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驰：李光弼在天宝边地的风云岁月

边上名将

天宝二年（743），李光弼为父守丧甫毕，即被朝廷起复为宁朔郡太守，自是又开始了中断一年的边将生涯。

宁朔郡治所在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南，天宝元年改宥州置。《通典》谓其郡境十分辽阔：

东至朔方郡二百一十里；南至五原郡一百四十里；西至灵武郡三百二十里；北至安北都护府八百里；东南到朔方郡长泽县二百九十里；西南到朔方监一百三十里；西北到定远军城三百一十里；东北到朔方郡四百一十里；去西京一千一百九十里；去东京一千九百九十里。

这个南北千里、东西五百里的地带，一向为多民族杂居区域，故光弼授宁朔郡太守，当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命。这得从六胡州降户之叛讲起：

初，调露元年于灵州南界置鲁、丽、含、塞、依、契等六州，以处突厥降户，时人谓之“六胡州”。……开元十一年，康待宾叛乱，克定后，迁其人于河南、江淮诸州，二十六年还其余党，遂于此置宥州，以宽宥为名也。

“六胡州”降户的反叛，是开元中少数民族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自开元九年（721）三月爆发，历时一年半之久，多达七万人卷入。参加者多为突厥降户中昭武九姓人，并有党项等蕃“潜与”“通谋”。“叛胡”不仅“攻陷六胡州”，且“进逼夏州”。

朝廷数遣“陇右诸军”“河东九姓”等汉蕃将士征讨；兵部尚书王晙、宰相张说、陇右节度使郭知运，以及蕃将王毛仲（高丽人）、阿史那献（西突厥可汗）等都曾相继统军镇压。在既“杀三万五千骑”、擒胡酋康待宾并送长安腰斩之后，余众仍前仆后继坚持战斗。为此，玄宗特置朔方节度使以剿六胡州余党和备边。直至开元十年（722）九月，朔方军才悉平“康待宾余党”。朝廷为防范胡众复起，遂“徙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然而皇上仍心有余悸，在既“宽宥”降胡之后，复望这块关内道北部地区长宁永安，故天宝元年（742）又改宥州为宁朔郡。李光弼既为蕃人出身，又有在此一地区长期任职的经历，既熟谙蕃情，又练达边务，更有统军打仗的本领，所以在太守的人选上，朝廷看中了他。此后，在长时间内——至少在光弼任太守期间，宁朔州确实平安无事。

天宝四载（745），光弼在太守三年任满后，加官左清道率兼安北都护府都护，并充朔方行军都虞候。按，左、右清道率，正四品上，“掌东宫内外昼夜巡警之法”。光弼既任安北都护等，就不可能履行千里之外的京官职责，故其东宫十率府长官之一的左清道率，谓之加官——即加领名义上的官职。

安北大都护府，旧称燕然、瀚海都护府，总章二年（669），改名为安北大都护府。初置时，治所在今蒙古国杭爱山东端，后几度迁徙，至开元十年（722），移治于中受降城（故址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南黄河北岸）。都护府长官都护、副都护之职，“掌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离”；即管理以周边民族所置羁縻府州的事务。隶于安北都护府的有以突厥、铁勒等民族的十三个部落所置六羁縻府十羁縻州。安北为大都护府，其最高长官大都护一职，一般由亲王遥领，下设副大都护一员，从三品，副都护二人，正四品上。可见《李光弼碑》谓天宝元年光弼授安北都护一职应为副都护。又，安北都护府领兵六千，受统于朔方节度使，所以行军作战时，光弼又充军队执法长官——行军都虞候。据《王忠嗣碑》载：天宝四载（745），光弼曾随节度使王忠嗣出白道（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讨击后突厥残部。

天宝五载（746），为光弼仕途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年，曾任朔方节度使五年的王忠嗣又兼河西等镇节帅。光弼作为忠嗣的爱将，被擢为河西兵马使、赤水军使，并加游击将军、守右领军将军，赐紫金鱼袋。是年八月袭封蓟郡开国公。

兵马使，“节镇衙前军职也，总兵权，任甚重。至德以后，都知兵马使率为藩镇储帅”。关于赤水军使，《元和郡县图志》谓置于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城内：

管兵三万三千，马万三千匹。本赤乌镇，有青赤泉，名焉。军之大者，莫如赤水，幅员五千一百八十里，前拒吐蕃、北临突厥者也。

时称大镇之安西（兵22000人）、北庭（兵20000人）、岭南五府经略（兵15400人）都不及赤水军兵盛；其建制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大的藩镇，至少从兵力上看来如此。

时王忠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兼知朔方、河东节度事；“杖四节，控制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一代名将，诸如哥舒翰等，均出于忠嗣麾下，而部将中最为忠嗣看重的则是李光弼。《旧唐书·李光弼传》称：“忠嗣遇之甚厚，常云：‘光弼必居我位。’”基于忠嗣对爱将的无比信任，光弼得授河西兵马使、赤水军使等重任。

虽然史称忠嗣器重光弼，“虽宿将莫能比”，但涉及两者关系的具体事迹记载却很少，治史者所熟知者仅有一条史料，摘引于下：

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今顿兵其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厉兵秣马，俟其有衅，然后取之。”上意不快。将军董延光自请将兵取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诏，而不尽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

李光弼言于忠嗣曰：“大夫以爱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虽迫于制书，实夺其谋也。何以知之？今以数万众授之而不立重赏，士卒安肯为之尽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无功，必归罪于大夫。大夫军府充牣，何爱数万段帛，不以杜其谗口乎！”忠嗣曰：“今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故忠嗣不欲为之。忠嗣今受责天子，不过以金吾、羽林一将军归宿卫，其次不过黔中上佐；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将军，子诚爱我矣，然吾志决矣，子勿复言。”光弼曰：“向者恐为大夫之累，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趋出。

这段二人对话，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忠嗣、光弼间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彼此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他们超越上下级关系的障碍，互敬互重，时刻关心对方的安危。尤其有意思的是作为年龄相近的人，虽然一个早熟，一个大器晚成，但才干、性格、旨趣却不乏共同之处。史称忠嗣“工谋于国则拙于身”；他不顾个人得失，惟“以持重安边为务”，致天子震怒，几乎身首异处。而光弼也是个“工于料人而拙于谋己”的角色，观其末路，遭朝廷疑忌，竟“卒以忧死”。两人下场，何其相似乃尔！

果如光弼所料，董延光因师出无功，归罪于忠嗣阻挠军计，奸相李林甫乘机诬告忠嗣欲拥兵以“尊奉太子”。于是，玄宗大怒，“因征入朝，令三司推讯之，几陷极刑”。赖部将哥舒翰苦谏，才从轻发落，天宝八载（749），忠嗣以45岁英年“暴卒”于贬所。

在王忠嗣被治罪的同时，即天宝六载（747）十一月，安禄山的族兄安思顺取代忠嗣为河西节度使。此后至天宝十一载（752），李光弼一直隶于安思顺麾下。同忠嗣一样，思顺亦十分器重光弼，光弼于天宝八载（749）“迁右金吾卫将军，充节度副使”，当与思顺的信任有关。当然这也是光弼边功累积的结果，如随后的“加云麾将军、左武卫大将军”，就是“以破吐蕃及招讨吐谷浑”而赏功升迁。

天宝十一载（752），李光弼告别了河西备边的七年生涯，但并未结束其边将身份；是年，光弼又以朝命回到早先供职的地方，拜单于副大都护。按，单于大都护府之设，原为捍御、抚慰突厥等北蕃的需要，时后突厥破亡，于混乱中统一漠北的为铁勒回纥部族，酋长骨力裴罗被玄宗册为怀仁可汗，同朝廷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光弼的新职责应为“抚慰”“辑宁”突厥余部和由铁勒诸部演变的“回纥外九姓”等蕃。安史之乱爆发后，多有此类蕃酋勤王成为朔方系统的蕃将，如仆固部酋仆固怀恩、浑部酋帅浑释之父子、阿跌部酋阿跌良臣、突厥人白元光等，都是平叛中闯出来的一代名将。又，单于大都护由唐室亲王遥领，所以，光弼新职实际上为大都护。后来光弼改任朔方节度副使，单于大都护府仍处于其所统之列，故安史乱中，这里诸蕃比较安静并站在平叛前沿，应与光弼长期于此积累的政绩有莫大关系。

天宝十一载（752），遥领朔方节度年余的宰相李林甫，推荐河西镇帅安思顺自代。十三载（754），朔方节度使安思顺，表奏光弼为本镇节度副使，并主持留后事（即代行节度使职务）。“思顺爱其材，欲妻之，光弼称疾辞官”。时光弼已47岁，夫人为名门闺秀（出太原王氏），但“先公（光弼）而逝”。思顺之所以要嫁女于一个接近“知天命”之年的人，固然是为了笼络光弼，但首先是看中了光弼的才干。而光弼对这个顶头上司虽然表面上尊重，内心深处却无好感。前述王忠嗣之罢官贬死，是由于李林甫的陷害诬构，而取代河西节度的则是思顺。数年后思顺徙镇朔方，又系林甫推荐。这不能不使光弼怀疑思顺、林甫为互相勾结的奸党。有迹象表明王忠嗣系统的其他将帅，基于对故帅的感情，对安思顺乃至其族弟安禄山都是深恶痛绝的。后来安思顺、安元贞兄弟之死于非命，就是出于王忠嗣爱将哥舒翰的诬陷。“忠嗣遇之甚厚”的光弼，基于道义，当然不会同意这桩婚姻。这件事似乎影响很大，连休病假在长安的哥舒翰都知道了。为了使光弼摆脱困境，遂“奏归京师”。

回归长安的光弼，难得有这么一段闲散的时间，且为了避免再惹麻烦，“遂守道屏居，杜绝人事”。直至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反，才重返朔方，官复原职。

本文经山西人民出版社授权节选自《李光弼》第五章，注释从略。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