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陵王完颜亮：先迁国都后又毁寺庙建陵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金朝初期，国家并没有为皇帝修建山陵的传统，这一传统是在海陵王完颜亮登基后才开始的。

完颜亮上位后，首先将首都从上京迁移到燕京，随后又进一步迁至中都。

在完成首都迁移后，他开始着手策划和实施山陵的建设工作。

贞元三年，海陵王决定拆除大房山的云峰寺，并在原址上建造祖宗的陵墓，这种做法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那么，海陵王为何会选择毁寺建陵呢？

海陵王毁寺建陵的详细过程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中引用的《金虏图经》记载，海陵王完颜亮在迁都至燕京后，开始考虑设立陵寝，并命令司天台在燕山周围寻找合适的地点。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最终选定大房山作为陵址。这个地方因其“冈峦秀拔，林木森密”而被选中。在陵址确定后，海陵王于贞元三年拆毁寺庙，开始建造陵墓，将太祖、太宗和德宗的陵墓并排安置在寺庙的基址上，并在主殿的佛像位置凿穴以安放他们的神位。而金熙宗完颜亶由于其特殊身份未被葬入金陵，而是被葬在了山阴之地。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中引用的《金虏图经》的作者是张棣。据《直斋书录解题》记载，张棣是淳熙年间从金国归来的官员，他对金国的事务了解颇深。关于张棣归宋的具体时间，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三上次男先生认为张棣是在宋淳熙年间归宋，对应金世宗大定十四年至二十九年；刘浦江先生认为张棣很可能是在淳熙末年，即大定二十九年从金国逃归宋朝；孙建权则认为张棣归宋的时间在绍熙年间而非淳熙年间。

综上所述，张棣从金国归宋的时间上限在公元1174年，下限在公元1194年。而海陵王完颜亮毁寺建陵的时间在贞元三年，这表明在张棣归宋之前，金陵已经修建完成。

《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张棣曾是金朝的官员，后来归顺宋朝。由于张棣在金朝为官，且建陵事件发生在他任职期间，因此他对毁寺建陵一事应该有深入的了解，这使得《金虏图经》中关于完颜亮毁寺建陵的记载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至于文中将大房山误作大洪山，可能是传抄过程中的错误，因为早在北魏时期已有大房山之称，据《魏书》记载：“良乡二汉属涿，晋属范阳，后属。治良乡城。有大房山神”。在《金史》中也提到大房山，说明从北魏到金朝，这个地方一直被称为大房山，并未改名。

现存的金陵陵墙将太祖睿陵、太宗兴陵、德宗顺陵三陵围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三座帝陵并排且三陵之间相距仅1.5米左右，这与文献中海陵王将太祖、太宗、德宗并排葬在寺基之上的记载相符，因此可以推断海陵王完颜亮确实是毁掉寺庙来营建祖宗陵寝。

毁寺建陵的原因

关于海陵王毁寺建陵的原因，学术界有多种观点。王德恒先生认为，海陵王完颜亮平毁寺院，在寺基之上修建祖宗陵墓，这体现了他藐视一切陈规陋习、我行我素的风格。

阎崇东先生则认为，寺庙通常被认为是具有“风水”的宝地，而云峰寺正好建在这样的风水宝地上。因此，完颜亮便“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

都兴智先生则认为，这是完颜亮对佛教有着深刻理解的表现，他不信仰佛教，毁寺建陵是他限制佛教的一种方式。

因此，影响完颜亮毁寺建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王德恒先生将其归结于完颜亮个人的性格；阎崇东先生认为风水是主要原因；而都兴智先生则认为这是完颜亮限制佛教的一种表现。

在营建山陵之前的贞元三年，“三月壬子，以左丞相张浩、平章政事张晖每见僧法宝必坐其下，失大臣体，各杖二十。僧法宝妄自尊大，杖二百”。

可以看出，完颜亮对此事极为在意，为此还诏令三品以上官员上殿加以警示。从海陵王杖张浩、张晖和僧宝的原因中可以看出两点：第一，以刘浦江先生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完颜亮这么做是有意贬低僧侣的地位，同时达到限制佛教教团的目的。

王德朋先生认为，在官吏与僧侣相处之中，僧侣居正坐，大臣坐在侧面，这种现象颠倒了本来该有的礼制关系，从而使海陵极度不满。

从表面看，海陵所杖责的是法宝、张浩和张晖的肉体，实际上，他是想维护君权至上的政治理念，这也是其诏令三品以上官员上殿的原因。

二位先生所言都极有道理，且并不相矛盾。海陵王正是通过有意贬低僧侣地位、限制佛教教团，以此来达到维护君权至上理念的目的。这是因为辽代对于佛教的态度非常虔诚，“帝后见像设皆焚拜；公卿诣寺则僧坐上坐”。

辽代僧侣之显贵者，甚至可以与帝王分庭抗礼。海陵王借此事，小题大做，借机削弱僧侣的地位，其想改变辽代以来僧侣尊贵的地位，来加强君权。

海陵王将祖宗陵墓建在寺基之上，可以看作是将崇祖凌驾于崇佛之上。这是因为在辽代，崇祖与崇佛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重合，这是辽代契丹文化的一个特点。

为了适应统治需要，辽代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积极接受佛教在契丹社会的广泛传播，逐渐使契丹部落联盟时期的神权与皇权的分离状态合流并集于一体，实现了利用宗教构建皇权和巩固皇权的目的。据《辽史》载：“太祖在幸幽州大悲阁时，迁白衣观音像，建庙于木叶山，尊为家神。”在辽太祖时，尊白衣观音为家神，白衣观音庙就具有家庙的性质了。

辽道宗于清宁八年，在西京大同府，“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可以看出，在辽代崇祖与崇佛不仅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重合，甚至崇佛可以与崇祖相平等。祖神可以看作是君权的代表，佛则是佛教教权的代表，崇佛与崇祖相平等，导致辽代教权甚至可与君权分庭抗礼。海陵王为了削弱佛教地位，加强君权，故将崇祖凌驾于崇佛之上，使君权的地位远远高于教权的地位，以此来彰显君权的至高无上。正隆元年十一月，海陵王下令“禁二月八日迎佛”，又在正隆二年十月拆毁上京储庆寺。

可见，为打击佛教势力，海陵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毁寺建陵可以看作是削弱佛教势力、加强君权的系列举措之一。海陵王之所以这么做是吸取“辽以释废”的教训。

从金末元初，一直以来都有“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说法，刘浦江先生对辽朝佛教全面考察后，认为“辽以释废”的结论大致可以接受，并提出无节制的崇佛佞佛是辽灭亡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由于建国前的女真曾被辽朝长期统治，因此，辽朝崇佛之风不免对金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金朝除了受到辽代崇佛的影响外，还吸收了辽代因崇佛而亡的教训。所以，为避免重蹈“辽以释废”的覆辙，金对佛教采取限制与利用相结合的做法，最终目的是为了加强君权，从而巩固金王朝的统治。海陵王即位后，虽然也是对佛教利用与限制结合，但海陵一朝对佛教的限制始终多于利用，而毁寺建陵恰可以看作是其通过限制佛教来加强君权政策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