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笛：我“偶然”来到澳门，就这样留了下来

王笛在澳门大学办公室（吴忠平 / 摄）

王笛：我偶然窥见了澳门

Wang Di: Bump Into Macao

文 | 刘洳鑫

35岁，在这个被称为“职场分水岭”的“危机之年”，他选择放弃工作，远赴美国深造。

60岁，在这个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花甲之年，他却跨越国度，探索一个全新的城市。

他曾于美国的高校里举起了历史的显微镜，在四川的茶馆里找寻故乡里的中国。如今，他在澳门教书、研究、生活，又在学生的论文、街头的商铺里，“偶然”窥见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汇、平淡日常中的宏大叙事。

他叫王笛，是中国现代微观历史学的开创者，国际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在人生十字路口，用“偶然的决定”，走出了“意外的精彩”的探索者。

历史是偶然的，人生也如此

在成为历史学家之前，王笛其实想成为一名画家。

1956年，王笛出生于成都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音乐杂志的编辑，母亲从事美术工作。他从小在四川省文联大院里长大，受到文艺的熏陶。

在王笛的著作里，不少插图都是他亲手所画。在《那间街角的茶铺》中，他对照着老照片还原了不少成都茶馆生动热闹的场景，茶具、堂倌、茶客一应俱全，栩栩如生。在《历史的微声》中，他描绘了19幅对自己有影响学者的肖像。

王笛坦言，对于走上学习历史的道路，他“从来没想过，也根本不了解”。他从小画素描，没有去考美术，主要是觉得自己水平不够。高考时因为历史考得好，阴差阳错地进了历史系。“在进入历史系之前，我以为历史学就是讲历史故事的，这一切都是偶然。”王笛幽默地说。

“我经常讲，历史是偶然的，历史没有什么必然性。人生也是一样。”在王笛看来，正是这些“偶然”让他走上了与计划中完全不同的道路，也让他收获了更多的人生体验，比如“没有成为艺术家而是成为历史学家”，比如人到中年远赴异国深造，再比如离开美国来到澳门。

1991年春天，为了在学术上寻求突破，已是副教授的王笛，放弃了在四川大学的教职，到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师从当代极负盛名的汉学家罗威廉教授。1998年博士毕业后，王笛来到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任教，一教就是17年。

“我以为自己就在那里终老了。”王笛在学校附近的森林里买了一块地，准备像梭罗那样在湖边建一座漂亮的房子，享受退休后的静谧生活。

尽管身在美国，但王笛的研究课题始终以国内为主，他长期往返中美两国，进行田野调查、参加学术会议等。随着年龄的增长，王笛越来越难以承受频繁跨国远程飞行的消耗，加之考虑到父母年事已高，王笛产生了“想要离祖国更近一些”的想法，而让他最终选择回国的契机，也“偶然”地降临了。

“那时，我来澳门大学参加一场学术会议，人文社科学院的代表和我讲这里的科研条件、校园环境，还有待遇，想要把我招过来。”当时澳门大学刚刚搬到了横琴岛的新校区，一切都是崭新的，王笛心动了。“澳大的校长以前是得克萨斯A&M大学计算机系的主任，在这之前我们没有联系过。后来为引进的事情，我们还在休斯顿见面。”机缘巧合之下，王笛决定来澳门“试一试”。

2015年，王笛办理了得克萨斯A&M大学的停薪留职，来到澳门大学任教，担任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探索澳门这座拥有400多年中西文化历史背景、连接中外的城市，他认为这“一切都超过了预期”。“偶然”来到澳门的王笛，就这样留了下来。

《那间街角的茶铺》插画（王笛 / 绘）

日常是宏大的，平凡亦史诗

在一次访谈中，王笛谈道：“很多史家不在意小人物和日常，钟情于大人物和大事件，究其根源，也许出自历史学家的某种野心，像司马迁一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们希望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找到某种历史发展的规律。但在我看来，没有小人物的历史，是不完整的。”

“海面上的波涛往往由下面的潜流决定，所以我们要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仔细分析，只有听到普通人的声音，才能得到有血有肉的、更鲜活的、更真实的历史。”脱离帝王史观和宏大叙事，重视日常，关注普通人，关注自己，这是王笛面对公众，一直在反复表达的观点。他在“成都三部曲”中，透过茶馆、麻将、袍哥，将无名之辈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写入历史。在澳门，他依然通过普通人去窥见历史的波澜。

“现在进入澳门大学的学生，特别是本科生，绝大多数是澳门人，他们在澳门回归后不久出生，从他们的家庭和个人的经历，能够看到回归前后的发展变化。”在王笛看来，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这些都可以从微观的视角去感知。

王笛把“茶馆”看作一个微观世界，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公共空间中，其实可以看到国家整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这样的“茶馆”在澳门也存在着。“澳门的小商铺特别多，像小餐馆、小杂货店等，一个小商铺的历史就可以呈现出很丰富的内容，因为它们是最知道冷暖的，直接反映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多姿多彩的市井图谱。”

如今，王笛在研究澳门的秘密社会和各类社会组织。“澳门有很多社会组织，包括街坊会、教育会、慈善会和大众宗教相关的会，其中有很多长期存在，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切入点，考察它们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在他看来，社会要健康、稳定地发展必须调动人的能动性，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有义务参与社会管理。

王笛坚信，普通人的日常是更柔软也更有韧性的事物，他们构成了宏大的历史本身。“绝大多数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学习、上班、结婚生子、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每天的日常其实就是对社会的贡献。中华文明就是一代又一代的普通人创造的。”

澳门南兴古董店的今昔对比（陈显耀 / 摄）

城市是多样的，多元更精彩

在过去接受的许多采访中，王笛都表达过对老成都的怀念，那是他梦魂萦绕的故土。但他也惋惜地表示，在现代化进程中，记忆中的老城已经成为历史，踪影难觅。

对王笛而言，澳门是一个“偶然的存在”。“几乎所有的城市，都经历了大拆大建，但是澳门没有，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样貌。”这种偶然，源于澳门特殊的历史背景。

“澳门是真正的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在王笛看来，澳门的老教堂、墓地、广场等建筑，都是历史的见证。澳门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孙中山在镜湖医院行医，成为澳门首位华人西医，镜湖医院现在还有孙中山的塑像。

据王笛介绍，他来澳门以后设计了一门课叫“澳门与中华文明”（Macao and China Civilization），现在是每一个澳门大学学生的必修课。“澳门的年轻人，可能很了解澳门，但是对内地的历史不一定很了解，作为澳门土生土长的青年人，还是要去了解自己的文化来自哪里，自己的根在哪里。”

王笛也曾带历史学家朋友们去看过马礼逊的墓，马礼逊编辑出版了第一部英汉字典——《华英字典》，第一个将《圣经》翻译成中文，并在澳门开办了第一家中西医结合的诊所。他是中西方交流的开创性人物，而澳门在历史上一直是中西方交流的桥头堡。

“有一本书叫《翻译的危险》，作者是牛津大学教授沈艾娣，这本书写的是关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故事，其中好多故事发生在澳门。”王笛介绍，这本书不少细节反映了澳门在18世纪时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点的特殊地位，他给这本书写了一个很长的推荐前言。而这本书，也有一个奇妙的“偶然”。

深圳读书月每年都会评选“十大好书”，今年的30本候选书目里，《翻译的危险》赫然在列。王笛说：“这两年，我与深圳的来往颇为密切，我参与了深港书评十大好书非虚构类的评选，也在深圳开展了三场讲座，一场讲述了竹枝词里的二十四节气，一场谈了谈怎样从文学去理解历史，还有一场聊了我的史学观和做学术的经验。”

在王笛看来，成都代表的是传统的生活格调，深圳象征的是中国的快速发展，澳门则是多元文化的碰撞与共生。他认为，每个城市都应该葆有其鲜明的个性与文化，这样才能感受到更鲜活、真实的社会历史和人间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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