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代表作《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第五章 非民主政治（上）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是两位的代表作。《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一种理解民主的创立和巩固的统一框架。特别是，这一框架强调为什么政治制度变革与在非民主政体背景下的政策让步有根本性的不同。

5.1引言

在本章中，将讨论在思考非民主中的政策决定时出现的各种问题。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民主与非民主之间的最基本的差别是，前者是政治平等的状况：每个公民都有一票。结果，在民主中，所有公民的偏好都影响政治结果的决定。在非民主中，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因为只有一部分人，权贵有政治权利。在理论上，这一部分人可以是任一个小团体。苏联宣称是无产阶级专政，甚至不考虑“专政”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类似地，卢旺达1973~1994年间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的专制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特定的种族团体——胡图族——的专制。1964～1985年在巴西存在的是带有走向官僚权 威主义和社会合作主义趋势的军事专制，该体制强调工业化，同时也保护相对富裕群体的经济利益，避免任何激进的———特别是土地的改革。与此相反，刚果1965～1997年蒙博托·塞塞·塞科的专制是一个具有很强个人特点的、窃国谋私的体制，国家权力主要用来为蒙博托和他的随从们谋取利益。尽管非民主有这些差别(关于一种有影响的分类方式，参见 Linz andStepan,1996),但我们的目的是强调民主与非民主之间的主要差异，即在我们看来是政治平等程度的差异。

一般而言，在非民主中有两个因素影响经济政策：第一，当权团体的偏好；第二，该团体所面对的约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权的团体，权贵，选择最大化其效用的政策。然而，权贵通常生活在被不同的团体或同一团体中的其他人所取代的恐惧之中。因此，非民主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保证没有任何一个团体不满足到企图推翻现有体制或采取其他损害当权集团效用的政治或经济行动的程度。

本章的分析以在第四章描述的民主模型为基础。因此，我们设想社会由不同的个人组成。非民主是这个社会的某一小团体的统治。在第四章，我们指出民主是人数更多的团体的统治，或者是穷人，或者是X团体——如果政治身份依据的是其他划分的话。在此，我们将非民主视为人数更少的团体的统治(富人或Z 团体)。

在开始时，我们集中考察非民主仅仅是富人统治的模型。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假定。例如，对选举权的正式限制通常总是针对穷人的：那些没有资产的人，要么收入低，要么没有文化的人。同样，在投票上也有种族的限制例如，在内战前的美国和种族隔离制度瓦解前的南非但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种族团体又往往是穷人。就连表面上是自主的军事政权也经常为有钱人的利益效劳，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76～1983年间皮诺切特在智利的专制。在20世纪，许多其他拉美国家的专制，例如，在1930年后、1955年后以及1976～1983年间的阿根廷的专制，都是由激进 的再分配政策和社会政策诱发的。其他旨在避免激进政策的反民主政变的例子有1948年在委内瑞拉、1954年在危地马拉和1964年在巴西的政变。尽管在这些政变之后夺取权力的是军人，但政变本身仍是由激进的再分配 政策引发的。关于这一点，德雷克(Drake)指出：

在许多方面，这些专制政府反劳动的姿态表明了它们存在的理由…它推动它们夺取政权，使它们的存在合法化，调度它们的支持者和对手，支持着它们的经济增长模型，驱动着它们的社会政策，并推进它们的政治实践。这一与工人之间的冲突同样严重影响它们的任期和终结。(1996,p.2)

对我们而言，这些例子表明在非民主体制的所作所为和富人的欲求之间经常有紧密的联系。然而，正如在第二章讨论的那样，我们的基本框架和许多实证结果也适用于不是简单地由富人统治的非民主。

我们在本章提出的模型强调权贵的偏好以及社会其他团体(主要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民众)的偏好对他们施加的限制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的目标同样是寻找在不同类型的非民主体制下都普遍存在的一般趋势，并将它们与一个典型的民主中的趋势进行对比。对民主和非民主的两分法，我 们揭示每个体制共同元素的愿望，以及对奥卡姆剃刀一直以来的坚持，可能看起来严苛，甚至简单化。然而，我们相信这是取得进步的正确方法，并确信这一二分法对提出关于引导社会拥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力量的直观想法是有用的。

5.2 非民主政治中的权力与约束

5.2.1民主政治中的权贵

在前一章讨论了民主中的权贵如何可能比他们的人数所显示的更加强大。我们发现，一个允许权贵在民主政权下拥有一些权力的一般模型意味着均衡税率为r(x),其中x可被视为是民主政治中的权贵权力的一个量度。

特别是，考虑在(4.16)式中x的极限值趋近于1;在这种情况下，均衡政策将总是权贵偏好的政策，即t。

我们将非民主政治视为与这一极限相类似的情况。因为社会不是一个 运转良好的民主，多数人的意愿被忽视，选择的政策是为了使权贵的福利最大化的政策。这一讨论也强调，尽管我们采用民主和非民主的两分法，但我们还是能够考虑两者间的更为连续的区分。当多数人的意愿被大量纳入重 要政策的选择中的时候，一个社会是更加民主的。这与这个模型中x 接近于0的情形是相对应的。另一方面，非民主则是忽视多数人的意愿，支持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权贵——愿望的情形。在此，这相当于是当x→1时的均衡。

5.2.2革命约束

此前的讨论强调我们如何能将非民主视为一种使权贵的效用最大化的情形。然而，非民主，特别是在与民主的理想相比较时，既不平等也不公平。因此，民众会不断渴求改变结果、政策和体制。阻止他们的是在非民主社会中权贵们控制政治制度和军事力量这一事实。由于这种控制，他们能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但是，由于他们是少数人，并实行不符合多数人利益的政策，对他们意欲实行的政策也会存在某些约束。

那些在非民主中控制政治权力的人面临的主要约束是这样一种危险：那些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的人可能企图获得政权或推翻掌权的人。

按照第二章的讨论，回想一下我们对法定政治权力和事实政治权力的区分。法定政治权力来自政治制度；相反，事实政治权力来自一个团体通过战斗或其他方式凌驾于另一团体之上的能力。在民主中，法定政治权力归民众所有；在非民主中，民众不享有法定政治权力，他们被排除在政治制度之外。然而，由于他们占多数，并有能力联合行动推翻现有体制，他们也许拥有事实政治权力。在极端的情况下，民众可以发动一场反抗非民主体制的革命，改变政治制度，使之成为对他们更有利的制度。我们将民众拥有的这种事实政治权力对权贵施加的约束概括为革命约束。

在这一小节中，我们讨论非民主中革命约束的起源，以及这一约束对控制政治体系的权贵行动所施加的限制。作为一个出发点，我们讨论对革命建立模型的方式，并介绍与组织民众，使之行使事实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集体行动问题有关的概念。为了使讨论更为具体，我们始终把注意力放在前一章介绍的两阶级模型上。在这个模型中，社会被划分为富裕的权贵和贫困的民众，后者人数更为众多。

首先，想一想革命过后会发生什么。按照定义，在这种环境中，革命就相当于非民主中的民众利用其纯粹数量上的优势凌驾于权贵之上，控制社会及社会财富和产生收入的资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认为革命导致将控制从权贵转向民众的后革命社会。

因此，最简单的方法是把革命后的社会看作民众分割经济资源的社会。然而，似乎合理的是，诸如革命之类的暴力事件造成重大的动荡和破坏，因此会降低经济的生产能力。我们设想，在革命之后，社会资源的μ部分被破坏了，其余部分在民众之间分配。这显然是一种简化。大多数革命并没有通过将后革命社会的资源仅仅再分配给民众的方式，采取这种平等主义的行动。有些人总是会比其他人得到更多好处。然而，我们的目的不是提出关于革命的现实理论，而是将革命的威胁用作民主政治中的一种约束。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再次求助于“奥卡姆剃刀”,用最简单的可行方法建立关于后革命社会的支付的模型。对这一目的来说，假定一些经济资源在革命动荡中被破坏掉，其余部分以某种方式分配给民众，是一个既简单又令人满意的办法。

这一假定意味着，在革命之后，每个民众(这里是一个穷人)得到的净收入为：

因为他们将在他们之中分割的总收入为(1—μ)y, 他们的人数为1—δ。

符号VP(R,μ)表示民众在后革命社会得到的价值(即效用),它由μ决定。不考虑稍后讨论的集体行动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当(5.1)式给出的支付大于未发生革命民众得到的支付时，革命是有利的。用tN表示权贵制定的税率，其中N表示非民主，并假定如果没有革命，权贵制定他们偏好的税率t(=0)。因此，这一支付为：

VP(yP|zN=t')=yP

我们说革命约束是具有约束力的，如果(5.1)式大于(5.2)式，或者：

用严格的不等式写出这个约束，因为我们假定，如果(1-μ)y/(1-8)=yp,

那么民众对政治现状和革命是无差异的，他们不会造反。〔1〕我们在全书都会坚持这一假定。

这个不等式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对由革命得到的支付和由政治现状得到的支付进行比较。从概念上讲，这一比较对整个群体或一个“核心的”行动者——他或她的加入，将决定革命的成败与否——都是正确的。对我们来说，这两种解释的任何一种都是可以的，尽管我们在下一小节会探讨其他的可能性。

回想一下第四章(4.7)式的定义，(5.3)式的革命约束等价于：θ>μ

我们的革命模型是简单的；然而，它有两个言之成理的特点，这对讨论是重要的。第一，在社会更加不平等也就是说，当θ很高的时候，革命约束(5.4)式更可能具有约束力。这是一个很直观的结论。在一个更为不平等的社会，民众们只得到资源的一小部分；在有革命的时候，他们就能控制全部生产能力(减去在革命过程中被破坏掉的那一部分)。因此，自然而然地，革命在一个更加不平等的社会对民众更有吸引力。第二，当1-μ,即在后革命社会中待分配的产出比例很高时(这可能是因为技术原因，也可能是因为民众已能够成功地解决集体行动问题),革命更具有吸引力。

5.2.3革命中的集体行动问题

在革命的威胁成为现实之前，从而在革命的约束成为权贵必须应付的约束之前，民众必须解决协调革命活动参与所固有的潜在的集体行动问题。奥尔森(Olson,1965)在其经典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强调了团体决策中集体行动问题的重要性，他在书中分析了团体在说服人们采取他们自己承担成本，但整个团体获益的行动时遇到的问题。他的分析被图洛克 (Tullock,1971)应用于对革命的分析。

为了理解组织一场革命的潜在的集体行动问题，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参加革命活动或革命本身是有成本的，用ey 来表示这一成本。像前面一样，我们用平均收入对这些成本进行标准化。这一成本包括为革命活动进行努 力而付出的实际成本、由参加非法活动的危险造成的隐性成本以及因革命 活动可能取代在劳动市场中的工作这一事实所导致的收入损失成本。我们首先需要详细说明革命的努力在什么条件下会成功。显然，如果没有人参加革命活动，就不会有革命。假定革命成功至少需要有5P≤1—δ 的民众参加革命活动。

现在考虑一个参加革命活动的行动者得到的支付。这一支付等于革命后的支付减去革命活动的成本；也就是说，如果革命成功，支付为(1-μ)y/(1—8)一ey; 如果革命失败，则是y²—ey。相反，一个没有参加革命活动的民众在两种情形下得到的支付是(1-μ)y/(1—δ)或yP。收益都是一样的，因为革命是一种公共物品，也就是说，革命一旦发生，它就会改变整个社会并以同样的方式影响所有民众。因此，不论结果如何，不参加革命的支付总是要大于参加革命的支付。因此，所有民众都宁愿从其他人的革命活动中不劳而获，而不是自己承受革命的成本。惟一明显的例外是在制定参加或不参加革命活动决策的行动者是“核心的”行动者也就是说，他或她的加入将保证革命成功，或显著增加革命成功的机会，或者，他或她的不加入意味着失败或显著降低成功的可能性——的时候。因为民众人数众多，所 以单独一个人的行动对革命的结果是不起决定作用的。这就引出了著名的集体行动问题或搭便车问题：没有人愿意对革命中进行必要的投资，革命的威胁将消失。

关于集体行动问题的文献，包括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Olson,1965)识别了一些团体能够努力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方法，包括使用意识形态和物质利益。物质利益又可以分为两类：私人收益和排他。

第一，团体可以试图向他们的成员灌输一种意识形态，使他们将参与对团体有利的活动视为直接增加他们自己效用的积极的行动。在努力组织革 命活动的民众的情形下，这也许意味着，公民i也许会认为，参加革命活动，除了有成本ey之外，还能得到一种非金钱的收益Oy。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革命成功，对于公民i,参加革命便会得到的支付为(1-μ)y/(1—δ)+oy—

ey,不参加的支付为(1一μ)y/(1-δ)。如果革命失败，参加者得到y²+iy

一ey,而未参加者得到yP。因此，所有那些认为oi—e>0 的民众都将参加革命活动，而且，如果一个关键的个人群体得到了足够的意识形态收益，革命就会发生。这种灌输显然是所有革命团体共有的一种策略，因为没有它，革命往往不会成功。于是，当革命对于整个群体有利的时候即(5.3)式成立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潜在的革命团体的领导者会使用这种灌输。

第二，团体也许会试图为那些参加集体行动的人创造私人的金钱上的收益。首先考虑为参加集体行动的个人提供私人收益(用by表示)的策略。 正如我们即将讨论的那样，大多数现实世界中的革命家，都试图为革命活动的参加者提供即使革命失败他们也能保持的货币的或其他形式的私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当革命成功的时候，参加集体行动的报酬为(1-μ)y/(1一δ)+by-ey, 而对未参加者的报酬为(1—μ)y/(1—δ)。当革命失败的时候，两者的报酬分别为y²+by—ey和y²。这意味着，只要b>e,集体行动对得到了私人收益的行动者来说，就是理性的。我们可以再一次认为，当集体行动——例如，革命——对于整个团体更有利的时候，该团体的领导者会更愿意为关键的个人群体提供私人收益；因此，我们也许会预期，在(5.3)式成立时，私人收益也会更加促进革命活动。

在实践中，处理集体行动问题的最常见的策略是“排他”。排他将由集体行动产生的收益仅限于那些参加该行动的人们。经验文献说明了排他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例如，令参加活动的民众人数为ξ。显然，5≤1—δ,因为民众总数为1-ồ。并且，假定，如果ξ≥5,革命将获得成功。假定不论发生什么(包括成功的革命),所有民众都保持他们的自有收入。此外，如果革命发生，那么权贵的收入会在所有参加革命的民众之间进行分配。换句话说，只

要ξ≥E, 每个参与革命的行动者将获得的总收入为y²+(1-μ)y/s。因

此，给定革命活动的成本ey,革命将会发生，只要：

这个条件意味着来自革命的最大净收益应该大于参与革命活动的成本。左端是最大净收益，因为这是在必需参加的最少人数的行动者参加时，一个公民因参加革命而获得的收益。因此，它使每个人的收益最大化。当(5.5)式成立的时候，存在一个革命的均衡，其中有ξ>5的行动者参加革命，革命取得成功〔1〕,其中ξ由下式给出：

我们使用了yr=0y/δ的事实。由(5.5)式的成立和(5.6)式左端是ξ的减函数这一事实可立即得出ξ>5。

在这种情况下，集体行动问题是存在的，但由排他法解决了，我们可以认为革命约束相当于等式(5.5)或：

从(5.7)式得出的令人感兴趣的结果与由(5.4)式给出的有关约束的情况相类似。例如，在两种情况下，用参数表示为θ的增加的团体间不平等的加剧，将使得革命约束更可能成立。在本书其余部分，我们使用更简单的条件(5.4)式。

我们也要注意用排他法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另一个含义。可以认为一个较大的5就相当于一个更为严重的集体行动问题，因为，为了革命的成 功，需要更多的民众参加革命，因此需要说服更多的人为该团体行动。用(5.4)式更为简化形式的条件来说，这与一个较高的μ的情形类似。因此，我们可以大致认为，μ的大小，既反映技术因素，与民众在后革命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经济的生产能力有关，又反映集体行动问题的严重程度。

最后，在革命中集体行动问题的存在意味着革命约束不总是具有约束力的。也许，民众在某些时期有能力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但在其他时期则不能。在后面，当我们考虑动态模型时，这是在非民主中民众的暂时性的政治 权力的来源之一。

5.2.4关于集体行动问题的证据

一组内容丰富的经验文献已经研究了集体行动问题在实践中如何解决的问题(例如，Lichbach,1995;Moore,1995)。 虽然对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办法有不同的分类(Lichbach,1995,pp.20—21),但正如我们所做的那样，大多数学者都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然而，大多数经验证据却是关于那些试图组织集体行动的人是如何运用私人收益和排他的。

波普金(Popkin,1979)对越南革命中的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重大影响的解释。他指出，“培育支持和克服搭便车问题是……越盟策略的核心”(p.223),他们的主要工具是把重大的诸如发起一场革命这样的问题分解成许多小问题，在这些小问题中，人们会发现他们的贡献非常重要，而且每个人都会从中直接受益。波普金(Popkin,1979,p.262)指出：“有一种考虑对有效地动员农民可能特别重要……农民最初的组织注重的是有直接 收益的地方目标和物品。”这与我们前面的不论结果如何，人们都会得到by的私人收益的模型相似。当共产主义者接管了村庄时，他们有选择地满足农民的欲求，如土地，以换取他们的加入。“甚至在一个组织为个人的消费生产出可分割的物品的时候，该组织本身还是有集体物品的方面……为农民带来好处又产生“革命剩余”,然后用这一剩余支持村级以上组织，用于更远大的组织目标，是可能的。”波普金(PopKin,1979,p.257) 给出了这一方面如何起作用的例证：

在交趾支那，在土地被再分配和减租之后，农民通常会积极主动地警告越盟干部：法国的士兵或特务在这里。他们没有搭警告的便车，等着别人为越盟干部通风报信。

因此，一旦革命者以正确的方式设定了问题，并使用了选择性的激励，个人就会发现参与集体行动是理性的。例如，波普金注意到，即使将土地作为私有财产分给农民有悖于革命者的哲学信仰，因为他们赞成公社所有制和集体农场，然而，他们还是把土地分给了那些与革命合作的农民。他引用了革命者的话：

……体系(私有财产)远非完善……然而，我们不得不坚持这一体系，因为我们在农民中间的全部政治行动都是以每个农民的个人财产权利为基础 的。如果我们停止分解对土地的所有权，我们就会冒失去他们支持的危险。(p.241)

事实上，革命的目标之一是彻底的土地改革，土地能够再分配给那些参加的人，不分给那些不参加的人，这一事实使越盟能够利用排他策略来激励参加集体行动的人。

其他几个提供了有用信息的案例研究表明了选择性激励在维持集体行动方面的力量。克里格(Kriger,1992)说明了个人收益的期望如何驱使人们参加津巴布韦的革命战争。她访问了曾是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imb-abwe African National Union,简称ZANU)游击队的成员，发现他们之所以参加是因为他们期望个人收益，特别是期望提升他们自己在当地社区的地 位。地位高的人则必须被强制加入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来自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证据生动说明了私人收益在激励集体行动方面的有效性。在由历史学家艾莉森·戴福士(AlisonDesForges)主笔的一个人权观察的全面研究中，有许多例子说明胡图政治权贵如何解决在动员胡图人残杀图西人过程中固有的集体行动问题。例如：

他们(市长们)指挥或放任社区警察、民兵或是其他民众去烧毁房屋，威胁那些不愿参加暴行的人的生命。他们还提供强大的诱惑去引诱犹豫不决的人去杀人。他们或其他被他们笼络的人为这些攻击者提供现金、食物、饮品，有时还有大麻。他们鼓励对图西人财产进行掠夺，甚至到了让社区警察们来督导掠夺的地步……在几个地方，警察会惩罚只想掠夺而不杀人的人……市长征募参与者的主要资源之一是他控制土地分配的权力，对主要是务农的人口来说，土地是他们渴求的、稀缺的财富源泉。在20世纪60年代攻击过图西人的胡图人得到了他们的受害者的土地。一代人(约30年)之后，人们再次希望通过残杀和驱逐图西人来获得更多的土地。 (Des For-ges,1999,pp.236—237)

无疑，在卢旺达的情形下，意识形态也是重要的，在胡图和图西两个种族之间长期积累的仇恨在冲突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证据还表明另一种选择性激励——对未参与屠杀的人予以负面的制裁也是有用的。

我们理论框架的一个关键特点是：集体行动在本质上是暂时性的。即使使用意识形态或激励，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也是难以开始，难以为继的。经验文献也强调，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困难使集体行动通常是暂时性的。李奇巴赫(Lichbach,1995,p.17) 注意到：“集体行动，若是在短期的基础上进行，也许确实会发生；需要长时期的集体行动则不会发生……给定大多数人对特定事业的承诺都面临着不可避免的衰减这一事实，大多数持不同政见的团体都是短命的，大多数不同政见运动都是短暂的。”塔罗(Tarrow,1991,

p.15)也注意到了集体行动的暂时性，强调“大众政治参与的疲惫”,而罗斯和格尔(Ross and Gurr,1989,p.414)讨论了政治“虚脱”。类似地，哈丁(Hardin,1995)指出：

……市民社会大规模的政治参与只有在国家瓦解或重大危机的时刻才会有活力四射的表现。它不可能永远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

5.3构造关于非民主中的偏好和约束的模型

现在让我们把集体行动问题放在一边，研究革命约束(5.4)式在非民主政治中具有约束力的含义。为此，考虑由图5.1表示的下述博弈。在写出这个博弈和本书其余部分的博弈时，我们把权贵和穷人都视为单个的参与人。一般来说，为确定这种博弈中的均衡，我们必须描述所有权贵和所有民众的支付函数和策略。因此，一个纳什均衡需要对策略的这一设定：每一个参与者的策略都使权贵和民众的任一成员不能通过改变策略来提高其支付。然而，这样的一般性水平是多余的，所有的权贵成员都是相同的，民众也是如此。并且，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假定这两个团体都已经解决了集体行动问题。我们因此有理由将两个团体作为集体来看待，谈论“权贵”和“民众”,并考察由这两个团体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均衡。然而，在设定支付时，我们是在个人的层次上设定，因为即使集体行动问题已经解决，行为也必须是个体理性的。

在图5.1中，权贵首先行动，制定税率tN。我们用符号亡来表示为避免一场革命而制定的tN的特定值。在观察到这一税率时，民众决定是否要发动革命。如果他们没有发动，那么博弈以下述支付结束：

其中，T=(-C(亡))y。这些支付来自在非民主中按照税率t 实行的再分

配。这些方程中的第二个等式以一种对本书其他部分特别有启示的方式整理了表达式V(yi|N=t)。特别是，(y—yi)—C()y 是再分配在i=p,r 时 的净数量，所以t(y-y²)-CGG)y>0而t(y-y)-C()y<0; 也就是说，权贵因收入再分配而蒙受损失。

另一种可能是，民众也许会选择发动一场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假定革命总是会成功，他们得到的支付为：

其中，对民众的支付来自我们设定革命技术的方式，而且，权贵什么都得不到，因为所有的收入都是从他们那里剥夺的。重要的不是权贵一无所得，而是他们的所得低得使他们要避免革命。

我们如何解这样的一个博弈呢?答案是“反向归纳”,从博弈树的末端开始。我们在第四章使用的这种方法是有用的，因为它描述了该博弈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子博弈完美是对原有纳什均衡概念的一种精炼，对有相继行动的博弈和动态博弈是有用的。这样一种均衡的主要特点，最初由泽尔滕所发现，是它排除了由“脱离均衡路径”的非可信威胁支持的纳什均衡。所谓“脱离均衡路径”,我们是指该威胁不会被付诸行动———它仍然只是个威胁的均衡策略。非可信威胁是这样一种威胁，一旦需要这么做时，做出该威胁的参与人将不会发现实际实施是最优的。

考虑一个极端的例子：设想民众要求得到权贵所有的钱，否则他们将炸毁这个世界，包括他们自己。面对这一威胁，对权贵来说，将他们所有的钱交给民众是最优的。这是一个纳什均衡。然而，它建立在如果权贵拒绝、民众将炸毁世界这一威胁的基础之上。该威胁脱离了均衡路径，因为权贵交出了他们所有的钱，民众因此不必将威胁变成行动。然而，设想一下权贵的情况，现在，民众必须决定他们是否要炸毁这个世界。面对这一境况，民众们会背弃他们的威胁，因为言之成理的是，从权贵里得不到钱总比杀死自己要好。因此，他们的威胁是不可信的，由这种非可信威胁支持的纳什均衡是没有吸引力的。幸运的是，还有一种更为合理的纳什均衡，其中，权贵拒绝给予民众任何东西，而民众也不会炸毁这个世界。第二个纳什均衡是真正的子博弈完美，而第一个则不是，因为它是以非可信威胁为基础的。给定威胁和许诺可信性的重要性，在本书中，我们将大量使用均衡为子博弈完美的限制。

我们需要区分两种情形。在第一种情形下，革命约束(5.4)式不具有约束力。这意味着即使权贵制定的税率是他们自己最偏好的tN=t, 发动革 命也不符合民众的利益。于是，在这一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中，权贵预料革命不会发生，所以制定他们最偏好的税率tN=t=0。

对我们来说，更引人注目的是(5.4)式有约束力的情形。现在，如果权贵令tN=t, 那么发动一场革命将有利于民众的利益。预见到这一点，权贵将试图作出让步，例如，改变政策使之接近民众偏好的政策。在此情况下，这意味着他们将制定足以阻止革命的税率。因此，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税率是否存在。从民众的角度来看，最佳税率是tN=t, 如(4.11)式所给出的那样——毕竟，tP 是民众自己会制定的税率，所以权贵不可能比制定这一税率，使民众的效用最大化做得更好。因此，问题是

是否成立，或者，利用(4.7)式的定义

是否成立。我们用了一个弱不等式，因为，如前所述，我们假定如果民众对政治现状和革命是无差异的，他们就不会造反。

如果(5.9)式不成立，那么就连最理想的税率也不足以阻止革命。这可能是因为民众是有组织的，并已经设法完全解决了集体行动问题，或者因为他们能够在革命之后非常生产性地使用经济的生产性资源。这两种情景都可以转化为低的μ值。反过来，(5.9)式可能不成立，因为税收是有成本的，即使对民众最佳的税率也不是足够再分配的。在这种情况下，惟一的均衡是民众发动革命。

另一种情形是在(5.9)式成立时的情形，从我们的分析的角度看，这种情形可以说更为引人注目。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一个惟一的税率t,由

给出，使V(y²|tN=t)=Vr(R,μ)。根据(5.9)式，这一税率满足≤r。 因

此，在这种情况下，惟一的均衡是权贵制定税率r 来阻止革命。

这一简单博弈的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尽管在非民主中权贵完全控制着正式政治权力，但他们仍可能不得不偏离他们最偏好的税率t,因为在非民主中有其他的政治权力源约束着他们的行动——在我们的表述中，即革命约束。这种政治权力是事实政治权力；民众们被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但是，他们能从外部发起有效的挑战。惧怕由民众的这种事实政治权力发动的革命，权贵作出让步，并制定将其一部分资源再分配给民众的税率。

在陈述主要的结果之前，我们需要引入对策略的更为正式的定义。设or={zN}为权贵采取的行动，它由税率tN∈[0,1] 组成，其中上标N代表非民主。类似地，oP={p(·)}为民众的行动，由发动革命的决策p(zN)(p=1代表革命)组成，这一决策取决于权贵当前的行动，根据图5.1描绘的事件时间，在博弈中，权贵在民众行动之前行动。因此，p 是一个函数，p:〔0,1〕→{0,1}。于是，一个子博弈完美均衡是一个使σP和σr在所有恰当的子博弈中都是对彼此最佳反应的策略组合{o,σP}。 我们会一直用“～”表示一个特定的均衡。

由参数决定，各种策略组合都可能在均衡中出现。然而，对于任一参数的设定，均衡都是惟一的。当θ≤μ时，革命约束就不具有约束力，下述策略构成一个均衡：对所有的tN,p(tN)=0和zN=0。 根据这些策略，权贵令税率为零，而且无论税率是多少，民众都不会造反。在此，权贵做什么不重要(即，p=0与tN无关),因为穷人有一个优势策略。注意这一重要的特性，即策略必须既设定均衡路径上的行动也必须设定脱离均衡路径的行动。即使权贵的策略规定了零税率，民众的策略也要表明民众对所有的税率，而不仅仅是零税率所采取的行动。

当θ>μ且(5.9)式不成立的时候，下面的策略组合是惟一的均衡：对于所有的rN,有p(tN)=1。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将税率定为rP,也不能阻止革命，所以无论权贵做什么,民众都将造反。民众再次拥有一个优势策略，这一次是不论tN为多少，民众都将造反。

最后，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是，当θ>μ且(5.9)式的确成立的时候，以下策略组合是惟一的均衡：zN=t 且对于所有的tN≥t,p(rN)=0; 在脱离均衡路径时，对于所有的tN

在此，如果权贵不作出让步，革命是有吸引力的，但因为(5.9)式成立，民众能够被让步(具体通过制定令(5.10)式成立的税率t)劝阻，放弃革命。再次注意对脱离均衡路径行为的界定。权贵制定的税率为t,如果民众得到的税率tN≥t, 民众不会造反。然而，民众的策略表示如果提供的税率tN

他们将造反。诱使权贵实行再分配的就是这一脱离均衡路径的“威胁”。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因为如果权贵违背让步的承诺，并试图以较少的再分配敷衍，那么,对民众来说，发动革命是最优选择。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概念明确要求这种威胁必须是可信的。

总结这一分析，我们的结论如下：

命题5.1:在图5.1的描述的博弈中，存在一个惟一的子博弈完美均衡{σ,oP}, 其性质如下：

●若(5.4)式不具有约束力，那么,对所有的tN,tN=0且p(tN)=0。

●若(5.4)式具有约束力而(5.9)式不成立，那么,对所有的tN,p(rN)=1。

●若(5.4)式具有约束力且(5.9)式成立，那么,tN=t,t由(5.10)式给出；且对所有的tN≥t,p(zN)=0, 对所有的zN

因此，这一讨论和命题5.1都强调在非民主中均衡政策是如何由一个权贵的偏好组合和他们面临的约束决定的。当约束不存在或约束很松散的时候，就如在(5.4)式不成立的情形下，起作用的是权贵的偏好。当约束很紧的时候(即(5.4)式具有约束力的时候),权贵能作出的选择是有约束的。

我们的模型自然以现有的革命模型为基础。这一研究例如，罗默(Roemer,1985)、格罗斯曼(Grossman,1991,1994)、温特罗布(Wintrobe,1998)以及布宜诺·德·迈斯基塔等人(BuenodeMesquitaetal.,2003)——考察了一些简单的博弈，其中权威主义体制能够被民众推翻，然后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诸如减税和再分配资产这样的让步，或进行镇压。与我们的分析一样，这些论文都抽象掉了集体行动问题。我们的主要创新稍后会出现，将说明在让步不可行、镇压的成本太高时，民主化将如何出现。为了理解让步何时可行，何时不可行，我们需要考察它们的可信性。

5.4承诺问题

5.4.1基本问题

贯穿本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那些控制政治权力的人无力承诺不使用政治权力。换而言之，问题是，当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对那些没有政治权力的人做出承诺时，承诺有时可能是不可信的。这一点之所以是重要的，是因为没有这种可信的承诺，那些掌权的人就只有不多的选择，特别是他们有时也许无力令人满意地应付危机，如我们在上一节讨论的革命固有的威胁。

承诺问题与政治权力有密切的联系。为了理解这一点，考虑一个非民主的国家，其中政治权力属于权贵。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但是，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大多是为了避免革命——权贵愿意许诺在将来选择更合乎民众意愿的政策例如，他们也许愿意许诺把收入再分配给民众。然而，在非民主中，权贵拥有政治权力，因此，他们有权决定未来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水平。他们可以作出将来进行转移支付的承诺，但这些承诺也许是不可信的。明天，他们着手处理这些转移支付，如果在明天实行这些转移支付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拥有政治权力。

承诺问题产生于决策的受益人和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的身份之间的潜在不一致性，强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转移支付对民众有益；但转移支付是由权贵进行的，他们并不是受益者。相反，他们是承担着转移支付负担的人。因此，在未来实行这些转移支付通常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关于未来再分配的许诺是不可信的。用政治权力掌握在民众手中的情形作一对比。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和转移支付的受益者的身份是一致的。民众当然愿意实现从权贵向他们自己的转移。这一点突出了在政治权力不掌握在 所许诺政策的受益者手中时出现的承诺问题。在根本上，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是不可能承诺不使用政治权力，来背弃在过去作出的承诺的。〔1〕

不仅在政治中存在承诺问题，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如此。几乎所有经济性交易都有其时间性的一面。通常的情况时，交易者今天交付货物，但却在明天收到货款。如果客户许诺明天付款，但到了明天付款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承诺问题就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背弃他们的承诺，不予付款。因此，在社会和经济关系中，承诺问题是很普遍的。然而，在多数情况下，社会有成本相对较低的方法来处理最主要的潜在的承诺问题。为了消除潜在的问题，我们需要消除客户在如果背弃了其许诺而不面临任何反击的情况下，决定明天是否付款的自由。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问题是：不论何时，只要客户以没有任何约束的方式制定这一决策，客户就偏好不付款(因此，把钱留在自己的口袋里)。必须存在一些对他们的行为的“约束”或在他们决定不予付款时潜在的反击(即惩罚)。解决这些承诺问题有三种可能的方法：合同、重复交易以及改变将制定决策的人的身份。

最常见的解决潜在承诺问题的方法是写下可执行的合同。例如，商人可以在交货之际让客户签下保证数日内付款给商人的合同。如果客户未能付款，会发生什么?如果合同事实上是可实施的，存在商人可以起诉客户违反合同条款的外部机构，这一机构通常是法院。该机构在确定了主张的真相后，会惩罚客户，如果可能的话会强制他付款。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合同解决了大部分潜在的承诺问题。然而，即使是在纯粹的经济交易的领域，我们也与这个理想世界相距甚远，经济交易中这些类型的合同有许多问题，包括那些来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他们也包括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的问题，即人们愿意为之签约的某些重要特征，例如，商人向客户交付的货物的质量，也许是不具有可签约性的，因为外部机构没有能力观察到真实的质量(这种合同问题的含义是组织经济学大量文献的主题；例如，Williamson,1985;Grossman and Hart,1986)。然而，当我们来到政治领域时，潜在的合同问题更加严重，甚至是无法解决的。

这种情形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如果客户决定背弃他们的承诺，外部机构就会介入并“实施合同”。没有这种实施，合同的价值就很有限。客户会违约且不遭受任何的反击。在经济交易中，这种执行有时有困难，但基本上是可能的，因为存在“国家”及其对合法强制权力的垄断，以及它授权给其他机构(如法院),所以它们能够实施该合同的事实。然而，在政治领域，控制政治权力的团体基本上就是“国家”。这就是问题所在。当涉及国家或控制国家的社会团体愿意与其他人签订的合同(例如，在非民主中控制政治权力的权贵与民众签下的合同)时，根据定义，合同是不可实施的，因为控制国家的团体不可能承诺不使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来背弃诺言并改变合同的条款。这意味着，合同的解决办法对政治上的承诺问题很少会起作用，因为，最常见的情况是，违反合同的行动者正是被认为应该实施合同的一方(Acemoglu,2003a)。

第二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重复的博弈互动。如果客户期待在将来与同一批商人做生意，且他们之间不明言的(或明言的)协议是如果客户拒付钱款，他们将来便不能再进行交易，客户也许就不敢背弃他们的承诺。这种重复的博弈互动是合同的一种不完美的替代品。之所以是不完美的，是因为它们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起作用：行为是非常前瞻性的，且持续的交易关系所带来的收益足够丰厚，使客户认为承受目前付款的成本是值得的——

它们能通过将来的生意得到这些收益，或者面对被排斥在一种有潜在收益关系之外的惩罚。我们在后面会讨论这种重复的博弈互动如何起作用，但经常是有缺陷的。

这就把第三种可能性留给了我们，这就是剥夺客户的决策权。如果由 商人而不是由客户来做是否付款的决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前面的经济学的例子中，这样做的一个方法就是客户给商人一张填迟日期的支票，然后商人在指定的日期去兑现。显然，兑现支票符合商人的利益，因为付款的成本是由客户承担的，商人就是自己的受益人。换句话说，通过消除行动的受益人(商人)和采取行动的人(客户)的身份之间的不一致性，承诺问题得到了解决。现在，商人采取行动，他将采取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行动，解决承诺问题。尽管这种简单的解决方法并不适用于政治领域，但在实质上与此类似的办法也许是最有用的：改变拥有政治权力的人的身份，消除政策的受益人和拥有政治权力的团体的身份的不一致性。

承诺问题以及政治制度如何这一问题对理解本书余下部分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的模型中，政治制度的关键作用是调节政治权力在未来的配置；民主化，作为政治制度的彻底变革，是作为一种将政权从权贵转移给民众的方式出现的。这样一种权力转移的必要性产生于政治中固有的承诺问题。如同客户不愿付款一样，在非民主中拥有政治权力的权贵将不愿对民众作出收入转移等形式的让步。因此，在民众被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的情况下，权贵作出的未来再分配和转移支付的承诺是不可信的。民主化，通过将政治权力转移给民众，是使上述承诺具有可信性的一个办法。民主本身所遭受的承诺问题将在第七章讨论。在民主中，多数民众也许会制定对权贵极其不利的政策。作为还击，权贵也许会威胁要发动一场政变，民主主义者希望通过让步避免政变。然而，在非民主中，权贵也许无力通过许诺避免革命发生，因为这些许诺不可信。与此相同，在民主中，也不可能通过许诺来避免政变。

5.4.2承诺不使用政治权力的困难

在进入对政治领域中的承诺的正式分析之前，我们先讨论三个历史事例，来看让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承诺不使用它有多么困难。我们已在南非看到了引人注目的例子和一些后果。在第一章，我们讨论了在1976年索韦托起义之后，白人政府是如何承诺做出许多让步的，例如终止建造黑人家园。然而，一旦索韦托起义被平定，威胁就不存在了，白人政府便背弃了他们的承诺。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南非例子出现于1994年的选举。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拥有的多数越来越明显，其领导者开始担心它不应该如此庞大。例如，一旦非洲人国民大会拥有了超过66%的票数，它就能够单方面地修改宪法。大概是出于非洲人国民大会要创建一个巩固的民主，避免破坏性行动，避免少数白人的资本外逃这一目标，非洲人国民大会宁愿在议会里是一个更为有限的多数。因此，非洲人国民大会努力避免在1994年选举中赢得使它能改写宪法的选举多数。在南非，宪法是保护民主的一个重要部分，非洲人国民大会明白如果它有能力改写宪法的话，也许就无力再阻止自己不这样做，这一步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集中考察其他三个例子，它们都与面对革命威胁时作出让步的国家关注有关。在所有情况下，这些让步的许诺都发挥了作用，因为革命在革命者没有实现政权转移的情况下夭折了。由于这一原因，也是因为事实政治权力的暂时性的性质，在这三个例子中，国家都背弃了它的许诺，这便提出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为什么这样的许诺会阻止革命?自然而然的原因是，事实上，而且如我们提出的模型所表明的那样，可信性的实际程度通常是不确定的。即使革命者知道会有背弃承诺的情形发生，但赌这些诺言能被兑现，要比完全不理会它们更好。

5.4.2.11381年的农民起义

1381年的农民起义是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群众叛乱。我们的记述依据的是希尔顿(Hilton,1973)、 多布森(Dobson,1983)、戴尔(Dyer,1984)。它从埃塞克斯的一次地方性起义开始，然后便迅速扩散到英国东南部的大部分区域。最后，一支农民军向伦敦挺进，占领了伦敦塔，杀死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国王的财政大臣，并在迈尔恩德(Mile End)的著名会议上把他们的愤恨矛头直接指向了当时14岁的国王理查德二世。

起义的主要历史背景是黑死病的余波。这一在14世纪40年代流行的传染病大大提高了工资，导致在封建制度中出现了许多有利于农民的变革。然而，在此期间，领主不断地尝试重申他们的权力，引起了大量的冲突。农民要求摆脱封建的劳动束缚、管制和税收。英国还频繁地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为了给这些战争筹资，理查德二世于1380年推行人头税，要求征税名单上的每个人都要支付五便士。这是在四年中第三次实行这样的一种税收。如果农民们不能用货币纳税，他们就必须以实物支付。

1381年5月，一个收税员到埃塞克斯的福宾(Fobbing)村去检查为什么那里的人们没有交纳人头税；他被村民赶了出来。6月，士兵来确立法律和秩序。他们同样被赶了出来，因为福宾的村民们已经组织了起来，埃塞克斯的许多其他村民也加入其中。起义迅速蔓延到肯特郡、萨克福郡、赫特福德郡和诺福克郡。一个人作为农民们的领袖出现了：来自肯特的瓦特·泰勒。农民从肯特和埃塞克斯向伦敦挺进，他们破坏了税收记录、征税名单和政府建筑。

6月12日，埃塞克斯人在奥尔德格特(Aldgate)不远处的旷野中的迈尔

恩德扎营。第二天，肯特人抵达了布莱克希思(Blackheath),当局措手不及，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一些伦敦的穷人加入了来自埃塞克斯和肯特起义者的不同分支。他们着手攻击城市政治目标，烧毁了萨伏伊宫，也可能是英国最有势力的权贵、理查德二世的叔叔约翰·岗特的府邸。他们还放火烧了财政大臣的海伯利(Highbury)庄园，打开了监狱，并毁灭了法律纪录。

6月14日，国王理查德和少数领主、爵士在迈尔恩德会见了埃塞克斯的农民，农民保证对理查德效忠，并交给他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隶农制，以自由契约为基础提供劳役，以及以一英亩四便士的价格租用土地的权利。国王同意满足这些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当天晚些时候，一些农民进入了伦敦塔，侵袭了皇室的卧室和密柜。同时，在塔中，起义者把坎特伯雷大主教、财政大臣和约翰·岗特的医生羁押起来，把他们拖到塔桥上处死。这些事件之后，许多埃塞克斯的起义者开始散去。

第二天，国王理查德在史密斯菲尔德会见了肯特的起义者。他们要求：结束除国王以外的所有领主统治，没收教堂的财产并在广大民众之间分配，且整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主教。如前面一样，国王允诺了摆在他面前的所有要求。然而，起义者的领袖瓦特·泰勒据说是傲慢地称呼了国王，伦敦的市长便把他从马上拉了下来，一个护卫杀死了他。人群准备猛攻国王和他的手下，但是，国王勇敢而冷静地面对了他们。泰勒的死和国王理查德做出的满足农民要求的另一许诺足以让他们回家了。

自1381年6月16日起，伦敦变得安全起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局控制了经历起义的所有地区。国王理查德发布了一个公告，否认他曾同意反叛者所作所为的传闻，而且不久之后就收回了曾授予他们的宽宥。司法调查接踵而至，国王巡视了曾出现反叛的地区。在埃塞克斯郡和赫特福德郡，严厉地处置了反叛者起义的许多重要领导人都已经死了，幸存下来的也被处死。当时的一位编年史家这样写道：

后来，国王把他的使者派遣到各个地方，俘获犯罪分子并把他们处死。许多人在伦敦被抓走并被绞死，他们在伦敦城周围以及英国南部其他的市、区架设了许多绞架。最后，如上帝所喜欢的那样，国王意识到臣民死伤太多，血流成河，他起了怜悯之心，宽恕了所有的人，条件是他们决不再起义，承受失去性命或成员的苦痛，每个人将得到各自的赦免宪章，并偿还国王20先令作为印章的费用，让国王富有。这场邪恶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转引自Oman,1906,pp.200—203,205)

国王理查德并没有兑现他的诺言，声称这些诺言都是在胁迫下做出的，因此不具有法律效力。这一农民起义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一旦威胁消失，让步的承诺可能会被背弃，因为法定政治权力的结构没有发生变化。

5.4.2.2新格林纳达(哥伦比亚)的考姆奈罗起义

另一个经典的背弃诺言的例子来自拉丁美洲西班牙殖民帝国的末期。当波旁王朝在18世纪早期擅取了西班牙的王位时，它试图对殖民制度做大量变革，主要是为了增加税收。这一点导致了普遍不满和两次重大的起义：秘鲁著名的图帕克·阿马鲁起义(参见Stavig,1999;Robins,2002) 和1781年哥伦比亚(在殖民时期被称为新格林纳达)的考姆奈罗起义。

我们依据萨福德和帕拉肖斯(Sufford and Palacios,2002)的权威叙述；也可参见阿西尼加斯(Arcinegas,1938)、卡德纳斯·阿考斯塔(Cardenas Acosta,1960)、费伦(Phelan,1978)和阿吉莱拉·佩尼亚(Aguilera Pena,1985)关于这一主题的重要著作。萨德福和帕拉肖斯注意到：

西班牙波旁王朝统治下的革新帮助播下了殖民地叛乱的种子。殖民地的行政改革意味着……一项偏好将西班牙人而非克利奥尔人安置于高职位的故意设计的政策，一项进一步激化了殖民地人对该体系的愤怒的政策。增加税收的企图激发了群众的起义，并趋向于削弱西班牙官员的权力……战争的财政需求在新格林纳达激发了18世纪60年代的各次重要的税收暴动和1781年的大规模起义。 (Sufford and Palacios,2002,pp.54—5)

在新格林纳达；

在18世纪50年代……行政官开始奋力争取更多有效的税收。政府对甘蔗酒售卖的垄断成为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在18世纪60年代，皇家政府确立了对烟草销售的垄断控制……后来，政府官员就提高了酒和烟草的价格，并将当时的销售税提高了一倍。(Sufford and Palacios,2002,pp.63—64)

考姆奈罗起义从1778年波哥大反抗烟草垄断的抗议开始。在新格林纳达，烟草普遍由小农场主种植，垄断逐渐限制了可以种植烟草的区域，以限制供给，使皇家政府的收益最大化。新格林纳达东北部的关内塔(Guanen-ta) 地区(位于今天的桑坦德部)受到了沉重打击。1780年，在查腊拉、莫戈特斯和锡马科塔爆发了动乱。这些行动没有使政府和皇族摄政者做出任何让步，古铁雷斯·德·皮涅雷斯(Gutierrez de Pineres)不仅加强了对烟草和甘蔗酒的垄断，还在同一年加倍征收了销售税。税收的这一增加

……特别令关内塔的人民伤心，因为在商品中，原棉和棉纱都受到了影响，关内塔是总督管辖地区的棉纺织首要中心。对于关内塔的穷人来说，这些措施了取消了他们主要的谋生手段之烟草；危及了第二种————棉纺织。(Sufford andPalacios,2002,p.65)

此外，恶劣的天气造成了该地区的食物短缺，并爆发了严重的天花。从1781年3月开始，该地区便接二连三地爆发暴动。皇家烟草店铺被破坏，尽管起义的最初只是穷人，但很快便由“中等收入的人屠户、织工、牛贩子和小农场主”组织起来；并且，“有钱人最终也接受了正式的领导地位”(p.66)。5月，起义者打垮了古铁雷斯·德·皮涅雷斯派来抵抗他们的一支小部队，对起义的支持在新格林纳达北部和东北部扩散开来。在这一最初的胜利之后，起义者称自己为考姆奈罗，南下向波哥大进军。到5月末，人数

也许达到一万五千到两万人的起义军抵达了首都。

到这个时候，古铁雷斯·德·皮涅雷斯已逃出波哥大，实权掌握在大主教贡戈拉(CaballeroyGongora)手中。他立即就允诺了考姆奈罗列出的35个要求，包括废除新的销售税。烟草的垄断将会终止。简言之，如萨福德和帕拉肖斯所述(2002,p.67): “实施所有这些条款意味着实际上放弃前20年里所有新波旁收入措施。”另外，考姆奈罗要求放逐古铁雷斯·德·皮涅雷斯，并在政府中提拔克利奥尔人。

一旦大主教同意了所有这些要求，他就能够说服起义者们回家。然而，起义的热情在关内塔多少有点冷却下来之后，来自喀他赫纳的皇家军队的增援来到了……皇家政府实行了惩戒性的处罚。曾在1781年6月投降之后，仍坚持反抗的的何塞·安东尼奥·加兰(Jose Antonio Galan)和其他三个考姆奈罗于1782年1月被绞死；他们的头、手和脚被置于首都和城镇(曾在起义中十分突出的)的公共广场的杆子上。其他人……被判决鞭二百、公开羞辱，并囚禁于非洲。关内塔无地的农民被作为殖民地居民打发到巴拿马地峡……一旦实行了最残忍的惩罚，皇家官员……就背弃了与考姆奈罗的协议。

因此，尽管在1781年6月，让步的诺言足以安抚考姆奈罗，但一旦威胁消失，皇家政府就背弃了它的诺言。

5.4.2.31905 年俄国革命

最后一个例子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Ascher,1988,1992;Verner,1990; Rawson,1995)。俄国人在与日本人交手时遭遇的灾难性军事战败，尤其是1905年5月的对马岛之战促成了这次革命，但它同样也反映出俄国社会所固有的许多社会矛盾。虽然农奴在1865年就被解放了，但对他们购买土地 或迁徙的能力仍有许多限制，而且新近工业化城市工厂的条件十分恶劣。工人们组建工会的努力遭到了工厂主的抵制。1903年，一位名为乔治·加邦的牧师成功地组织了俄国工人大会。一年之内，它便拥有了九千多名成员。

1904年，对抗日本的战争(始于2月)导致的迅速通货膨胀，使实际工资下降了20%,加邦组织的运动加大了声势。当俄国工会的四名成员被普提罗夫(Putilov)钢铁厂解雇时，加邦呼吁工人行动起来。在后来的几年中，圣彼得堡的11万多名工人举行了罢工。

为了解决争端，加邦以个人名义请求尼古拉斯二世，他于1905年1月草拟了一份请愿书，概述了工人的疾苦和要求。这份请愿书提出的要求有：八小时工作日；组织工会的自由；改善工作状况；免费的医疗救助；提高女工的工资；通过普遍的、平等的、不记名的投票选举建立国会；言论、出版、结社以及宗教信仰的自由；结束与日本的战争。

1月22日加邦领导了去位于圣彼得堡的冬宫的示威运动，向沙皇递交了请愿书。就在工人的游行队伍抵达冬宫时，遭到了警察和哥萨克人的袭击。一百多名工人死亡，大约三百人受伤。这一事变被称为血腥星期天，引发了一系列作为1905年革命闻名的事件。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罢工，在全体学生罢课抱怨没有公民自由的时候，大学被封闭。律师、医生、工程师以及其他中产阶级的工人建立了工会联盟并迫切要求建立国会。

1905年6月，波坦金(Potemkin)战舰上的士兵对供应的腐肉发起抗议。船长的回应是命令枪毙抗议的头目。行刑队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并与其余船员一起把船长扔下了船。波坦金兵变迅速波及到陆军和海军的其他部队。

沙俄全国的产业工人都举行了罢工，1905年10月，铁路工人罢工，使得整个铁路系统处于瘫痪状态。一个月后，利昂·托洛茨基和其他的孟什维克成立了圣彼得堡苏维埃。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整个俄国建立了50多个苏维埃。

新上任的财政大臣谢尤·维特建议尼古拉斯二世做出让步。他最终应允并发表了“十月宣言”,准许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他还承诺，将来未经审讯的人们不会被囚禁。最后，他宣布若没有一个新组织——杜马的正式批准，任何法律都不会生效。因为这是惟一的一个协商性实体，许多俄国人都感到这次改革不够彻底。托洛茨基和其他革命者公然抨击这一计划。1905年12月，托洛茨基和圣彼得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被逮捕。不论怎样，“十月宣言”做出的让步姿态起到了安抚国家、削弱革命威胁的作用。

第一届杜马在间接的男性普选的基础上选举产生。农民、市民和贵族都推选出他们各自的代表。各省的代表在省城聚会，选择杜马成员。然而，在“十月宣言”发表以后，尼古拉斯二世在杜马的构成上做了几处变动：他创建了一个国务院，一个他将提名一半成员的上议院。他还为自己保留了宣战、控制东正教和解散杜马的权利。沙皇还有任命和撤销大臣职务的权力。甚至在第一届杜马会议之前，尼古拉斯二世就已经收回了他曾在10月做出的承诺。

不论怎样，第一届杜马有一个由社会主义革命家、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组成的左翼多数。在1906年5月的第一届大会上，杜马成员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释放政治犯、工会权利和土地改革。尼古拉斯二世驳回了所有的提议并于1906年7月解散了杜马。1906年4月，尼古拉斯二世强迫维特辞职，并用政治上更为保守的彼得·斯托雷平取代了他。斯托雷平试图在实施迫切需要的社会改革(例如，土地改革)和镇压激进分子之间保持一种平衡。

第二届杜马选举1907年举行。斯托雷平对选举法做了些改动，并利用他的权力把很大一部分人排除在选举之外。新的选举法同样赋予了贵族(阶层)更多的代表权，并授予大地主们更大的权力以损害农民的利益。城镇里的选举也发生了变动：那些拥有自己住宅的人推选超过半数的城市代表。这些变化削弱了左翼的影响力，但是当第二届杜马于1907年2月召开时，它仍包括许多的改革者。在三个月的激烈争论之后，尼古拉斯二世于1907年6月16日解散了杜马。

第三届杜马于1907年11月14日召开。先前由社会主义革命家、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组成的左翼多数，在人数上被反动分子和民族主义者超过。与前两届杜马不同，这一届杜马在其全部五年的任期内一直运行。

1905年俄国革命是最后一个关于诺言如何——如果法定政治权力的性质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被背弃的例子。作为对1905年起义和动乱的回应，尼古拉斯二世做出了让步，包括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一个民主机构——杜马。然而，杜马不够强大，不能保证尼古拉斯二世将他的让步进行到底；一旦革命的浪潮消逝，尼古拉斯二世就会相应地食言。

5.4.3构建关于非民主中的承诺问题的模型

现在我们要介绍对政治中潜在承诺问题建立模型的简单方法，以此为后面的研究奠定基础。让我们首先回到图5.1中表明的博弈，其关键特征是权贵在民众做出是否革命的决策之前制定税率。现在设想一下图5.2中显示的另一种博弈，其中，民众首先做出是否革命的决策；然后，如果不发生革命，权贵制定税率。这两个博弈之间的差别看起来似乎不大，但事实上，却存在着重大不同：在图5.1表示的博弈中，不存在承诺问题，权贵在民众做出革命与否的决策之前制定税率，并能够利用这一税率消除革命的威胁。现在，权贵不再拥有这一选择，因为他们在革命决策之后制定税率。

让我们来分析该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和往常一样，我们用反向归纳法来分析，从最后一个子博弈开始，这是在民众决定不发动革命之后的子博弈。在这一子博弈中，权贵不得不决定税率，税率得以执行，博弈结束。 由于不再有任何约束，所以权贵选择他们最偏好的税率，t=0, 由它给出的支付为：

我们用符号Vi(N) 来表示在非民主中当权贵制定了他们的理想政策时，i的价值(i=p,r)。 退回到博弈的前一阶段，民众必须在革命或不革命之间做出决定，正如(5.1)式所表示的，革命给他们带来的支付为VP(R,μ), 不革命带来的支付是VP(N)=V(yP|zN=t)。只要(5.4)式成立，前者的数值就会更大，因此，只要(5.4)式成立，民众就会发动革命。

在设定均衡时，我们再次使用符号σ={p}和ơ⁷={zN}。民众首先行动，选择p∈{0,1}(也就是说，起义或不起义),而权贵在他们之后行动，选择税率tN。因为权贵们只有在p=0才得以行动，所以我们把这一点设定为一个选择(不是函数)tN∈[0,1]。 于是，子博弈完美均衡便是使σP和σ在所有恰当的子博弈中都是彼此最优反应的策略组合{σr,σP}。

我们可以看出，下列策略组合是惟一均衡。当θ≤μ时，有p=0和tN=0。在这一均衡中，革命约束不具有约束力，所以民众不起义，且权贵制定了他们偏好的零税率。当θ>μ时，以下策略组合是惟一均衡：p=1。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是最优行动，穷人进行革命。现在，我们有下面的命题：

命题5.2:图5.2描述的博弈中，有一个惟一的子博弈完美均衡{σr,σP},使得：

● 如果(5.4)式不具有约束力，那么p=0且tN=0;

●如果(5.4)式具有约束力，那么 p=1。

该命题的结论与命题5.1的结论是不同的，均衡革命在一个远为更大的参数值集合下发生。这反映了权贵的承诺问题。在上一小节描述的博弈中，是不存在承诺问题的，因为权贵在民众做出是否发动一场革命的决策之前行动。现在，则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承诺问题。为突出这一问题的本质，考虑权贵许诺再分配，以此避免革命发生的情况。然而，这一许诺是不可信的，因为按图5.2描述的博弈，他们是在民众的革命决策之后行动，所以不管他们做出什么承诺，都是不可信的。

该博弈说明了我们此前概述过的更为普遍的承诺问题：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这里是权贵 只要他们继续把持政治权力，就不可能做出在将来进行转移支付的许诺。在图5.2表示的博弈中，权贵做出的征税决策是在民众的革命决策之后；这意味着权贵必须承诺在未来实行转移支付。但这个关于未来的承诺是不可信的。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相当简化的情形，因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在与未来，因为该博弈并不真正涉及许诺，所以我们只能在一种松散的意义上谈论许诺。我们会逐渐丰富这个博弈，将它作为在第六章进行的民主化分析的一个工具。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介绍这一将在全书使用的简单博弈的一个变形，它是将在5.6节中介绍的完全动态博弈的一个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