些。

周春富对土地有着近乎执着的追求。他将所有的盈余都用来购买土地，无论是村里的好田还是稍差的荒地，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出手。在他看来，土地才是最可靠的资产。

他住的房子却与他的经济实力极不相符。据村民们回忆，他家的房子简陋破旧，甚至不如邻居闫振明家的气派。虽然《半夜鸡叫》的故事将周春富塑造成了一个奸诈而无情的典型，但他在村里也并非完全是众矢之的。

村民孔显德提到，在那个时代，地主“也有好的，但好的不多”。周春富或许在某些方面并不算最狠的地主，但他的剥削手段却足够典型，尤其是他对世间的算计和对土地的痴迷。

参考资料：[1]李维嘉.读《刘文彩真相》一书的杂感[J].真理的追求,2000(12):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