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经新闻》濒临破产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本站讯 创刊于1996年7月的中国产经新闻报社(以下简称产经报社)，承载着新闻人对新闻事业崇高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令人遗憾的是，该报社于2024年8月正式宣告破产。值得注意的是，产经报社的停刊并非突如其来，早在2022年3月之前，它便已开始悄然进行人员裁减与资产处置，强行清退职工并变卖房产，为休刊关闭做足准备，这一系列举动已然预示着其不幸的命运。作为共青团中央直接领导的权威媒体机构，产经报社未能有效应对长达三年的疫情所带来的严峻挑战，最终走向了破产的窘境。

产经报社十周年庆典

这一不幸并非不可抗力造成，而是人为因素所致。破产不仅给其员工和债权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和损失，更是对整个传媒行业的一次深刻警醒与反思。

监管缺失 乱象丛生 主管机关却熟视无睹

产经报社曾隶属于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后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管辖，最终转由共青团中央接管。共青团中央以中华儿女杂志社为基础，设立了中华儿女报刊社，名义上负责一份报纸及一份杂志的运营管理。实际操作中，该机构并未承担投资管理职责，导致管理流于形式，实质上形成为一种挂靠关系，所谓的共青团中央出资1300万元，并未实际到位，这为未来可能产生的问题埋下了隐患。

产经报社的运营模式实则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前任社长姚军不仅在报刊社担任党委副书记(事业编制)，还担任了产经报的党委书记及社长之职。

当姚军于2016年底正式退休后，产经报社人事架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张力中并未如愿接替姚军担任社长一职，而是只接任了产经报社党委书记及执行社长的角色，在与共青团中央的交流互动中，他仅仅是一个“边缘角色”。

产经报社原党委书记兼执行社长张立中

时间进展至2020年4月，局势突变。共青团中央任命中国青年报的罗旭辉为报刊社党委书记及社长并兼任产经报社社长职务，并同时派遣青校干部彭晓春进入产经报社执行所谓的“清理整顿”任务，这一举措无形中为后续的纷争埋下了祸根。

两人到任后，打破原有组织格局，其工作作风专横跋扈，大搞“一言堂”、当“一霸手”，让原有领导层敢怒不敢言，最终，产经报社丧失媒体职能，沦为文摘报，其正常的经营活动也因此陷入了停滞状态。

为了掩盖其无能造成产经报社的衰败局面，2021年1月，中国青年报某部门主管李雪红接替罗旭辉担任产经报社社长职务，并全面解除张力中的所有职务，此举被视作停刊前的重要布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报刊社党委书记的罗旭辉，有权直接指挥李雪红，但如今却被指责行政上存在不当行为。

疫情期间产经报社的系列报道受到表彰

罗、彭、李三人的周密策划与停刊布局，并没有触动共青团中央的警觉，反而助长其恶意辞退全体员工、变卖全部资产的恶劣行径。当然，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其行径得到了共青团中央的默许与纵容。最终，产经报在2022年3月宣布停刊，并于2024年8月1日步入破产清算窘境。

综上所述，产经报社曾作为事业单位，后来成功改制为企业。然而，在人事组织、采编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并未能获得相应的自主权。同时，共青团中央在对委任干部的教育考核与监管诸方面存在明显不足，这使得罗、彭、李三人趁此机会欺上瞒下，进而导致重大决策失误，最终引发了一系列悲剧的发生。

辞退员工 变卖房产 破产掩盖其违法行为

罗、彭、李三人进入产经报是引领报社前行还是导致关门停刊?关门停刊直至破产清算是上级授意还是自行主张?这些问题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广泛的议论，也成为了职工维权举报的关键所在。然而，对于这一切，中央纪监委、中央机关工委和共青团中央却并未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干预或澄清，任其发展。

通过细致的梳理，事件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全体员工却无辜地沦为了行政乱作为的牺牲品。

破产公告局部

《破产公告》显示：截至2022年4月30日，产经报社的资产总额为7,146,444.66元，负债合计为10,463,775.84元，所有者权益为-3,317,331.18元，已呈现资不抵债的状况。

然而，《破产清算案管理人工作报告》显示：法定代表人张力中在一份《情况说明》中陈述，“一是其本人于2021年收到彭晓春的免职电话让离开报社，至今未接到相关文件以及全部补偿金;二是离职后至今仍没有变更法人;三是其本人离开报社时，报社账面尚有几百万资金，还有房产、车辆总价值达2000多万;四是自己没有报社的各种资产、资料、印章,对于产经报社房产转让的事情不知情”。

破产清算案管理人工作报告局部

从这份《破产清算案管理人工作报告》中得出如下疑问：

一是法定代表人张力中既是债务人，又是债权人，其双方权益应如何合理主张与平衡?

二是为何在张力中被免职后，产经报社迟迟未进行法人变更手续?

三、张力中免职时，产经报社账面尚存数百万资金，且拥有价值超过两千万的房产与车辆，然而仅隔两年产经报社便陷入巨额负债困境，这些资金的具体流向何方?

四、面对各项开支缺乏法人签字的异常情况，会计审核环节是如何被突破的?这一行为背后，究竟是谁在公然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2024年9月28日，在线上债权人会议中，当面对债权人的诸多质疑时，主审法官的观点与行为显得尤为偏颇，她仅针对破产债务代理人彭晓春进行了询问，却完全忽略了产经报社法定代表人张力中的存在，这一举动明显构成了对司法程序的违背，实属违法行为。

据反映，张力中被免职时，主要债务是人民日报社印刷厂费用不足300万元，拖欠职工一年的工资总额约500万元，拖欠部分职工社保、清退补偿和预收费等，若能在这一关键时刻采取果断措施，关闭并停刊以遏制损失，产经报社或可保留部分资金储备，进而集结力量，重振旗鼓，实现凤凰涅槃般的重生。

债权人人民日报社印刷厂认为，债务人恶意拖欠印刷费用，后又申请破产，逃避法律责任，是恶意破产。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截至破产之际，涉及债权人(包含员工)的诉讼金额已大幅增加至超过1400万元。这一结果的产生与共青团中央及产经报社某些个人的失职、乱作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恶意破产 损害职工利益 主管机关岂能置身事外

2020年正处疫情期间，罗、彭、李不顾国家政策法规，大肆强行解聘职工，克扣补偿，一是以违纪为由强行自动提出辞职;二是以合同到期不再续聘为借口，单方面终止劳动关系，直至全部被清退。

据报社部分党委委员反映：在产经报社职工被全面清退后，且相关补偿款项已悉数发放之际，罗、彭、李三位负责人竟未察觉到任何维权活动或举报事件的发生。随后，他们以此作为依据，向共青团中央提出了休刊的请求，并声称这是“事实依据”。这一系列骚操作最终导致产经报社于2022年3月4日正式宣布休刊。

产经报所面临的问题，实则是体制缺陷与监管不力所造成的结果。罗、彭、李三人履职后发现大量问题，然而，他们并未选择依法依规妥善处理，反而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具体而言，记者群体内部的补偿待遇存在显著差异，小部分记者补偿每月按4300至4900元执行，大部分则仅按最低标准2300元补偿，这种乱作为进而引发了一系列举报事件的持续发生。

产经报社改制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后，其房产作为集体智慧与辛勤劳动的成果，其处置流程需严格经过报社党委与职工代表大会的联合审议与批准，并在获得上级主管部门的核准后，方可付诸实施。在此问题上，罗、李、彭三人明显违背中共中央、国务院所确立的“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制度，即对于重大决策、关键人事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及大额资金使用的所有议题，均应坚定不移地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

启动破产程序，法定代表人居然不知情?

2023年3月13日，中华儿女报刊社在明确自身非债务人、非债权人，亦非产经报社股东的身份下，毅然决定并征得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准，对产经报依法启动了破产程序，并向人民法院正式提交了破产申请。然而，这一举措却遭遇了产经报社全体职工的强烈反对，最终导致其被迫中止。

时隔一年后，鉴于诉讼案件与债务负担的急剧增长，为规避法律追责、蓄意逃避债务责任并侵害债权人权益，相关方于2024年7月30日再度正式启动了破产申请程序，竟然获得了法院的认可与支持。

产经报社致敬抗疫英雄

司马昭之心，众人皆知。据内部消息人士透露，共青团中央内部曾计划对产经报社进行战略重整，但由于重整过程中遇到的债务问题过于庞大，导致该计划未能实施。此次谋划借破产清算之名，行逃避法律责任与债务之实，意在通过有偿转让实现获利。

产经报社隶属于共青团中央全资控股，据称共青团中央承诺出资1300万元，但资金从未实际到位，罗、彭、李三人进入产经报社后，其行为超越法律界限，涉嫌多种违法行为。对此，共青团中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产经报社是一破了之?还是涅槃重生?共青团中央是选择冷眼旁观、听之任之，还是积极纠错?干预?尚有待观察。

产经报社濒临夭折，非天灾实为人祸!昔日的“无冕之王”被逼为违法“破产清算”的抗争者，实属无奈，却引发了报社同仁的破釜沉舟，此举必将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引发社会广泛瞩目。(魏全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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