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直在呐喊，但有些人就是听不见 | 一周新书推荐

界面新闻记者 | 潘文捷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本书是史杰鹏（又称梁惠王）以唐代“甘露之变”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出身下层的神策军中官健张骥鸿在仗义救人后，被才子李益写诗称赞，从而攀上了右神策军中尉王守澄的关系，当上县尉。然而岁月静好的日子很快过去，随着王守澄的倒台，张骥鸿也遭到通缉，在紫云村出家，不久后遇到了新上任的凤翔节度使郑注，却随之卷入了巨大的阴谋之中……作者虚构的张骥鸿在李益、霍小玉、许浑、郑注、李商隐等唐朝真实人物或唐传奇中的著名人物之间，展开了他的人生故事。

界面文化曾经就《悠悠我心：梁惠王古诗词二十讲》一书采访过史杰鹏，《紫云村》显示出了作者的古诗词造诣。主角命运的齿轮随着李益的诗作传播转动，而书中张骥鸿的诗词，则是史杰鹏写就，通过主角与不同人论诗，也展现出了作者的文学观。

擅长书写种族主义议题的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曾经两次获得普利策奖。在《哈莱姆风云》中，他使用犯罪题材，打破了类型小说与传统纯文学的界限，本书的英文版在2021年出版后即入选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年度书单。

哈莱姆是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的社区，长期是美国黑人文化与商业中心。雷·卡尼是哈莱姆的一个二手家具商，他出生在一个底层家庭，靠姨妈拉扯长大，终日忙碌也仅能温饱，妻子马上要生第二个孩子了，但一家人依然挤在狭小破落的公寓里。在表弟弗雷迪的诱惑下，卡尼参与了一起酒店抢劫案，并过上了暗中与妓女、皮条客、小偷、杀手、销赃贩子为伍的双重生活。

怀特黑德用这本书展现了底层黑人打破阶层固化之艰巨。他这样写道：“他们一直在呐喊，但有些人就是听不见。只能把怒火点燃，扔出去，将所有东西付之一炬。”

中国的四大民间传说，刚好可以代表中国的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本书作者张一南认为，《梁祝》是士人阶层的故事，士族男性的理想型是和自己读一样书的女孩，最担心自己的女神会高高兴兴嫁给有钱人；牛郎织女的故事是农民阶层的故事，农人的理想妻子是会织布的农家女孩，农人爱情最大的威胁是生活条件不好、妻子早逝；孟姜女的故事是工匠阶层的故事，工匠的理想妻子，是有胆量有主见、可以保护他的女人，他们的爱情破灭于秦始皇这样的权势，对此他们毫无办法，只能让泼辣的妻子为自己报仇。白蛇传的故事则是商人阶层的故事，在“两头大”的婚姻形态里，一旦生出了考中功名的儿子，女人的出身就可以被忽略、耻辱可以被洗清。

以上只是《中国人的神神鬼鬼》一书中一篇文章处理的内容。在本书中，作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鬼”观念为切入点，从文本之外的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角度出发，揭示中国人文化心理深处的信仰、恐惧、欲望和价值观。

在充满不确定的当下，舒适推理成为了一种抚慰人心的类型文学。正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经常展现出在英国乡村喝杯下午茶、钩织毛衣一般的悠闲舒缓，《周四推理俱乐部》中，养老村的四位老年人担当侦探主角，他们不是很会使用最时新的设备，也常常哀叹事物的消逝，他们节奏缓慢，却依然渴望冒险。

在本系列中，人们跨越分歧，破解谋杀案，吃很多蛋糕，喝很多下午茶。到了系列的第四部，主打轻松幽默的这本书也开始处理一些严肃的话题：得了阿尔茨海默症，晚年生活质量不保的情况下，安乐死是合适的吗？这样的探讨在今年网红沙白选择安乐死和琼瑶选择自行结束生命的新闻之中显得尤其应景。

如果你看过《文明》《英国史》《艺术的力量》这些纪录片，或许还记得其中那位博学的主持人就是西蒙·沙玛。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及艺术史教授，四十余年来，一直活跃在艺术、政治评论、社会分析和历史研究的最前沿，堪称是一位文艺复兴式的学者。

本书收录的文章大部分来自西蒙·沙玛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每周文章，内容丰富多彩——政治专栏的辩论、对人物的速写描述、对艺术的文字解读、对记忆的抒情回忆、对食物的品鉴和评论。五章内的每一篇选文都有着不同的情绪和叙述对象，最长的选文不过20页，短的只有两三页便结束。

风水术数，听起来像是盗墓小说里才会被郑重对待的事物，许多信奉“科学”、“理性”的人，都斥之为迷信、巫术。然而，我们中国人却正是“龙的传人”，一直重视“龙脉”、“龙神”，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丧葬还是相宅，也常常依然涉及到风水。如果说中国的“礼乐文明”容易进入正典化的历史，成为显性化的精英文化和主流化的意识形态，那么“术数文明”则很容易被排除在正史和正统之外，成为隐性化的民间文化和非主流的文化抗体。但其实，两者是一直共时并存，互相渗透的。

风水服务者（风水仙、地师、风水先生、山家、堪舆师等）、风水服务对象（东家/事主），以及掌握所谓“精英文化”的士绅和实践所谓“俗文化”的基层民众，是怎么理解风水的？本书作者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陈进国既描绘了客观意义上的风水知识、习俗，也阐述了主观意义上的风水信仰。他想要了解风水术数和相应形成的信仰习俗、文化观念和思想传统怎么渗透到地方文化的网络中，随着地方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变迁的。

抖音、微信等数字平台的发展和快速普及正在重新配置着全球的文化生产。数字平台的兴起造成了创作、分发、营销和货币化实践的转变。本书作者看到，平台化同时涉及去中心化和中心化，一个平台公司越具有主导性，游戏发行商、创作者和新闻机构这样的文化生产者的议价能力就越低。平台再现甚至加剧了既有的不平等现象：硅谷巨头是由一小群有极大特权的男性领导的，这群人把乌托邦理想和“企业家精神”和“优绩主义”的自由意志主义意识形态混为一谈。平台市场的一大特点是强大的赢家通吃效应，和大众媒体时代的票房大片与榜首热相比，平台的头部作品往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也会产生新的不平等。

如今，战争的范式已经不是战斗双方面对面决出胜负，而是猎人在前，猎物逃跑或者躲藏起来。由此，战争的首要任务就是识别敌人的位置。举例来说，美国反恐部门就设有专门的无人机分析师，隔着屏幕利用无人机远程对疑似恐怖分子的人进行“精准打击”，他们进行杀戮，就像玩电子游戏一样轻松。

法国新锐哲学家夏马尤在本书中审视无人机战争对法律、伦理的挑战，以及对未来人类和政治的影响。夏马尤警示我们，军事化的人类捕猎行动基本都是预防性的，与其说是对实际攻击的回应，更多是通过预先消灭潜在的危险人员，来防止可能出现的威胁。按照这种安全逻辑，就应该预先消灭危险的个体，“战争”从此化身为大规模的法外处决行动。而公民们一旦免除了战争造成的生命代价，也可能轻率地决定发动战争，这非但不会带来民主和平主义，反而会造成民主军国主义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