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早期英国共和主义思想的空想性-稳而不乱的社会形态

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莫过于了解它的政治制度。莫尔、斯塔基及克劳利在他们的共和国中，设计了和而有序的政治制度，这些制度都是优于当时的世俗制度。

在共和国中，莫尔针对要有稳定的社会形态，提出了民主政治制度原则，即选举国王是为了英国人的福利，而不是为了国王本人。他设计的国家以现实中的国王为理想模板，并从“全民福利”的思想出发，完全合理地论述国王的使命。

他还称国王的职责就是关心英国人的福利，而不是关心一己私欲。莫尔谴责与正义这些正确的思想相对立惨无人道的剥削臣民。而世纪，君主的统治权和国家是统一的。因此他引用柏拉图的话，论述了开明君主为全民的福利而与哲学家们一起共同管理国家。

斯塔基以法律和宗教来实现人人都严守公德的社会，一个稳而不乱的社会形态。因为根据良好的法律，国家才能够有良好的秩序、良好的制度政策，这应该由优秀的领导人和统治者去实施。

同时宗教的感化，即要求大众虔诚的尊重、敬仰上帝，与他人和睦友爱。但是如果没有城市和村庄、法律和宗教，人们就像漫步在原野和森林中，犹如凶残的野兽。而所有法律和贤明统治目的都是能够使英国人保持团结、和睦友爱以及内部和谐。

克劳利一直是以上帝、道德来解读一个稳而不乱的社会形态。他从道德角度寻找社会灾难的渊源、社会罪恶的根源以及违反社会的、令人厌恶的种种不良现象，这正是有人扩大自己拥有的真正权利。因为社会现实财富的差异，使富人蔑视穷人、穷人仇视富人。

如果财富拥有者认为自己只是财富的管理者而非所有者，那么这种仇视很快会被纠正。但只要个人只听从自己意愿的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就根本不可能纠正这样的社会弊端。他一再强调国家公共利益、共同善，因为“任何人都不应该有一双只关注自己利益的眼睛，国家整体的利益尤为重要”。

针对英国人容易察觉社会最大的伤痛—压迫引发的叛乱，克劳利提出警告，即这是“国家机体的顽症，需像高明医生治疗人体顽症那样来加以治疗”。其有效方式是找到并祛除引发疾病的根源，那么其他“分支”也会根除。

因此，克劳利认为避免社会动荡的最好途径是根除社会罪恶，他以上帝旨意来约束人们品行道德，君主是上帝在世俗的代表，按上帝旨意，以上帝为标杆，来治理一个稳而不乱的社会形态。

总之，莫尔、斯塔基和克劳利以各自的改革意见来构建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而且他们在法治和宗教方面，使英国人认识到以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来关注国家共同事务的重要性。

在莫尔设定的共和国中，民主的政治制度加强了稳定的社会形态，而法治也是共和国的另一保障手段。

在共和国中，正因为没有私有制和特权阶层，民主的政治制度说明了，乌托邦是不受暴政压迫的自由英国人和掌握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这是莫尔反对暴政的态度表现，也说明了乌托邦共和制度的民主性和简单性。同时在乌托邦法治保障中，可以看出稀少的相关法律文献，那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国家不需要那些超出他们阅读能力的繁多的法律条文。

但是，又“以法律保护英国人的利益，这里的公共利益同个人利益是和谐一致的，一切归全民所有，没有穷富之分”。因为他认为个人之间的平等能够避免人们的矛盾不和，便于人们对共同需要的理解，对公共事物的管理。

在这个国家，法治则完全是人人以法来律己。同时人人都了解法律，这正是在乌托邦没有专门的律师阶层的原因。但是乌国的公正社会却显得不够彻底，因为他允许乌托邦社会存在奴隶。

在乌托邦中奴隶比重不大，那里的主要生产者仍是享有充分权利的英国人。乌托邦社会中的奴隶制具有特殊性，它除了发挥经济职能外，还是一种惩罚犯人的措施和劳动改造的手段。然而这方面也说明莫尔的空想，与他提出的平等原则相悖。

在一个稳而不乱的社会形态中，当然遵循的另一个标准就是宗教。因为宗教理论中宣传正确的价值观，而且它认为灵魂永存的思想是无可非议的，灵魂的使命就是追求幸福。乌托邦的伦理道德，也由于信仰“恶死后必受罚，善死后必受赏”而得到加强。

同时乌托邦人宗教信仰自由，完全宽容各种宗教，因为宗教在颂扬理智，帮助他们发展认识。在乌托邦国家中，宗教信仰凝聚着人们的道德意志。

在理想共和国中，莫尔强调了自我利益必须与社会利益相结合。道德的天职在于关心自己福利的同时，还要想到社会的利益。莫尔设计的理想共和国，他的共和主义思想在政治制度、美德、法治和宗教态度等方面都有体现，这些也完全是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一种反照。莫尔的政治构建，使他成为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最后也得到了历史意义上最高的评价。

斯塔基在《对话》中传达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从《对话》结果可以看出他本人明显倾向共和制。他指出了本国在君主统治的弊病，即英国是由君主权力、国王权威来统治和治理的，国王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意愿处理事务这无疑会对国家造成创伤，而且由血统继承而非选举，并且个人意志左右的统治者，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得到长期有效良好的政策治理。

他在《对话》中又留下一名言，即“专制是社会最大的罪恶，它违背了上帝的意志，而共和国的优势在于限制了国王的最高权威”。共和国的目标是整个社会有德、和谐与合作。他是人文主义者，也是社会的改革者，他的纯正共和国理想，某些相似于莫尔的乌托邦。

因为他的改革意见也注意到将国家公共利益、共同善与社会利益相结合，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过于强调宗教的力量，也使他对共和国的设定表现出了理想态度。

克劳利的“理想主义共和国”是对共和国的再一次预设，他认为“商人和暴发户是造成经济日益衰退和社会秩序普遍混乱的罪魁祸首，他们只为一己私利损害着国家公共利益”。那么，保护公共利益免受个人私欲的侵害是实现社会秩序和平稳定的必然要求。

正因为他看到的是个人利益极端化、道德堕落极端化的社会现状，而他并没给出真正可以解决的策略，所以他的共和国设定是一种共和主义思想发展着的理想状态。

纵观英国这几位人文主义者对有关国家体制改革意见的表述，虽然内容不同，但是他们都描述了一个以民主政治原则来保障，以法律来维护，以宗教来补正法律的不足这样稳而不乱的社会形态。

总之，在英国世纪早期，尽管莫尔《乌托邦》，以选举一个哲学智慧的君主管理国家来达到政治上的民主，这说明乌托邦国中君主的管理模板对当时英国君主的统治显然是彻底颠覆。但是任人唯贤，选有才能的人在国家中任职，这对当时在职位中继承中世纪风俗、传统的政治范式是一种反照。

然而斯塔基的《对话》认为“政治上的混合政体最有利于防止暴政，这体现了他的政体观。他还认为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下，保障个人生活的安宁”。可见，在英国社会危机种种因素挑战国内秩序时，他提出的这种改革意见只能是一个很好的愿望。

同时在克劳利的“理想主义共和国”中，他指出了“导致社会危机的根源，即无限扩大的个人利益是导致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的社会基础”。但是他的理想共和国从道德出发，只是靠大家和睦共处，宗教是大家生活的标杆，以友爱、良知来指导个人行为。

他并未给出真正解决社会危机的意见，而设计的共和国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当时也是难以实现的空想界定。

英格兰是一个富有正义感与想象力的民族。托马斯·莫尔设置了一个很好的起点，为国家改革提供了理想蓝图。可以看出，莫尔、斯塔基及克劳利都是政治理想者。他们所描绘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是彼此关联的，而它们也是平等原则的两种不同表现，但却是相辅相成的表达方式。

虽然他们的改革意见属于理想状态，预设了共和国中稳而不乱的社会形态，但是他们提供的蓝图中渗透的共和主义思想，为后来现实的共和主义思想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铺垫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