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从背后金主江浙财团“坑”回多少军费？

蒋介石从背后金主江浙财团“坑”回多少军费？

江浙财团在国民革命军由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的形势下，眼看北洋军 阀政府要垮台，孙传芳的旗号要更换，需要寻找新的政治上的靠山；蒋介石也迫切需要有一个钱库，供给他在军费等经济上的大笔开支。

于是，这两者在旧有关系的基础上，一拍即合。江浙财团就大力扶持蒋介石走上前台。

蒋介石首次赴粤是比较早的，那还是在1917年孙中山搞护法运动南下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建立军政府的时候，他就投靠在广东军阀陈炯明的门下，任粤军总部高级参谋代行参谋长（参谋长邓铿留守汕头），后任第二支队司令、第二军总指挥。

也有的说蒋介石在这个时候在陈部任作战科主任，其间曾两度辞职，1920年10月6日复归陈部的右翼军，先是代理第二军前线总指挥（因军长许崇智患病），后任参谋长，1921年4月23日又辞职离粤赴沪。

1922年6月陈炯明叛乱发生后，蒋介石再度赴粤，以后一直在孙中山的身边工作。当蒋介石担任了黄埔军校校长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后，张静江应邀赴广州。

当时，江浙财团的代表人物张静江体弱多病，但为了帮助蒋介石进一步抓权植势，排除异己，巩固其地位，仍然赴广州积极参与政界的活动。

《中国的全貌》一书这样写道：张静江“在民国十五年蒋介石在广东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和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时，应蒋邀请到广东，为了蒋介石而和各派系调停，一并筹措军费，参与机密工作，成为蒋的智囊，并在举行北伐战争时从内部作了很大的努力”。

1926年1月，张静江为了改善蒋介石同汪精卫的矛盾，亲自邀蒋介石和汪精卫夫妇同游黄埔风景区。国民党二大决定建立中央政治会议后，张静江担任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以姻亲周觉为“中政会”秘书长，凡事都以蒋介石的意见为意见，甘心为蒋所用。

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张静江以国民政府代理主席的身份留守广州。当时张的父亲去世，张应蒋介石之请，取消回原籍奔丧的计划，于1926年12月中旬到了蒋介石在南昌的临时总司令部，参与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的阴谋活动。

蒋介石南下广州，站稳脚跟后，在1926年出师北伐。为了争取江浙财团的资助与支持，曾由宋子文等电邀江浙财团另一个大佬虞洽卿等上海商界“名流”赴粤参观。

上海总商会原推定王晓籁、劳敬修、陈良玉、陈炳谦等人为赴粤代表，但因当时上海仍然处在孙传芳的势力下，大家有所顾虑，借口事冗辞却。后来，王晓籁改变主意，愿意赴粤，虞洽卿遂推女婿盛冠中陪同王启程赴粤。

虞洽卿之所以推荐盛去，是因为看到蒋介石在广东飞黄腾达，声势煊赫，但不知还买不买过去在交易所助其一臂之力的账，所以派女婿去试探一下虚实。

王晓籁等到广州后分头拜访旧友，颇受款待，交谊如昔，知国民政府即将北伐，正合心意，并参加了7月9日的北伐誓师典礼，直到北伐出师后，才返沪。

虞洽卿从盛冠中之口，知道了蒋介石很讲交情，并对浙东乡谊看得很重，于是就更加卖力地帮助蒋介石。北伐军攻下南昌后，虞洽卿便亲自赶往南昌拜会介石。

虞洽卿自南昌了解蒋的意图回沪后，就与江浙财团的一部分人，以所谓“为维护各业安全起见”，“对外应时势之需要，对内谋自之保障”的目的，撇开与孙传芳有密切关系的傅筱庵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于1927年3月22日另行组织了包括上海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交易所联合会的名义，把江浙财团要寻找的新靠山的宝全押在蒋介石的身上。

当时蒋介石的军费开支相当大。据估计，1927年的春夏两季，他的军事开支平均每月为两千万元。这笔钱，蒋介石就靠江浙财团的资助。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率部自九江进驻上海。“蒋一到达这座城市，便与虞洽卿和其他商界头面人物会面，以便获得他同武汉决裂所需的财政援助。资本家组织起来支持蒋。”

26日当晚，虞洽卿就立即去拜访蒋介石，商量组织替蒋筹措军饷的江苏省兼上海财政委员会问题。

27日，上海商业联合会专门召开会议，听取虞洽卿拜见蒋介石的情况报告。虞洽卿说：“蒋已拟就宣言，即日可宣布。蒋对政治决取公开主义。闻拟延聘财政与外交委员数位，大约将于南北商会、银钱业两公会中遴选任用。昨晚已有数机关由白总指挥代委，大多数为宁波人。鄙人当时主张尽外省人先用，蒋颇赞成。”又说：“蒋对本会宗旨极赞同。”

在听取虞洽卿的报告之后，会上又推出吴蕴斋、谢韬甫、荣宗敬、陆伯鸿、吴麟书、劳敬修、闻兰亭、叶扶霄、顾馨一等人“往见蒋总司令，接洽一切”。

银行公会会长吴蕴斋起立“陈述商界全体欢迎”，“希望蒋氏对商业有维护方法，而商界当与合作到底”。

蒋介石的回复是：“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有武汉态度。”

接着，蒋介石就分别致函上海商业联合会和上海银行公会，说他已派财政委员专程同这两个会商定关于借款的事。函中说：“现在军事未已，庶政繁兴。目前应用急需款项，亟应首先筹垫。”

江浙财团同蒋介石谈妥条件之后，就一笔又一笔地拿巨款给蒋介石使用。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蒋介石就拿到这么几笔钱：

第一笔是4月1日，上海市金融业资本家先向蒋垫付了三百万元。 这是3月29日商界代表见蒋时认捐的五百万元中的一部分，当时《时报》有一个报导，说商界代表“认捐五百万元，即继续输将，亦商界所愿，借款可以另案办理”。

这三百万元由两家分摊，银行公会二百万元，钱业公会一百万元。这一笔钱是直接资助了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

第二笔是4月15日，上海市银钱业又垫付了三百万元。这是第一笔钱垫付后几天，蒋介石接二连三地发电报致陈光甫，陈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头头，当时又是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主任，所以蒋介石打电报给他，要他转向虞洽卿暨商业联合会催拨3月29日认捐的五百万元，并请金融业继续筹饷。

上海银行公会就向蒋介石提出要国民政府明文规定维护金融方针和承认并偿还北洋政府旧债的条件。蒋介石满口答应，只要有钱给他就行，不仅宋子文表示全部接受上海银行公会提出的条件，而且蒋介石还以总司令的名义下令江、浙、皖、闽、粤各省军政当局，切实保护各地银行、钱庄。

第三笔是4月底，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又垫付了一千万元。事情起因还是3月29日的认捐上海商业联合会“迄今未缴分文”，蒋介石又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垫款。

上海分行头头张嘉璈怕蒋介石不断需索会取空银行发行准备，一时未允垫付。后陈光甫暗示张嘉璈，蒋介石准备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而且这个条例国民政府已经通过，垫款有偿还的保证。这样，张才借款一千万元给蒋。

第四笔是5月1日，江浙财团的资本家又认购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三千万元。当时蒋介石以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行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三千万元，全数在江浙财团的资本家中摊派”。

第五笔是这一年的10月（两千四百万）和1928年初（一千六百万），蒋介石又先后两次发行“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四千万元。

这一笔又一笔的索取和摊派，江浙财团的资本家虽然有不满的情绪，甚至出现抵触和不愿承购的情况，但总的来说，他们是支持蒋介石的，为蒋介石提供了资助。

不仅如此，他们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表示明确的支持。

江浙财团给予蒋介石以经费援助，蒋介石给予江浙财团以军政庇护，双方从此走上“合作共䊨”之旅 。（摘编自《蒋介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