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珊珊和黄国昌的成长历程看民众党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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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文哲

我始终认为，包括柯文哲在内，当然更有代表性的是黄珊珊和黄国昌，其政治成长历程和在民众党中的权力定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并决定了民众党的发展格局。

先说黄珊珊。2019年黄珊珊接受时任台北市长柯文哲的邀请，加入了台北市政府并担任副市长。2023年黄珊珊宣布加入台湾民众党，并保留亲民党籍。她在同年接任柯文哲的竞选总干事，并列入民众党不分区“立法委员”名单第一名。黄珊珊因政治献金争议，遭到民众党停权3年的处分。这一决定影响了她在民众党内的职位，包括“中央委员”和台民意机构党团副总召等党职，但她的“立委”身份暂时未受影响。2024年，黄珊珊在停权期间，仍然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她代替柯文哲前往美国参与相关会议。此外，她因政治献金问题被停权三年，形同被“打入冷宫”，这对她个人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极大冲击。台湾大学政治学荣誉教授张麟征指出，黄珊珊被停权三年，但并未开除党籍，这对民众党的伤害是很大的。

黄珊珊的政治生涯经历了多次转变，从新党、亲民党到民众党，她的政治立场和角色不断变化。近年来，她因政治献金问题受到处分，这对她的政治生涯和民众党都产生了影响。有人说，“黄珊珊一旦失势，一旦她的党内话语权没有了，曾经跟着她这些报假帐，吃香喝辣的人们，树倒猢狲散，通通离开小草，离开民众党。”尽管面临挑战，黄珊珊仍然参与政治活动，显示出她在政治舞台上的坚持和活跃。

再说黄国昌。2014年3月18日晚，近200名反服贸学生及民众冲进台“立法院”并占领议场，展开了为期24天的“太阳花运动”。蔡英文趁“立法院”议场遭占领的当晚立刻进入，成功收割了这场运动的“果实”。2016年1月，她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否定了马英九任内两岸大交流的基础“九二共识”，台湾整体对外关系转为一边倒地亲美日和“反中”。2020年蔡英文连任，再加上3年疫情等一连串的事件，两岸人员交流往来、双方贸易投资全面大倒退。2014年，黄国昌因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而成为“太阳花运动”的主要头目之一。这场运动导致《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未能生效，一直搁置至今。在这场运动中，黄国昌与其他21人被起诉，但最终在2018年3月13日，台湾高等法院二审宣判他们无罪。

“太阳花运动”后，黄国昌加入了新成立的政党“时代力量”，并以最高票当选第一届执行主席。他随后辞去了“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的职位，参与了台湾民意代表的选举，并成功当选。黄国昌及其“时代力量”政治立场倾向于“独立”，经常以“反中反统”的口号进行社会运动。他支持处理国民党党产，支持下修公职人员罢免门槛和“公投”门槛，支持“修宪”及将“领土变更”、两岸协议纳入“公投法”适用范围。

2017年，由于黄国昌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基督教组织“安定力量”对其发起了罢免行动。尽管罢免案最终未能通过，但赞同票多于反对票2万多，这对黄国昌及其“时代力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2019年1月21日，黄国昌在相关网站发文表示将卸下“时代力量”党务。当时外界质疑他应该为辅选的新北市与党团总召徐永明督军的台中市选举失败负责。2019年2月15日，“时代力量”新任党主席公布，秘书长陈惠敏在脸谱网（Facebook）好友列表中删除黄国昌。应当说，黄国昌的政治生涯充满了争议，他的行为和立场经常成为媒体和公众讨论的焦点。

黄国昌加入民众党，似乎代表了民众党在吸引其他政治派别成员方面的开放性。他曾是“时代力量”的代表人物，后来选择加入民众党，并成为不分区立委名单中的第二名。然而，民众党内部也存在权力斗争和路线争议。例如，民众党在“双重党籍”问题上的争议，以及蔡壁如与黄珊珊之间的矛盾，都揭示了党内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此外，民众党在发展路线上的摇摆不定，以及在立法机构的表现，也暴露了党内精英在政治能力和政治理念上的不足。

总体来看，民众党的精英构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既有像黄珊珊这样能够跨党派合作的政治人物，也有像黄国昌这样从其他政党转投而来的“精英”。但同时，民众党的权力格局也面临着内部斗争和路线争议的挑战，这些内部矛盾可能会影响到党的稳定性和未来发展。赖清德之所以打击柯文哲，就是防范未来蓝白合的可能性。

政治献金账目风波和京华城容积率弊案，对民众党的影响很大。过去柯文哲和他的民众党一直标榜“清廉”，试图把自己和蓝绿两个阵营区分开，打造一个真正的第三极势力。对蓝绿多年争斗感到厌倦的岛内年轻群体过去也纷纷把票投给柯文哲，成为“柯粉”。但这次民众党危机一出，柯文哲很有可能倒下，民众党也很可能被边缘化，一众小草们很可能纷纷转而支持民进党。因此，民众党如何平衡内部不同声音，明确发展路线，以及如何提升党内精英的政治能力，将是决定其前途命运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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