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綦盐名士多

綦江河汇入长江处的王爷庙门框。通讯员 杨友钱 摄

▲2018年10月14日，志愿者们相约到綦江汇入长江处重走綦岸盐运之路。通讯员 周成慧 提供

从2024年10月30日起，本报四版“綦走发现”专栏，先后以《谁说綦江不产盐》《独一无二的盐圣庙与盐圣泉》《古代食盐专营的“一刀切”，或是枯竭关闭》为题，追踪发掘綦江古代钻井取盐的历史事实。本期起，将换个角度，介绍綦岸盐运史上常被忽略的一段历史。

綦盐首功被“抢注”

清《綦江县志》卷之二《盐法》载，“綦不产盐，从前盐政无定额。自雍正七年（1729年），知县唐有勋奉文，转奉川陕总督岳，宪札：案准户部咨内阁抄出，奉上谕，‘盐乃民生日用所必需，宜设引招商，以肃盐政等事’。”句中不难看出，清初的綦江，在盐井关闭后，食盐已经不能自给自足，且没有配套的可持续政策解决老百姓的缺盐之苦。直到雍正七年，民情上达雍正帝，批示户部转川陕总督岳钟琪，责成綦江知县唐有勋设引招商，厘清盐政。

《世宗宪皇帝圣训》就记录了该谕示出台前，川内各县盐政混乱的背景，“查川省盐课考成，惟责之产盐州县，其余竝（bìng）无廵查之责。且有僻远地方不行官引，以致私贩充塞，甚为盐政之弊。”当时的四川，对食盐产制运销各环节征税，全由产盐地区负责，其它州县不会无利起早，当然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綦江等相对偏僻的地区，因为官盐缺位，私盐占领市场后，难免囤积居奇，趁机起价。而省内产盐区，或因为销路不畅而盐贱，或因为官商勾结放任走私，自然影响地方财政税收。朝廷因此提出了解决思路，“应将官引通行全省，约计州县户口之多寡，均匀颁发，令其各自招商转运。”还将这一按人口数量配额供盐的新政，纳入州县官员政绩考核，“倘有壅滞，责成各州县定为考成。”有了考核的指挥棒，盐政乱象药到病除，“如此则有司等，自必加意查察，使私贩息而官引销，弊端可以厘剔矣。”更进一步明确由总督和巡抚拿出具体办法，“着该督抚详议，定为成例。”切切实实解决民生大事，“使川省盐茶，经理妥协，于民生均有裨益。”

《盐法》还载，唐知县拿到尚方宝剑后，迅速行动起来，顺利完成招投标。“是年，经唐令招本邑殷实民石为清承充，计引盐商。”也就是说，清《綦江县志》认证的綦岸盐运首功之臣是时任知县唐有勋，和第一位敢吃“螃蟹”的本县富民石为清。

石为清成为了綦江盐务的首任坐商（即总经销商）后，“按丁计口，额行水引六十张，在于射洪、蓬溪、三台、富顺四县采配。东门外设立盐关，并书巡三名，每名工食银六两，稽查私贩，点看计引盐包数目，验明相符，商人将盐起岸销售，接济民食。”确定了綦江食盐的需求量、采购来源及入綦方式为水运，并设卡查禁私盐等。按“每引一张，配盐五十包。每包库秤重一百三十五斤”及清代度量衡折算，当时綦江每年的食盐供应量约为今制的475320斤，由射洪、蓬溪、三台、富顺四县盐井供给，通过嘉陵江或沱江转长江，再进綦江，水路通达。

盐税保障贡献多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三十年（1765年）间，生齿日繁，盐不敷食。”30多年后，綦江人口一天天多起来，原有定额已经不能满足需要。此时，綦江境内盐务已经进入第三任总经销商任仕瑶时期了。他两次“请增水引一百二十五张，连前引一百八十五张”，綦江的食盐供应量攀升到约为今制的1461037斤，已然之前的三倍，全部为水运到达。

“自此，盐商只在富顺自流井一厂采配。”从之前食盐供给源头的四县与綦江的距离比较，射洪、蓬溪、三台显然比富顺要远得多，且嘉陵江转长江后全是上水，更费时，亦更费力。而影响远销商品价格的主要因素是运费、人工两项，正所谓“豆腐盘成肉价”。根据清《綦江县志》卷之六“职官”部分记载，从知县唐有勋开启綦江官引食盐后，历经20余名知县，其中不泛杜兰、周思恒、尹琏、曾受一、邓梦琴等都是有为知县，但都实行多头采购，远多近少。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张任佐（详见本报2024年3月21日、27日、4月3日、10日第四版“綦走发现”专栏《汉渝连线：你不知道的綦江县令张任佐》）、仲纯信任知县，任仕瑶成为綦江境内食盐总经销时，才将供给方从之前的四县变更为富顺一县。均由“自流井装载过邓井关，经泸州盘查，至南江口（今江津支坪镇綦江河汇入长江处）换船，逆挽而上，至东关点查，起龙凤厢小街盐店。”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在綦江食盐供求关系因“引少人众”严重失衡时，为防堵商人模仿造假盐引凭证蒙混冒充，以照粮纳课的丁口数争取支持，得到更多配额。且果断舍远求近，不但降低了运输成本，为平抑盐价，减轻綦江百姓生活开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还便于源头管控，强化官府食盐专营，尽量避免盐税流失。所谓官民皆喜均受益。

《盐法》又载，按“每引一张，征正税银三两四钱五厘，羡余银五两三钱三分四厘六毫，截角银六钱”计算，每年获税银约“一千七百二十五两九钱三分”，成为了当时綦江财政仅次于田赋的重要税收保障。

另外，綦江还是川盐入黔的重要中转站，“每年额行黔边水引二千张”，过境量超过了本地营销额的10倍以上。“盐在自流井采配，由各关验明，至綦点关后，或水或陆纷运黔境”，井盐在綦江过关后，分为水路、或陆路进入贵州。“引投綦署存库。俟富书陆续掣回，申缴盐宪。其领引解税，一应俱在富顺办理。”保障了富顺每年约18679.2两的盐税收入。

竞争激烈能者胜

“迨石商后，刘苟英接顶。刘商后，任仕瑶接顶”“任商后，戴兆梅接顶。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戴商辞退，系黔省边商富顺县人朱明辉、范云集接顶”。从雍正七年至乾隆五十一年短短的55年间，綦江的坐商由本县富民石为清签充后、先后更换为本地刘苟英、任仕瑶、戴兆梅，最后却由黔省边商，富顺人朱明辉、范云集接管。且经綦岸销往贵州的其他边商，“汪玉芝、范成吉、朱近光等，均系富顺县人。”按清代四川盐政计引办法，作为总经销的坐商，垄断县内食盐配额，再招其他商人交引息和岸租后承引所配之盐，输纳课税，分销于民，从而世享其利，想必不愿放弃坐商的机会。却屡被更替，最后竟然全部被富顺盐商控制，可否认为彼时綦江盐商在激烈的竞争中，内斗内行，外斗外行？

“近日川省盐弊滋多，各处奸商私贩，往往酿成重案。其乡民之艰苦，盐丁之苛虐，曲折诡变，有未可以言语形容者。而惟綦邑风恬浪静，商引不滞，民食相安，应为蜀中第一。”富顺盐商把控綦江盐业后，至道光初年编修《綦江县志》时“承办迄今已四十年”，綦江盐政井然有序，成为了四川的标杆。可否判断是富顺商人因为占有产盐之先机，在产销对接时，比落地商人有更丰富的人脉资源和较低的成本优势，形成了全产业链的高效经营模式？

不过，面对綦岸盐商的“綦退富进”，清《綦江县志》编辑们并没有狭隘的排外思想，“所望后来者，守兹成法，毋稍变易，则利赖无穷耳。”足见按经济规律办事，尊重市场竞争机制的理念，在200年前的綦江就已经深入人心。（未完待续）

文/特约通讯员 杨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