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3年，公安部奉中共中央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轰轰烈烈的“严打”行动，在此期间，有不少品行不端、鱼肉百姓的贪腐干部被揪了出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王仲，此人多次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款、纵容走私，堪称罪大恶极，最终被处以严刑。
王仲是天津人，早年曾在解放军华北军区某部服役，参加过平津战役，并立有不少战功。建国后，他离开部队转业到广东省政府工作，历任土改工作队队员、省政府办公厅文秘等职务，1976年动荡结束后，他被下放到海丰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书记，1980年，他因为表现突出，被擢拔为海丰县县委书记兼县长，行政大权一把抓。
身居高位之后，王仲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开始独断专行，大搞“一言堂”，将县委、县政府当做自己的“私堂”。1980年广东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大肆对外招商引资。而西方的腐败、堕落思想也跟随资本一起传入国内，并迅速在政坛蔓延开来，王仲很快受到影响，开始慢慢脱离革命队伍，沦为“大蛀虫”。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从1980年下旬开始，王仲便多次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款、中饱私囊，除此之外，他还与一些不法商人互相勾结，从香港走私电视机、收音机、手表等商品在国内贩卖，每次都能获利上万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王仲的家人很快也被不良风气带坏，开始借助王仲的影响力，私下收受贿款，王仲的儿子王建成更是在海丰称王称霸，经常欺凌老百姓、敲诈商户，堪称无法无天。海丰县委有些干部对于王仲的所作所为很是不满，于是便联名写信举报王仲，希望中央纪委能重拳出击，消灭这个“害群之马”，还海丰老百姓一个公道。此时恰逢国家进行“严打”，各部门对于贪腐问题很是重视，因此中央纪委在接到举报后，便立即派遣工作组进驻海丰，对王仲一家人展开秘密调查。
王仲是官场“老狐狸”，他很快便察觉到了不对劲，于是便打算带着妻子、儿子一起跑到香港，以躲避国家法律的制裁。但纪委工作组已经提前给边检部门打了招呼，王仲一家人的护照已经被冻结，他们根本无法出境。王仲因此又气又急，为了自保，他又和妻子、儿子一起销毁自己贪污的罪证，并将名下所有财产全部转移到亲属名下。
然而，这些小把戏根本骗不过纪委工作组，工作组在广东省委、公安厅的协助下，仅用了一个月时间，便完全掌握了王仲一家人的犯罪证据，随即上门将他们全部抓捕归案。在审讯阶段，面对如山的铁证，王仲根本无法抵赖，他只能被迫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主动上缴赃物、赃款。
1983年初，此案完成侦查，开始进入起诉、审理阶段，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中央有意将王仲列为典型，所以特别指示负责审理工作的汕头法院要依法严判，绝对不能姑息。汕头法院在综合了公安部门提交的证据以及各方意见后，决定“特事特办”，判处王仲死刑立即执行。
王仲对于这个结果自然不服气，他觉得自己才贪污了不到8万块钱，不至于顶格处罚，所以提起了上诉。但二审法院在经过复核后，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仍旧维持原判。大概一周之后，王仲便被押到刑场，当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面枪毙，围观者见状无不拍手称快，直呼国家英明。而王仲的妻子和儿子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他们的后半生将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中度过。
1983年的“严打”是建国以来，国家对于违法犯罪行为最为严厉的一次惩治，公安部门和纪律检查部门联手抓捕了一百七十余万罪犯，有约两万人因为罪孽深重而被判处死刑，其中不乏像王仲这样的党员干部，以及像胡晓阳、陈小蒙这样的“红二代”，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党中央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的重大决心。“严打”结束之后，国内的犯罪行为明显减少，车匪、路霸几乎绝迹，而国家则趁势全面推行经济改革，迅速瓦解计划体制，建设市场体制，人民政权由此迅速走向繁盛，一跃成为雄霸亚洲的世界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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