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工作的三本生，靠passion成为人生剧本的主角

本期嘉宾：邓安庆

邓安庆，湖北武穴人。已出版《纸上王国》《柔软的距离》《山中的糖果》《天边一星子》《永隔一江水》《望花》《暂别》等书，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丹麦语等多国语言。

（受访者供图）

邓安庆，因出版《纸上王国》迈入作家行列。今年7月出版了新书《暂别》，记叙他的求学求职漂泊历程，他和父母之间的牵绊。

在成为作家之前，他是出身农村、普普通通三本毕业的求职者、打工人，处境和现在因为学历不高、找工作困难的大学生没有什么不同。

会被招聘者一句“不好意思，我们只招重点大学的”秒刷掉；看到身边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名校生狂收offer，会羡慕他们能“养活自己”。

困在出路里的他，其实是当下很多年轻人的缩影。随着学历越来越贬值，无论是硕博生，还是重本生、二本生、专科生，都感觉前途是一片看不清、雾蒙蒙的。

尤其世界风云变幻，时代飓风的一点尾巴刮到身上，都足以在自己的生活中卷起龙卷大风。就像邓安庆曾开玩笑地提到，当年特朗普的当选，竟无形中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受访者供图）

而从找不到工作、多次被辞退、漂泊多个城市的打工人，到如今能以写作谋生的自由职业者，邓安庆的人生历程和心路历程，给到我们一个独特的参考样本：

个体的主体性和生命力，其实是可以摆脱所谓学历、出身等标签的，是可以让人生的可能性变得丰富和开阔的，是可以在时代的洪流中奔腾向前的。

ONE

{悬浮中，耕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往前走的路上，悬空是常态。

“我们既回不去（故乡），好像扎根不下、留不住（城市），我们处在一种悬空、不踏实的状态。”采访中邓安庆如是说。

他对悬空这一常态的洞察，某种程度上和人类学家项飙说的“悬浮”相契合：大家都在高速流动，非常勤快，非常辛苦，非常努力。要逃离，但是不知道去哪里，而去了之后，还是悬在空中。

悬空亦或悬浮，是社会结构性的困境。个体能做的，大概是尽可能地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扎下根。

所以邓安庆提到“在这种两无着落的尴尬状态中，一方面人自然会有一种游离的漂泊感，一方面也拥有了一种超然出来的清醒。”

（受访者供图）

对父母都是农民、家庭条件很一般的邓安庆来说，他很早就想清楚了“一切只能靠自己”，自己是自己命运的父亲母亲，自己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很早就想清楚了，写作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让人有弹性去应对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烦恼。这个东西往往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在关键时候，甚至能救你的命。”

所以尽管考上三本的他，学历似乎比同龄人差，但大学四年他拼了命地泡图书馆、读书。至今依然很庆幸自己在大学里，认真读了很多书，打下的扎实基础，到现在还滋养着他。在优绩向社会评价体系中，他坦然接受命运的判词，面对一次次就业不顺，坦率承认“我就是能力不行”。但那咋了，人生除了眼前的世界之外，永远还有写作这个平行世界。

写作世界，是独属于他的一亩三分地，耕种好它是他的本分。

（受访者供图）

忙于生存、顾不上躺平，他一头扎进生活和写作双重宇宙中，从在豆瓣默默更新，到收到北京编辑的邀请出书、到北京工作，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回想一度以为人生走到山穷水尽，没过几年，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要相信时间”、“跟我一批出来是有很多人，但是后期你怎么发展，取决于你的后劲儿”，即便是出了人生第一本书，邓安庆依然没有躺平。

“我在北京住在一个9平米的出租屋里面，出租房里面一共4户，我住在储物间边上就是厨房，每次做饭的时候，因为厨房跟我们不是隔开的，那个油烟就会飘到我房间。就在那个环境，我白天上班晚上写东西，大概有五六本书在那写出来的。你要有强大的一个自律心，白天上班很累，晚上洗完澡切换成写作状态开始写作，爬也要爬完。”这些像月亮一样闪烁的瞬间，点亮了他只掏得出六便士的时光，也回答了我们关于现在年轻人疲于内卷、找不到人生出路的问题。

没考虑什么吃苦还是享福，时代黑利还是时代红利，一边一心想着生存吃饱饭，一边为热爱码字，邓安庆等来副业写作收入超过主业的那天。在后来好几年，人们讨论人生是旷野还是轨道的时候，对他来说，人生是无法阻挡的滚石，人生是步履不停地奔跑本身。

（受访者供图）

在天赋和努力之间，他选择做一个努力坚持热爱的狠人。而能坚持热爱，何尝不是一种天赋，人生往往很多时候，就是拼一份：愿不愿意为热爱豁出去，为热爱坚持，不因他人的卷而躺平的狠劲。

这份热爱可能不像邓安庆一样，能让他成为自由职业者、靠文字吃饭，但一定会成为我们的自留地，我们的生活支点，在未来的人生中埋下无数伏笔，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TWO

{我们和父母

好像是无比熟悉的陌生人}

不管是在外求学、还是在外打工，与父母分离成了生活的常态。

“从此故乡只有冬夏，再无春秋。”

“父母衰老的速度超过想象，脆弱无助的速度也远超想象。”

“人生不过短短的900个月，一张A4纸就能画够900个格子。如果父母已经五六十岁，表格划掉了一大半，再计算每年回家的次数和时间。陪伴父母的时间，最多就只剩下一点小方格。”

这些话，对很多漂泊在外的游子来说并不陌生。父母一天天老去，自己在外求学工作、不能人前陪伴，是难以改变的现实。

可是也没什么办法，甚至无数次地在下班回出租屋的路上，听到耳机里播放“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的歌词时会一瞬间恍惚，听耳机里问“这是否是你想要的人生”，不敢在心里多盘旋重复几遍这个问题。

虽然生活的节奏很快，这些恍惚和问题会很快被其他事情挤掉，但还是会在一个个时刻，怼到你面前。

像是邓安庆在采访中提到的“爸爸满脚是血”的画面，有一年过年回家，爸爸骑电动三轮车来接他，车子翻了身上都是灰。回家后让爸爸换衣服，才发现爸爸鞋子里面都是血，原来脚破了，流了很多血，爸爸却一点痛的感觉没有，因为糖尿病导致他的神经末梢已经死掉；像是他留意到爸爸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颧骨高耸、脸非常瘦、张着嘴巴的老态。

像是他在书中以小说的笔法写到与父亲的陌生感，“他点着自己的，又把火机给我，我也点了。我们就这样默默抽着烟，看着马路。我斜眼看了父亲一眼，他的脸埋在烟雾中，经昏暗的路灯灯光笼着，莫名让我想起黑色的铅球。这颗球沉甸甸地支在他瘦长的脖颈上，风吹不动，我也看不透。这样的一个人，是我的父亲。我感觉自己从自己的躯壳里脱壳成为另一个人，他站在我们之间，看着两个男人，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都是陌生的存在。”

日子一如往常、甚至有时嬉皮笑脸地在过，但正是这一个个时刻，让人如邓安庆所说“经常会有一种哀伤的心情在里面。”

所以慢慢能理解，为什么邓安庆会坚持写回乡记，会坚持记录和父母相处的日常，会有《暂别》这本书的出版，为什么书中这些和父母的日常，触动了很多读者。采访现场，他给我们看一位读者的留言“安庆，你即便用最平淡的语气写下这些，好像也就叙述了个事实，可是为什么会让人看一遍落一遍泪？”

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关于亲情与牵绊、关于异乡漂泊，是千千万万人、千千万万中国家庭共有的情感联结。我们都是一次次返乡又离开故乡，一次次惊觉父母脸上皱纹又多了一点、腰又驼了一点、人又衰老一点的迹象。

而在这一次次返乡又离乡的过程中，我们也经历了成长这一“精神离家”的过程，和父母的家庭位置也发生微妙的变化。我们开始被父母依赖，开始把父母看做自己的孩子，开始冲在前面而父母往后退。自己和父母双方，都开始如邓安庆所说，从“报喜不报忧”到“报喜又报忧”。

“年轻的时候，即便报忧也知晓父母是无能为力的，这个时候父母也是报喜不报忧的，因为跟孩子说这些问题，孩子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安定下来，孩子也只是徒增烦恼、徒增无奈；

后来当自己是完全有独立处理任何问题的成年人，报忧更多是为了让父母能有参与感，报忧不是报具体的优，比如工作遇到什么问题。而是一种普遍性的忧，比如：跟人交际问题，这时候父母就会用他们过来人的经验，给予一些建议。这时候，父母意识到ta可以依靠你，也不用再强装大人，反而会和孩子说说，比如最近哪哪不舒服。”

也正是和父母家庭位置的微妙变化，让邓安庆能搂着妈妈在马路上散步，能在电话里对妈妈说做了什么梦，能脱口而出“妈妈我没什么事，我就是想你”。因为知道自己能稳稳地接住父母，自己是主导现在亲子关系的人，知道自己跟爸爸妈妈关系的融洽是在于自己去主动走这一步。

（受访者供图）

当然，过程中也有磕磕绊绊拌，邓安庆的解法是“课题分离”。像他花钱给家里装空调后，妈妈习惯了省吃俭用，会因为舍不得电费不开空调。即便自己打过很多次电话说不要省钱，但妈妈依然不听劝。

这在现在年轻人看来，可能是一种“没苦硬吃”的行为。生活习惯、消费习惯等的不同，有时可能是一种难以改变、甚至无解的问题。这一问题，困扰着很多游子，说吧，说不通；不说吧，自己窝火。

邓安庆选择和父母说清楚，自己作为孩子，当然希望父母是享福的，但是父母有自己的想法和生活方式，父母和我们都是成年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要尊重对方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自己不为此内疚，包括在外吃到好吃的，不再忍不住想：“可惜我爸妈吃不到这么好吃的”，去国外旅行看到美丽的风景，不再隐隐不安“我自己来玩，而父母亲只能待在老家。”

（受访者供图）

想通这一点，并不容易。在中国式家庭长大的孩子，很容易背负着内疚感和愧疚感。虽然不像古代所谓的“父母在不远游”，但当和父母远隔千里、尤其是独生子女，很容易想到父母辛辛苦苦把自己供大，自己享福是不是自私，自己不能陪伴照顾在身侧，是不是亏欠。

不过虽然理性上会条分缕析列出一条条合理的理由，但内心还是过不了自己这关，还是需要漫长的时间，接受我们做完自己的课题就够了，接受我们有自己的人生路要往前走。

THREE

{妈妈啊

那个少被理解甚至被觉得烦的人}

无论是从邓安庆的书中，还是从和他的对谈中，能感受到妈妈在他的生活和心中，占了很大一部分比重。妈妈可以说是，他在整个家中最亲近的人。

打电话时爸爸会说两句就没话，几句话可以重复好几次，余下的时间，双方都尴尬，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转而让妈妈接电话。

而和妈妈，不用刻意找话题自然而然话就多了起来：从今天吃了什么到被子有没有晒，从棉花有没有人收、到自己工作中碰到的事情，都是可以聊的。

会有聊不完的话、会挽着手散步、会在妈妈因为不知道怎么用手机交电费，会想象得到天已经黑了，而妈妈坐在黑乎乎的家里，一时不知所措的画面，会感受到这个世界对妈妈来说太过迅速太过复杂，她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只能给自己打电话。

（受访者供图）

进而会看到并心疼妈妈的处境：父亲是个粗线条的人，不会那么细致地观照母亲的内心；哥哥和嫂子有他们自己的事情要忙，侄子们都还小。妈妈为他们而忙碌，他们却很少触到她的内心。

只有他这个小儿子，会听她在电话里抱怨，听她说自己的担心和忧虑，让她有个人可以诉说，会注意到家人几乎不会注意到的、妈妈细腻敏感的内心。所以当和妈妈电话完，当他感慨：“跟你说话，好开心啊”，妈妈在那头笑：“我跟你说话也开心。”

虽然他知道，“没有人比母亲更在乎我，我快乐她才快乐。可是我的快乐，她不懂。我的不快乐，她也无能为力”，但这并不能否认互通电话时母子的开心，不能否认情感的流动、无言的柔软，是妈妈和他这个小儿子共有的。

而这种无言的柔软，正是触动很多读者的地方。在如今这个快节奏高效率的时代，很多时候是：不理解妈妈就算了，甚至觉得烦。

她不懂这世界，这世界也把她甩在身后。即便我们是她为数不多能握住的手，但在琐碎的日常中，我们习惯了叫妈，却很少和母亲聊天，妈妈纾解烦闷的“絮絮叨叨”，我们是比较难听进去的，更不用说付出巨大的耐心和细腻的注视。

妈妈渐渐地变成一个熟悉的符号，我们心理上依恋妈妈，但身体一步步远离妈妈。妈妈是一个温柔的不移的码头，而我们要去远航。可能在某个搁浅的时候，会想起那个码头，想起应该早点，多打几通电话、多回几次消息、多走近我们熟悉又陌生的妈妈。

后记

和邓安庆老师面对面的对谈，和只看书时对他的想象有很大的不同。书中的文字是平淡见真的，而邓老师本人是直接爽快的，甚至坦率到，一度让我们面面相觑、内心os：这是能直接说的吗，就这么水灵灵地说出来了？

谈到工作，他说“我就是因学历差、好多次都找不到工作，我不想折腾、我想要稳定，但就是能力差才会频繁被辞退、被换工作”；

“我顾不上躺平，我当时就一心想着先生存下来”“上班很累很烦，是巨大的消耗”；

谈到写作，“写作当然是我的热爱，但一个务实的原因是写作能带来经济收入”；“写作当然有文学的原因，但写作变成一份可以养家、可以养活自己的事业的时候，它的意义就很切实”；

“我哪怕是辞去工作自由写作，也是事先会考虑清楚：未来我有几本书要出，可以确定的收入有多少，如果短时间没有收入我能撑多久……最坏的后果我都会想到。最终发现我能承受选择带来的风险，那我就去做。我是非常务实的一个人。”

谈到父母，“我观察记录下父母的日常，也可以拿来换稿费”，被问到：“妈妈对自己的婚姻是否满意，如果让妈妈重新选是否还会选择嫁给爸爸”等问题时，也会一时被问住哑口，直言：“我确实没想过这个问题，以后我要问问她”，让我们得以看见即便是和妈妈如此亲密的小儿子，也未曾深入了解妈妈的感受和处境；

就，一句句直接又真诚的大实话，听得你真的当场会哈哈哈哈。

但笑完之后，你咂摸咂摸，还是会品出一些东西。

做自由写作者看似自由的背后，是像农民种地一样勤恳地码字，哪怕是写不出来，也逼着自己坐在书桌前；是深思熟虑，因为知道只能靠自己，家庭没有办法给予支撑，也不会有其他人来为自己兜底。每走一步，都会反复地掂量。

记录父母日常换稿费，也正是这个理由，让妈妈可以放心花他给的钱，“因为妈妈你给我提供素材了呀”。

从他身上，你能看到在这个悬浮和变幻的时代：

一个漂泊者是如何往返故乡和异乡之间，在和父母的牵绊下，扎根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中，一边看月亮一边挣六便士中，离自己越来越近，越来越专注于自己的生活，镇定但仍在燃烧，平静却更加浩荡；

如何在不知道时代风云变幻的大手，下一刻会给你发什么牌时，把“我”，从一个名词活成一个动词。我，是我自己在塑造我，在命运这条巨流河里，自己这条小溪流，也在一直川流不息、奔腾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