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如此腐败，为何唯独他被称为“误国首恶”？

金冲及、胡绳武两位老师认为，四川保路运动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5月9日到6月17日保路同志会成立为第一阶段；6月17日到8月24日成都罢市为第二阶段；8月24日到9月7日的七一五血案（以农历记）为第三阶段；9月7日以后发展为武装斗争为第四阶段，并进一步认为前三个阶段为立宪派主导，第四阶段则由革命党主导，对于盛宣怀“误国首恶”的指责主要盛行于前三个阶段，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立宪派及支持其主张的民众的看法。

在五月初清廷宣布铁路收归国有时，四川方面的反应并不激烈。5月11日，四川总督王人文接到铁路国有的谕旨后，公司主席董事彭芬与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进行协商（上述三人均为四川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决定召开股东临时会议，最终“只要求政府把商办公司历年的用款和上海的倒账、开工的费款一律承认，偿还六成现金，搭用四成股票。” 根据周善培的回忆，当时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非待合同寄来，经过详细研究之后，是不能随便承认的”，另一派则认为“照这样拖下去，只怕钱用光了，路却一里也没有修成，不如听政府收为国有，既可减少川人每年征收租股的负担，且使成宜铁路有克期完成的希望。” 然而无论是哪一派，均未对铁路收归国有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意见。

四川方面的反应不如湖南、湖北强烈与当时川汉铁路的建设状况有关。自1907年3月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商办后，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矛盾很大，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时，铁路一共只修了三十多公里，而所筹路款已经消耗近半，因此股东们大多持悲观态度，因此部分股东将本次铁路收归国有视为一次及时止损的机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几天后公司重要股东邓孝可在《蜀报》发表的《川路今后处分议》：“今政府此举，就吾川单言之，尚不无小利，故就愚见所及，吾川必欲争川路商办，甚无味也……虽然，不可以无偿……至谓他省反对正烈，吾不可不从同，则彼此情形不同，岂可不自察内情盲从他人？”

四川保路运动的重要转折点是5月20日清廷在四国借款合同上签字，当时又传来邮传部已派员接收工程的消息，四川方面的情绪趋于激烈。5月29日，川汉铁路召开临时股东总会准备会，由于此时四国借款合同尚未寄到成都，邓孝可仍然保留了原先的意见，认为“只有条件上之要求，无事根本上之反对” ，然而当6月13日四国借款合同由邮传部寄到成都，四川方面被彻底激怒了，不少人表示：“收路国有，川人可从。收路为他国所有，川人死不能从。” 随之而来的，是将矛头直指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此前一向温和的邓孝可在《蜀报》发表了《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盛宣怀已尽置吾等于死地，吾死中求生，惟奋、奋、奋！”

就当时的舆论而言，矛头主要指向盛宣怀一人，而不涉及清廷本身。5月21日，在四国借款合同签订后的第二天，《民立报》便刊登出文章：“由诸议员演说路政损失之利害，听者莫不悲愤交集，对于盛宣怀感情尤恶。” 甚至在保路运动已经进入武装斗争阶段以后，《民立报》仍然在10月4日和10月9日接连发表评论：“夫川人致变之原因，初不过愤盛宣怀误国而以，固无所谓异谋也。” “继见盛宣怀与四国所订之借款合同着着失败，丧失国权莫此为甚，于是一般热心爱国志士奔走号呼，联合同志，于5月下旬创立保路同志会，以破约保、谨守秩序为宗旨。” 因此 @无端人口司马亮 亮师所指出的资政院奏折，或许可视为这一时期的普遍舆情，并最终延续到《清史稿》中。

在这一时期，立宪派提出了“文明保路”的主张，以避免和清廷发生直接的冲突。保路同志会特别强调：“这回借款修路，是政府错听了盛宣怀的话，送掉了湘鄂川省的铁路，罪在盛宣怀一人，与我皇上无干，与四川及他省官吏无关，与洋人无干……不要有野蛮抗官府、打教堂的无理的暴动，把热心用错了。” 与这一主张相呼应的是，保路会同时供奉起光绪皇帝的牌位，从光绪皇帝的谕旨中选出“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两句作为号召，甚至在七一五血案发生的当天，“人人左手抱一个黄纸写的德宗景皇帝的牌位，右手拿一根香（我没有看见有人手里拿着刀子棍子的）又冲进牌坊。”

从这个角度而言，对于盛宣怀的唾骂以及对光绪皇帝的缅怀，所反映的实际是立宪派与清廷之间若即若离的暧昧态度，他们一方面反对清廷的铁路政策，另一方面却也不愿意直接反对清廷，于是采取了相对温和的策略。另一个可以体现这种态度的是，当保路运动进入武装斗争阶段以后，清廷将被囚禁70余天的蒲殿俊等人释放出来，他们联名发出《哀告全川伯叔兄弟》：“保路同志会之创立，非徒快意也……现在惟应力返和平，以谋将来之幸福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盛宣怀只是一个“背锅侠”，正是他的激进处置，导致保路运动日渐激化，站在清廷的角度而言，盛宣怀即使不是“误国首恶”，至少也算是对于清朝的垮台“居功至伟”了。6月1日，盛宣怀、端方突然致电四川总督王人文，宣布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宣布将公司所有股票，不分民股、商股，不分已用、未用，全部更换为一种国家铁路股票，不但公司已用和上海倒折的款项朝廷概不承认，还要将未用的一千万余款由政府提用。王人文料知此电宣布川人必更激愤，于是将此电暂时压下，并再次复电邮传部，力言现款万不能提，然而盛宣怀、端方却要求王人文立刻公开电文，第二天群情激愤，纷纷呼吁保路、保款。

8月5日，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彭芬、颜楷等人正式召开了川汉铁路总公司股东特别大会，接替王人文的四川总督赵尔丰出席了会议，其向内阁电奏：“投票选举正、副会长，到会者五百余人，秩序尚不紊乱。其登场演说者，大半主持废约而保路权，对于国有问题，则尚无异议……现在地方尚称安靖，并无滋闹情事。” 之所以选用赵尔丰接替王人文，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清廷希望赵尔丰能够力行弹压之事，将保路运动彻底掐灭，防止其扩大化，盛宣怀在与奕劻的通信中曾经明言：“其如川省一变，粤湘必从而附和，民气愈嚣，主权必从此轮替，此实关系大局，非仅路权隳败，恐内政外交一切均无从下手也。”

然而素有“屠户”之称的赵尔丰，面对四川日益激愤的情形，竟也犹豫再三不敢轻动，其在之后的电文中提及：“尔丰非不思用强硬手段，然民气团结，已不受压制，内顾实力不足，兵警难持，祸端所伏，不仅蔓延一省，而言者必以尔丰为戎首。筹虑至再，未敢轻发。” 然而8月26日，盛宣怀强硬致电赵尔丰：“要胁罢市罢课即是乱党。湘鄂初亦如此，经告示严禁，有格杀勿论字样，乃能相安无事。” 9月2日清廷发布上谕，要求赵尔丰“切实弹压，迅速解散，毋任日久酿乱。” 赵尔丰被迫采取强硬措施，逮捕扣押罗纶、蒲殿俊、颜楷、彭芬、邓孝可等立宪派，随后造成七一五血案。就在血案后不久，革命党发动同志军起义，保路运动正式进入武装斗争阶段，双方僵持不下，端方携湖北新军入川平乱，之后的事，我们就都知道了。

总而言之，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大体得到以下认识：第一，虽然盛宣怀作恶多端，但是称其为“误国首恶”主要是由于铁路政策问题，而与其他恶行关联不大；第二，对于盛宣怀的批判、唾骂与立宪派对于清廷若即若离的关系密切相关，可以相对集中的反映出立宪派以及作为其支持者的民众的整体看法；第三，即使称不上“误国首恶”，盛宣怀对于四川形势的错误判断和激进手段反而激化了保路运动，对于清廷的垮台盛宣怀也称得上“居功至伟”了，而以盛宣怀和“误国首恶”为切入点，我们也能够看到保路运动从“文明保路”到武装斗争的阶段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