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工程兵副政委王之铎：回忆在鲁南战斗的岁月

回忆在鲁南战斗的岁月

王之铎

1938年4月初，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我和许多平津流亡学生一起，来到徐州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找郭子化，带队的是张贺如、李锐。我们在徐州见到郭子化后，就住进“九一八”中学，公开用五战区动委会和平津流亡同学会名义活动，实际是在党的苏鲁豫皖特委领导下工作。台儿庄会战后，徐州沦陷前，郭子化带着我们这些从武汉、延安、平、津、沪、宁流亡的青年和学生，其中有党员，也有非党进步青年，准备到鲁南山区发动游击战争。

4月20日前后，我们一行数十人，已经拿到了李宗仁给的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队的番号，到了沛县，住在沛县中学，在这里会见了苗忠藩(当时可能是中学校长)、张光中等人。苗向我们致欢迎词说： “今天我们小沛是群贤毕至、群英荟萃。”他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我们都分到乡下去办群众训练班和抗日游击战争训练班，地点有龙固寨等。我和宋学敏，李季如(都是上海青年)到离沛县城12里路的丰乐村，张光中的家就在这里。我们住在张光中家里，做当地群众的工作。我分工儿童工作。张光中的儿子是儿童团长，我教儿童团唱歌识字。

4月底5月初，日军从黄门切断陇海路，国民党军队大溃退，我们迅速拉起了队伍，群众抗日热情很高，农民自己挎着枪，找我们参加游击队。我们分两批陆续过微山湖，经过夏镇，从临城、沙河之间过铁路，于5月上旬到达临枣支线以北的磨山，正式打起了人民抗日义勇队的旗号。从武汉、延安、平津来的青年都分配了工作。我被分配到宣传队工作，以后又当了宣传队长，张光中为总队长，何一萍为政委，郭子化带领一部分人去了山东省委。在磨山我认识了于公，对他的印象很深。传说他是袁世凯的孙子，很能打仗，20多岁年纪，精悍结实的身材，曾带着游击队员爬到公路上埋炸药，炸日本人的军车。不久，义勇队向北边山区移防，来到滕县境内的一个村里，离西集只有十几里路。我们宣传队打着旗子到西集开群众大会做宣传工作。在这个村里何一萍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中旬，何一萍同志负了伤，抬回村里。当时没有卫生队，由我担负起守卫看护何一萍同志的任务，因伤势过重，何一萍同志英勇牺牲了。我守在他身边，心中悲痛万分。

以后我被派到鄯崮、滕县地方工作团所在地，负责人王佑池派我到这村里当小学教员。这时义勇队和当地土顽发生战斗，那里有东江、西江两个土寨子。寨子里的红枪会被地主控制，专门打我们。打了一整天，我们没有攻开寨子，部队在这一地区站不住脚，不得不向临沂方向转移，这时我们在鄯崮工作的同志也随着部队撤退，我回到了义勇队。好象是在三大队工作，大队长姓朱，原是一位绿林英雄，他像是一个富商，夏天穿着一身绸子衣服，他有两匹大洋马，配着漂亮的皮鞍子。他的通信员也是他的亲信，背着转带和20响手枪。教导员我记不清是谁了，只记得大队的医官姓孙，是夏镇人。当时一部分会道门支持我们，由于东江、西江没打开，他们在当地存身不住，这部分会道门农民群众，扶老携幼冒雨和我们一道转移，以后全部编入义勇队二大队。

这时，郭洪涛率领四支队来支援我们，到山亭以后，他们又北上了，我们转到抱犊崮下的大路以后，来到车辋与四县边联县会合。这里有从枣庄撤退出来的大学生，也有四川旅沪同学会的同志们。我的工作是在一大队当救亡室主任，大队长谢文秀是个红军干部，江西人，他服装整齐，腰间扎着皮带，穿双草鞋，艰苦朴素，吃苦耐劳，处处可称得起战士的模范。行军打仗他都是走在部队最前面，手中拿着红兰两色的指挥旗。教导员是宋学敏，他是上海的一个小学教师，为人精明，能说会道。[副]大队长姓阎，原是东北军的干部，他很能干，带着部队打日本人的埋伏，像领着大家玩，战斗经验非常丰富，人也精明和气，他会吹笛子，而且是自己动手做的笛子，打仗时一边伏在战壕里观察日军动向，一边用小刀修筒子。以后我们从车辋转移到常仙桥，又过向城、兰陵到了层山，与郯城码头的游击队会合。我们二中队的赵指导员(上海来的共产党员)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我们都是好朋友，他的牺牲使大家都很悲痛。这时我被派到中队当文化教员，中队长姓郭，是从坦埠孙陶林的干校中回来的当地青年。指导员是从枣庄来的青年学生沈春光。

9月下旬，我们义勇队在总队长张光中的指挥下，在临沂城西的三峰山下的公路上打了第一仗。我们埋伏在公路旁，日军有三四十辆运输卡车，从临沂开往滕县。下午四五点钟，我们放过了敌人的大部分汽车，只剩下最后3辆时，我们一阵排枪，把敌人打呆了。汽车停了下来。连已经过去很远，在最前面开路的装甲车也转回头来包围我们。我们只好迅速撤离战斗，无一伤亡。我是作为一个普通战斗员参加战斗的，我从未打过枪，这次用的是一支俄国造水连珠枪，一连打了八粒子弹，当时真是幼稚得很，瞄准敌人扣了板机，一声响，枪托把我的肩膀一撞，就把我撞傻了。旁边的同志喊：“快拉闩，快拉闩！”我赶忙拉了一下，才没有把枪闩焊住。打完了第一排子弹，因不会压子弹。只好压一发打一枪，又打了3枪，就跟着大家撤出战斗了。

1939年初，我被派到临费县工作，住在马庄。开始我们主要做王洪九的统战工作。王洪九的司令部也在马庄，石友三的十军团从鲁南北上，一部分党员撤出该部，到临费县工作，肖方洲就是这时来的。我在临费县委做秘书工作，并兼任宣传干事，还管收发文件和经费帐目。县委成员有靳怀刚，他是南开大学学生，大军阀靳云鹏的儿子，家在鲁西济宁。他本人不错，不仅参了军，入了党，还有毁家纾难的决心，不断让家里给送些财物来。工作人员还有方沭，洪林等人。后来成立费县第二游击大队，徐子仁任大队长，大队部移住到徐子仁的家乡上牛田、中牛田，他侄子当中队长。后又成立政委办公室，上级派孙士炎担任主任，滕胜任组织干事，我任宣传干事。我们做了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我负责上党课，还在当地农民中发展了部分党员。

1939年夏天，日军“扫荡”，当时我因患病不能随部队行动，便隐蔽在群众家，躲到山上的草棚里，日军撤退后才回到部队。一一五师南进支队来到费县，我们这支土八路和正规八路进行联欢，部队士气高涨，训练和军容风纪部大大加强和提高，我们也划归一一五师指挥。为了加强部队建设，我被送到一一五师后方师部的大炉，到支部书记训练班学习。不久特委又派我到国民党军队中做地下工作。从此我就告别了鲁南，到苏鲁战区总部及五十七军工作。（选自《费县党史资料 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