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再乱：北宋中期的蜀地流言与朝野应对

甲午再乱：北宋中期的蜀地流言与朝野应对

本文选自《不与天下府州同》一书，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皇祐四年十二月初六，宋仁宗与宰相庞籍（988—1063）经过一番讨论，做出了一个任命程戡（997—1066）担任益州知州的决定。多种文献在描述此事时均表现出君臣的忧虑，后来接替程戡出知益州的张方平（1007—1091）在程氏故后所撰的神道碑中写道：

他日，帝从容谕时相曰：“昔孟知祥以后唐甲午岁得蜀。至本朝咸平中，岁在甲午，盗发益州，西土大扰，故蜀父老识之。来岁复在甲午，蜀人以为恐，其精择可镇静者。”既而曰：“无易程某矣。”召对便殿，亲谕此指，且曰：“为朕再行，即召公执政。”公顿首曰：“事君者，有命无避，安敢以宠利居成功！”帝属意良厚，优除端明殿学士、知益州。

从这段君臣对话中可以看到，这次益州知州的任命颇为特别，仁宗在听到甲午年蜀地将有变乱的传闻后，对当地的局势发展深为忧心，选定了程戡后又怕他因蜀地已是传说中的险地而不愿前往，特意说出了“为朕再行，即召公执政”的话。《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记载仁宗对宰相庞籍说：“戡还当置之二府，可预告之。”庞籍深感此举不妥而拒绝转达。

与其说仁宗此时是在运筹帷幄，还不如说是有些举止失当，其表现并不“从容”。可见史籍上散见的这一关于蜀地在甲午年将有乱事发生的传闻背后可能并不简单，它或许可以成为一个突破口，揭开正常状态下不易看到的民间舆论与朝野互动的详情。皇祐年间蜀地的传闻可以说也是一种民间舆论，故本章试图以此为“话头”，重构皇祐年间蜀地“甲午再乱”传闻及其演进的全过程，借以探讨北宋中期朝廷与民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观察其背后的各种力量在地方政治中的运作情况。

传闻其事：岁在甲午，蜀且有变

皇祐年间所谓的“甲午再乱”传闻，其核心内容是散布甲午年蜀地将会再次出现动乱的预言。其具体内容，《宋史》曰：

人言：“岁在甲午，蜀且有变。”孟知祥之割据，李顺之起而为盗，皆此时也。

类似的解释，《续资治通鉴长编》也有。归结起来，流言的内容指向的是动乱即将发生的预测，而这种预测又不是毫无根据的，朝野上下之所以对此感到不安，即在于流言的依据与某些“逻辑”若合符节。这个预测并非像一般传闻那样无中生有，相反，它是基于一些已经发生的客观事实，乃是在过往历史基础上进行的鉴往知来。

孟知祥是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的开国之君，本为后唐西川节度使，在明宗时通过武力及其他手段逐渐控制了整个东、西两川，长兴四年（933）二月，被授予东、西川节度使，封蜀王。同年十二月，明宗驾崩，闵帝即位。第二年，即闵帝应顺元年（934）正月，在成都称帝建国，是为后蜀，此年正好是干支纪年的甲午年。这就是所谓的“孟知祥之割据”，可谓甲午首乱。

接着是淳化四年（993）二月，王小波率众起兵，攻掠州县，引发宋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民变，也即通常所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同年十二月，王小波重伤死，由李顺代领其众。次年（994）正月攻入成都。该年正好也是干支纪年的甲午年。这就是所谓的“李顺之起而为盗”，可谓甲午二乱。至于张方平在写给陈戡的神道碑中引述仁宗所说“咸平中，岁在甲午，盗发益州”的话，则指的是咸平三年（1000）的王均兵变，不过却是误记，该年的干支为庚子而非甲午。

甲午只是标记时间的符号，但在每次重复这个符号时都有变乱发生的巧合被人发现后，这个时间符号对于四川的意义便从偶然变成必然了。按照这一逻辑，所谓的“甲午再乱”，就当发生在淳化甲午年的六十年后，这一传言在蜀地民间肯定经过长期的酝酿和散布，等到传至朝堂上引起仁宗君臣注意的时候，已是皇祐四年底，离所谓新的甲午年（1054）的到来还有一年多点的时间。

此前流言早已在民间弥漫，“岁在甲午，蜀且有变”出自“人言”，既朗朗上口，又触目惊心。而且当时还按照上述逻辑编有口诀，程戡到益州后就发现当地民间盛传《六十甲子歌》之类的与“甲午再乱”相关的歌谣。在这样的情况下，蜀地的普通民众成为传播流言的主体，当时成都隐士张俞就描述说，面对流言，“无知民传闻其事，鼓为讹语，喧譊震惊，万口一舌”。

尽管有些恐惧和焦虑，但从民众“传闻其事，鼓为讹语”的表现来看，老百姓对宣传流言有相当的热情。流言四起时，人心惶惶在所难免。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前期流言在蜀地经常出现，太宗末年张詠治蜀时就因白头翁午后吃小孩的流言而造成“一郡嚣然，至暮，路无行人”的恐慌。有时面对流言，蜀地官府也自乱阵脚，跟着民众作鸟兽散。司马池（980—1041）为郫县尉时，“蜀人妄言戍兵叛，蛮将入寇，富人争瘗金银逃山谷间。令闾丘梦松假他事上府，主簿称疾不出”。可见流言在蜀地的威力。

尽管蜀地流言频生，仁宗时期社会局势却一向安定。自王均乱后，蜀地再无动乱出现。到仁宗初年，此间已开始营造“太平气象”。天圣三年（1025），汉州德阳县发现一块写有“天下太平”的木头，朝廷特意下诏将该地改名太平乡。天圣六年（1028），益州又献异花，取名为“太平瑞圣花”。不过由于宋初蜀中变乱频生的不良记录，朝廷对蜀地的疑心并未消除。

这一时期朝廷对蜀地的管治采取高压政策。一方面用严刑峻法震慑蜀民，王安石（1021—1086）曾说：“蜀自王均、李顺再乱，遂号为易动，往者得便宜决事，而多擅杀以为威。至虽小罪，犹并妻子迁出之蜀，流离颠顿，有以故死者。”另一方面又严格限制民间活动，甚至不惜制造冤案，滥杀无辜，天圣八年（1030）程琳（988—1056）知益州时，“蜀民岁为社，祠灌口神，有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置官属吏卒，聚徒百余，琳捕其首斩之，而配其社人于内地，道路或以为冤”。成都地方官将祭神表演当作谋反予以镇压，可见朝廷对蜀人的疑心之重。

朝廷派来的官员大多有此疑忌心理。宝元二年（1039），“益州言火焚民庐舍三千余区。时火起南市，知州张逸心疑有变，与转运使明镐夜领众往，而实不救火，故所焚甚众”。由此可见，蜀地的安定，是在严刑峻法和严密监控下实现的，蜀人的不满自然也与日俱增，对此连蜀地士大夫也颇有微词。流言四起，便是蜀地民众不满情绪的宣泄，既然不能造反，也就只好造谣了。在这种氛围下，时人大多认为蜀人“奸讹易动”，所谓：“俗悍巧劲，机发文诋，窥变怙动，湍涌焱驰。”这样的地方特殊性又自然强化了外界对四川的“不安”，面对流言，中央和地方、朝廷与民间都心存忧虑，不得不谨慎对待。

民众的压迫导致当地人对朝廷的普遍抵制等。余蔚在文中还隐约地感到宋统一四川多年后政策开始发生变化，“掠夺性的政策主要是平蜀后三十年内的事，此后就大为收敛”。不过该文对此仅点到为止，并未对变化的过程展开详细的探讨。而这种变化究竟如何，学界至今仍无深入的研究。

预为之防：甲午前夕朝廷的举措与民间反应

“甲午再乱”之说，随着蜀地民众的传闻其事而上达天听，朝廷也开始忧心忡忡。既然蜀地的相对安定，是在严刑峻法和严密监控下实现的，蜀地太平表象背后的社会紧张，朝廷也心照不宣，时刻保持警惕。庆历末年，两川多年丰收，社会安定，朝廷反而担心官吏在繁荣的表象面前有所懈怠，害怕借机有“奸民缘起而为盗”。

此外，每当听到不利于蜀地安定的言论，朝廷都会特别留心。针对蜀地流言频发的风气，早在真宗时就制定了严厉的规定，对于造谣者地方官可以先斩后奏：“诏西川诸州长吏，严察细民，敢有讹言动众、情理切害者，斩讫以闻。”天圣末年，韩亿（972—1044）知益州，“时知星者言，益部当灾，非仍饥，且有兵变。上心忧之，推选才堪镇抚者，而以公行且谕之意”。结合皇祐四年末“甲午再乱”时仁宗与程戡的君臣对话，仁宗对蜀地再乱的疑心，其表现可谓前后一致。不过这次更为重视，除了精择大臣镇抚益州之外，还出台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

皇祐五年正月，即委任程戡知益州后不到一个月，朝廷下诏整顿蜀地吏治，对“贪滥苛刻、庸懦疾病，以害民妨务者”加以处理。四月，又因益、梓、利三路蚕事薄收，下诏免去先增上供绢三年。八月，考虑到“甲午再乱”的可能，命盐铁判官燕度亲赴蜀中考察盐井利害：

遣盐铁判官、都官员外郎燕度往陵、渠等州定夺盐井利害以闻。时言者谓前后甲午蜀再乱，忧明年复有变，故特遣度往治盐策，因预为之防。

九月，为了在非常时期预先避免蜀中可能的官民冲突，又“诏臣僚毋得以子孙恩请弟侄任四川职田处官”。这一系列的举措，表明流言引起的紧张持续了大半年，不过从诏令内容来看，都是些临时性的惠民政策，旨在安抚蜀地民众，看来朝廷对“甲午再乱”的忧虑主要集中在下层民怨而引发的“内乱”上。程戡入蜀后，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一思路进行措置的。

程戡刚刚到任时，流言试图煽动蜀地的驻军，“至彭州，民妄言有兵变，捕斩之”。程戡的果断处理，安定了军心。同时面对可能出现的内乱，程戡在蜀倡议并主持了大规模的筑城工程。入宋以来，“守益州者以嫌，多不治城堞”，致使蜀中城防水平相当落后，如蜀州（治今崇州）自唐代立州三百多年，“无城，岁伐木剡而编为之塞”。永康军也是“军无城堞，伐木为栅”。程戡勇于任事，力主修缮城防，指出“城以保民者也，故萃以除戎器，戒不虞，聚而莫保，民何依焉”！

八月，朝廷从“甲午再乱”的角度，同意了在四川修筑城池的建议，“诏益、梓州路转运使司渐修筑诸州军城池，毋致动民。言者谓蜀之城池，久废不治，甲午再乱，不可不豫为备也”。程戡首先在益州“议版筑，浚池隍”，完善了益州的城防。接着要求其他各州修葺城池，三百多年没有城池的蜀州，在接到程戡的指示后于皇祐六年正月完成了筑城之役。不过由于时间集中，各地财力不一，具体情况也有差异，如昌州（治今重庆大足区）知州单煦“以蜀地负山带江，一旦毁篱垣而兴板筑，其费巨万，非民力所堪，请但筑子城”。集中筑城，大大加强了官府在四川的统治力量，为此仁宗特地下诏奖谕程戡的筑城之举起到了“备虞暇豫”的效果。

由此可见，对于“甲午再乱”的流言，朝廷也是相当重视。尽管朝廷和民众都对此说又信又怕，不过面对甲午年必有蜀乱的说法，四川本地士人却心情复杂。事实上由于朝廷长期疑心蜀人为乱，已在蜀地形成一套高压政策，而“甲午再乱”之说如果成真，无疑会使四川的特殊性更为严重，又必然强化朝廷的疑忌心理和严厉政策，这是出身蜀中的士大夫所不愿看到的。

为此，成都隐士张俞极力否认历史上的蜀乱与甲午之间的神秘关系，他认为“甲午之乱非蜀之罪也，非岁之罪也，乃官政欺懦而经制败坏之罪也”。特别是上一次甲午之乱（王小波李顺起义），是因为“淳化之际，经制烬矣。赋税不均，刑法不明；吏暴于上，民怨于下”，跟甲午年没有关系。而目前的形势与淳化年间大不相同，“今观于时则大异，验于政则甚和，审于民则自安，度于兵则无状”，因此“验之以人事明也，甲午之说诚诞矣”，且语带讥讽地说：“今之好怪者必曰岁当然，无乃溺于用数而昧于知几乎？”

张俞虽为隐士，却热衷政治。他的态度颇能代表蜀地部分士大夫的观点，蜀中知识精英在流言面前，既不像民众那样“传闻其事”，也不像朝廷那样“预为之防”，而是用理性的分析为本地政治争取较好的前景。在流言面前，各方呈现出不同的面相，恰与各自的身份和地位息息相关。在紧张布置与焦虑等待中，朝野各方终于迎来了传闻中“蜀且有变”的甲午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