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辞中的祡祭与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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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umn

Equinox

摘要：卜辞“”字即后世“柴”字之初文，一用作祭祀动词，即文献之“祡祭”。殷商祡祭其祭祀目的以求祐、求雨求年成为主，祭祀对象不仅有自然神，还包括祖先神，燔燎用物主要是牛羊豕等动物甚至人牲，与两周堆柴加牲燔燎以祭天的祡祭相比较，有明显区别。“”字的第二种用法即为地名，也即汶水上游支流柴汶流经地柴城，在今山东新泰境内，武丁时期曾在柴地设置戍卫，同时亦偶行田猎。与柴地相关联的龙方，则位于今山东泰安东境。柴地与龙方地望的考定，颇有助于卜辞东土地理的复原，同时于廓清晚商方国、民族等问题亦多有裨益。

关键词：卜辞；地理；柴；龙方；祡祭

殷墟卜辞有一从止、从木的“”（《合集》8934）字，或所从之木其根系笔画略有波折而作“”（《合集》10983），还有添加饰笔而作“”（《屯南》2484）形，该字的特殊处在于止、木之间存在笔画的合用。早年于省吾先生隶定作“”，以为是“根”字的形象初文，李学勤先生在其相关论著中亦释读作“根”。这大致是目前最为重要的意见，此后似未再出现其他新的认识。

“”字在卜辞中大概有两种用法：其一是作地名或人名用，对此学界早已有所关注；其二则是小屯南地甲骨出土后新发现的作祭祀动词使用的辞例，但据笔者目力所及，罕见有学者对此作专门的讨论。于老释作“根”字初文，主要是为了证明卜辞有王室先公“根圉”的明确记载。但现在看来，似乎尚有未安。这当然是受时代与材料之限，今人毋需苛求。该字究竟应该如何隶释，其祭祀动词的用法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依愚之私见，该字殆即“柴”字的早期写法，即商代燎祭之一种，文献通常又写作“祡”。此外，据相关卜辞记载可知，武丁时期曾在该地设立戍官，偶行游猎，其周边则有延、龙等东土诸地，在方位上适能与文献所见的汶水流域上游地带的柴地相契合，由此亦可进一步印证释“”为“柴”的合理性。以下我们从殷商祡祭与“”字释义、柴地地望及其意义等两个方面展开讨论，不当之处祈请专家同仁不吝赐正。

一、殷商时期的祡祭与“”字释义

《说文》云：“祡，烧柴燎祭天也。《虞书》曰：‘至于岱宗，祡。’”这就是说，祡祭的主要对象是作为至上神的天，而祭祀方式也非常简单，堆柴燔燎即可。这一说法显然是概括两周文献而成，例如《尔雅·释天》“祭天曰燔柴”、《郊特牲》“天子适四方，先祡”云云者即是。周代的祡祭，《礼记》所记似稍详，其《祭法》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祭义》则云：“燔燎羶芗，见以肃光，以报气也，此教众以返始也。”郑注以为“羶芗”即“馨香”。合而观之可知，周人的祡祭就是一种报气之祭，即在高坛之上堆柴燎烧红色牛犊，使其馨香之气上达于天。这种以气相报的祭祀方式，实乃礼以尚质的体现，其目的就是教导民众返于本始。此外，成王时期的盂鼎铭文（《集成》2837）有“祡烝”之辞，说明周初便有祡祭上天之重典。当然，周人的祡祭或是因袭殷礼并加以损益而成。

按殷墟卜辞有“此祭”，相应记载集中于无名组，依照祭祀目的划分，大致有求祐、求雨水年成两大类。

其中求祐者如：

（1）王其又母戊一此，受祐。

叀牛，王此，受祐。（《合集》27040）

（2）弜隹此。

叀此，有祐。（《合集》31189）

（3）二牢，王此，受祐。

三牢，王此，受祐。

五牢，王此，受祐。

十牢，王此，受祐。

其卯。

弜卯。（《合集》31190）

（4）于弗，王廼此。

兹夕王此，受祐。（《合集》31188）

从以上所列材料看，此祭是与卯（剖）、 （磔）有别的祭祀方式，祭祀用牲有牛、牢以及人牲 ，祭祀求祐对象则为先祖神如母戊。

祈求雨水年成的材料主要有：

（1）其［］年［于］河。

叀大牢此，有雨。

其年于方，受年。（《合集》28244）

（2）其年于河，此，有雨。

于岳（？）年，此，雨。

其年于河，叀牛用。

叀牢用。（《合集》28258）

（3）年，此，有大［雨］。（《合集》28282）

（4）丁亥卜，其年于大甲，即日此，有雨。吉。

（《屯南》2359）

（5）高匕（妣）燎叀羊，有大雨。

叀牛此，有大雨。（《合集》27499）

（6）其烄、此父丁，雨。（《合集》32300）

（7）三豚此，雨。

叀豕此，雨。

二豚此，雨。

三豕此，雨。（《合集》31191）

上引诸辞其祭祀对象有自然神岳、河、方及祖先神大甲、高妣与父丁，用牲则基本与求祐之祭同。可以注意的是（5）（6）两例，说明“此祭”与燎、烄有别。

“此祭”之此，陈邦福、李孝定、赵诚等先生读作“祡”。按后世祡字从示、此声，从读音上讲，说此祭即周秦文献所载之祡祭，似当可信。此祭与周代祡祭不同者，主要体现在祭祀对象上，周人祡祭对象是至上神“天”，具有唯一性，而殷商晚期此祭之对象则包括自然神与祖先神两大类。

此外，年代更早的历组卜辞中有“祭”，窃以为也即无名组卜辞中的“此祭”，作作此，乃组别不同、时代与刻手有异所导致。按《甲骨缀合汇编》374（《屯南》2295+H57-57）有曰：

丁未贞：叀乙卯告，。

于乙亥告，。

于乙酉告，。

于乙未告，。

于乙巳告，。

庚戌卜，贞：其先于六大示告，。

其先于十示（？）告，。（历组）

该版卜辞所记内容可分为两组：第一组含第一辞至第五辞，是丁未日占卜行“告 ”之祭的具体时间；第二组为最后两辞，于庚戌日占卜“告 ”对象的先后顺序。据卜辞通例推测，“告”字之后的“ ”，当然不是告祭之对象，视作祭祀动词似最为合理。可以用于类比的有“告祭”（《屯南》656、4544）、“告 ”（《合集》30595、32335）、“告壴”（《合集》32418）、“告壴彡”（《合集》32418）等，也就是说，“告”属于祭祀大类，而其后所跟的动词如祭、 （磔）、壴（鼓）、彡（肜）等，悉属相对具体的祭祀行为动作，故视“ ”为祭祀动词大概问题不大。 该字究竟当释为何字，历组卜辞《屯南》2484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线索，其辞曰：

贞：其。兹用。（图1·1）

就句末“兹用”二字判断，这显然是一条与祭祀活动相关的占卜遗存。其中的“ ”为某字之残构，不免遗憾。不过，就卜辞性质、文例与字形结构判断，这一底部笔画缺失的“ ”字，极有可能是卜辞 、 园之形构的残文，后者从豆、从廾，乃烝尝之烝的会意初文，是商周时期盛行的于收获季节敬献新收作物于先祖的一种祭祀形式，也即所谓尝新之祭。 上引“ （烝）”二字，让我们很自然地想起见载于大盂鼎铭（《集成》2837，图1·2）中的“祡烝”一词。

按盂鼎铭文记载周成王追述周王朝草创阶段的历史，曰：“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闢厥慝，匍有四方，畯正厥民。在于御事，酉（酒）无敢（酖），有祡烝祀无敢。”即是说，文武时期的王朝百官臣僚不敢嗜酒，即便是祡、烝之类的祭天、祭祖等重大活动，也不敢借机贪饮。其中的（祡）字从髭、此声。（烝）字从米、从豆、从廾，其写法于殷墟卜辞习见，如《合集》38693“”者，与金文烝字完全相同，该字本义即以两手捧持盛满粮食的食器以献祭先祖。将盂鼎“祡烝”之词与《屯南》2484“（烝）”相比较，完全可以确定，字似当释作“柴（祡）”，即堆柴焚燎以祭神灵之谓，所从之木为其意符，并以止（趾）字表其声。

此、止二字上古韵部有别，前者在支部，后者归于之部，目前未见此、止二字或以之为谐声偏旁的相关文字直接通假的具体例子。不过支、之二韵具有旁转关系，文献中不乏二部文字假借为用之例，如“时日害丧”（《孟子·梁惠王上》引《尚书·汤誓》）中的之部“时”当读为支部“是”，“吾与而盟，无入而封”（《左传》成公二年）两之部“而”字，皆当读作支部之“尔”。类似证据很多，不一一赘述。所以，读“”为“柴（祡）”就音理言并无窒碍，殷商时期已有祡祭亦毋庸置疑。若就祡祭的本质而言，历组卜辞中的“”似为本字，而无名组中的“此”字则属假借为用。

不可否认，殷商时期的祡祭与两周于高台之上堆柴加牲燔燎以祭天的礼规，存在诸多出入，这可能是商周神灵体系与神灵职能有所差异所导致的。从“祡烝”一词于殷周二代延续使用之情况判断，周人在祭礼上对殷制是有所继承的，但亦作有较大的改进，以适应姬周自身的神灵体系。这种差异现象的存在，需要古史研究者时时注意，我们在利用卜辞资料勾画殷商制度、文化与历史过程中，若不加分析地随意以传世文献作比附，所得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或者说，“二重证据法”的运用要密切关注相关材料的时代同步性与历时性变化。

二、卜辞柴地地望及其意义

“”字在卜辞中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地名，相关的例子主要出现在武丁时期的宾组卜辞中，例如：

（1）丁酉卜，宾贞：叀戍令比王。

贞：叀戍延令比王。（《合集》6，宾组，宾组）

（2）癸丑卜，贞：往追龙，从西，及。（《合集》6593、6594，宾组，图2·1）

（3）呼田于。（《合集》10983，宾组，图2·2）

（4）贞：廾（征）牛于。（《合集》8934、8935，宾组）

其中《合集》6选卜究竟是由戍守 地的“戍柴”还是由戍守延地的“戍延”比同 王，同版尚有沚、京、奠、矢、壴、爻、 与羌方等族名与地名； 《合集》6593、6594则占卜 从 地以西追击龙人，此中还牵涉龙方的方位问题； 《合集》10983，则是占卜 在 地田猎，关系到武丁时期的王室田猎区。 《合集》8934、8935是说在柴地征用牛畜，同时就同版关系言，还涉及 （箙）之地名。 由此可见，地方位与地望关涉卜辞地名、族名甚夥，若能考得其具体地望，哪怕仅仅是大体方位，其价值已是不可限量。 今试予逐一分析如下：

《合集》6中“戍”与“戍延”处于对贞选卜关系。与“戍延”相关联的“犬延”之名，卜辞习见，最能体现其活动区域与延地地望的材料有：

（1）［丙］戌卜，贞：令犬延［田］于京。（《合集》4630，宾组）

（2）贞：于生十一月令毕。

贞：勿呼延复行从廼。

贞：勿令犬延田于京。

丙戌卜，贞：勿令犬延。（《英藏》834，宾组）

按以上两版材料或属成套卜辞，最该注意的是商王命令犬延在京地田猎之事。商周东土有京地，已被包括甲骨、金文与竹简在内的诸多出土资料所证明，如据黄组卜辞《合集》36567记载，商末征人方曾有从商到京、从京到鸿、从鸿到彻这样一段前后衔接的行程，其中的京地就在今山东平阴、肥城之间。犬官的设置其要求相对特殊，一定要对田猎地周边环境异常熟悉方能胜任，商王命令犬延在今山东平阴、肥城间的京地田猎，大致已能说明犬延之族为殷商时期的东土旧族。也就是说，延为东土地名。故卜辞“戍延”者，即领命戍守东土延地的戍卫之人。从对贞的角度看，“戍 ”之 ，恐怕亦属东土地名。而同版中出现一系列的东方地名，如沚（征人方经由地，今山东泰山南麓地带）、京（征人方经由地，今山东平阴、肥城间）、奠（征人方经由地，今山东莱芜境内）、矢（征人方经由地，今汶水下游沿岸）、壴（临近征人方经由地“商”邑，大致在今山东宁阳境内）、爻（《左传》哀公二年之邾国绞地，今山东滕县一带）、旅（近山东宁阳犅地，详后）等，也就很好理解了。质言之，《合集》6所记载的相关事项，基本发生在东土。

上引《合集》6593、6594是说商王命令从地以西追击龙人，而东土有龙地也是确凿无疑的。例如宾组卜辞《合集》9552有曰：

乙未卜贞：黍在龙囿香，受年，二月。

据大家习知的“王往以众黍于囧”（《合集》8，宾组）之辞可知，“黍在龙囿香”中的黍，显然作动词使用，指种植黍米之农耕活动。 耕作地“香”，原为龙地之“囿”，也即龙族专设的游猎场所。 准诸常理，香、龙二地自当相距不远，知其一，便可得其二。 今山东莱芜一带，当时有地名曰香，曾为商末征人方的经由之地，例如：

（1）乙巳卜，在［商贞］：王田殸（=祊），亡［灾。获］兕廿又。［唯］来征人［方］。

丙午卜，在商贞，今日步于乐，亡灾。

己酉卜，在乐贞，今日王步于丧，亡灾。

庚午卜，在丧贞，今日王步于香，亡灾。

辛亥卜，在香贞：今日王步于敢，亡灾。

甲寅卜，在敢贞：今日王步于奠，亡灾。

乙［卯卜］，在奠贞：王田（次）东，

［往］来亡灾。兹孚，获鹿六、狐十。

丙辰卜，在奠贞：今日王步（羌），亡灾。。

癸［亥］肜［在雍贞：今日王］步亡灾。（《合集》36501+36752+37410+36772，黄组）

（2）丙辰王卜，在［奠贞］：今日步于［（羌），亡灾］。

戊午王卜，在（羌）贞：田旧，往来亡灾。兹孚。获鹿、狐。

己未王卜，在（羌）贞：今日步于，亡灾。

庚申王卜，在贞：今日步于，亡灾。

［辛］酉王卜，［在］贞雍丰（?）。。（《合集》37434，黄组）

上引材料为成套的征人方王步卜辞，在内容上适可互补，借此可以复原商王从乙巳至辛酉的17天内其具体行程为：商（鄣）→ （祊）→商（鄣）→乐（泺）→丧→香→敢→奠→奠次之东→奠→羌→旧→羌→ → →雍。 因为整个行程与征东土人方有关，个中涉及的所有地名自然应位于殷墟以东区域方始合理。 经考证，这些地名悉数坐落在今山东省境内： 其中商即《春秋经》庄公三十年“齐人降鄣”之鄣，祊地距鄣仅半日行程，故均应坐落在汶水下游沿岸地带； 乐在济南历城，即《左传》桓公十八年“公会齐侯于泺”之泺； 丧在章丘东南地带； 奠地大致在汶水上游沿岸地带，或坐落于今山东泰安、莱芜间； 旧为夷方边邑，无名组卜辞《屯南》2064有“夷方邑旧”之辞，从王步行程判断，其距羌地仅为半日； 雍属人方部族，据商末 铭文记载，尝为滕县前掌大一带的史族（西周薛国前身）所征讨，推测大致应坐落在今山东原山南北。 而与本文主题有着直接关联的是介于丧、敢之间的香地，就商王整个行程的行进方向判断，其地似位于原山以南的今山东莱芜一带。

此外，如征人方王步卜辞《合集》36751曾记录商王从香至杞的行程时日，可以进一步验证我们对香地地望的判断，其辞曰：

丙戌卜，在贞：今［日］王步于［（香）］，亡灾。

庚寅卜，在（香）贞：王步于杞，亡灾。

壬辰卜，在杞贞：今日王步于，亡灾。

癸巳卜，在贞：王，往来亡灾，在次北。

甲午卜，在贞：王步于（索），亡灾。（《合集》36751，黄组）

商王庚寅日在香，壬辰日则在杞，可见香地距离杞至多两天行程，也就80公里的范围内。其中 属“商（鄣）鄙三邑”、也即今山东东平接山镇左近地带，索地则在兖州一带，杞地距仅一日行程，也即40公里的范围内。 春秋时期鲁国北鄙有杞，如《左传》昭公七年有云：

晋人来治杞田，季孙将以成与之。谢息为孟孙守，不可，曰：“人有言曰：‘虽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礼也。’夫子从君而守臣丧邑，虽吾子亦有猜焉。”季孙曰：“君之在楚，于晋罪也。又不听晋，鲁罪重矣。晋师必至，吾无以待之，不如与之。间晋而取诸杞。吾与子桃，成反，谁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鲁无忧而孟孙益邑，子何病焉？”辞以无山，与之莱柞，乃迁于桃。晋人为杞取成。

而新泰一带亦曾有大批杞国青铜礼器出土，可见杞介于齐、鲁之间，我们考证其地望大致是在新泰境内的汶水上游支流柴汶（于古又名淄水）源头地带。职是之故，香地位于今莱芜市境是大致可定的。

如若以上有关香地地望的推测不谬，则“龙囿香”之龙，想必是在香地附近，殆应于今泰安、莱芜与新泰间寻找。众所周知，春秋时期汶水上游地带有一龙邑，如《左传》成公二年有云：

春，齐侯伐我北鄙，围龙。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龙人囚之。齐侯曰：“勿杀！吾与而（尔）盟，无入而（尔）封。”弗听，杀而膊诸城上。齐侯亲鼓，士陵城，三日取龙。遂南侵，及巢丘。

杜注：“龙，鲁邑，在泰山博县西南。”也即今泰安西南部。江永以为巢丘当近龙，指出在泰安县界，可从。我们认为巢丘也即西周班簋铭文（《集成》4341）中的“秉繁、蜀、巢令”之巢。龙、巢二地大致在汶水上游的下段，接近柴汶汇入汶水干流处。不得不说，春秋时期的这一鲁国龙邑，在地理位置上恰恰与卜辞“龙囿香”之龙异常契合。此外，宾组卜辞《合集》10985有“······ 田于宫”之语，其首字学者多以为是“ （龙）”字之残，殆无可疑。 按宫地在临淄附近，商王派龙前往淄水流域开垦土地，亦说明龙族以东土部族为近似，与前述“龙囿香”所含地理信息一致，故说卜辞龙地即后来鲁国的龙邑是合理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再看《合集》6593、6594所记载的“往追龙，从西”一语，就比较清晰易懂了。上节已述，即柴字之初文，而今新泰一带适有一柴地。按《史记·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载汉武封齐孝王子刘代于柴为侯，《索隐》谓柴地“《志》属泰山”。王先谦《汉书补注》曰：“武帝封齐孝王子代为侯国，见《表》。《续志》、《后汉》省。《汶水注》‘淄水自梁父来，西南迳柴县故城北，世谓之柴汶。水下入式’。《一统志》‘故城今泰安县南柴城堡’。”这一汉初“柴侯”之柴，恐怕非汉人新命，乃沿袭先秦故地名而来。《水经注·汶水》曰：“汶水又南，左会淄水，水出泰山梁父县东，西南流迳菟裘城北······淄水又西南流迳柴县故城北，世谓之柴汶矣。淄水又迳郕县北······”由此可见，汉魏文献中的柴城，大概位于柴汶中游沿岸，在今山东新泰境内。而山东新泰翟镇崖头河岸曾出战国时期的“柴内右”戈1器（图2·3），适可作为柴地地望推论的实物证据。与龙地相较，柴恰好位于龙地的东南方，所以选择从柴地以西追击逃奔老巢的龙族，也就十分合理了。此亦可作为释柴为柴（祡）的一个有力佐证。

《合集》8934、8935是说商王在地征用牛畜，其中《合集》8935还提及“取于（箙）”，这同样是地在东土的有效旁证。宾组卜辞《合集》 8529有云：“甲戌卜，［贞］：方其［敦］、（箙）。”即是说，、箙二族遭受方的荡伐。就常理言，、箙二族似当临近。就目前材料判断，这两个族群同样属于东土旧族。其中地近犅（山东宁阳堽城镇一带）与黄（即《春秋经》“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之黄，其地在鲁北淄水流域），大致亦当在汶水下游的宁阳一带。山东黄县归城小刘庄曾出土西周早期的启尊、启卣组器，其铭文署有“戉箙”之复合氏名，为商遗旧族遗存，窃以为“戉箙”之族当与卜辞所载的戉族相关联，归城小刘庄极有可能就是周初乃至晚商戉氏之分支箙族的族居住地。而其所自出的母族戉，于殷商时期同样活跃在今山东省境内。如据《合集》174、175、4283、4284等材料记载，戉曾领武丁之命而前往东土沚地并讨伐沚族。又无名组卜辞《屯南》2291有“其戉耕（？）盂田”的占卜记录，其中盂地在泰山东南方向的“龟阴之田”一带，戉族之人前往开垦盂田，自然也不能距盂过远。所以箙地在今山东省辖境之内想必问题不大，就同版关系推演，地亦当在东土为是，将之与柴汶经由的柴邑相联系，不可能离事实过远。

《合集》10983提及“呼田于”，其中的字原篆作，《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摹作“”，窃以为尚可斟酌。此前我们曾比较系统地梳理出武丁时期的57个田猎点，考证其中44个为确凿无疑的东土地名，但对于《合集》10983中的地未及考释，如今考订为汶水流域之柴地，使武丁东土田猎点之总数达到45个，也为我们所提出的殷商早期王室田猎区与乙辛时期的“泰山田猎区”基本相同之观点，增加了一条新的佐证。

最后，我们还将就晚商民族问题简单说上几句。自王国维、郭沫若诸先贤以来，大家都习惯性地认为，卜辞土方、方、包括羌方、辔方在内的“四邦方”以及龙方等，均为西土或北土少数部族，其说集中体现在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商时期中心区域图”之上。这种认识的得出，追根溯源就是《合集》6057“有来艰自西”“有来艰自北”的参照点究为何地。过去大家很自然地以殷墟为参照坐标，所以这些邦国便统统被纳入了西北边陲少数部族，和文献中的鬼方、狁相牵扯。但随着卜辞地理研究的日趋深入，已有学者如陈梦家、朱凤瀚等先生明确地指出，土方、方等作乱之时，商王正在敦地游猎。也就是说，所谓的“自北”“自西”，实际是针对敦地而言的，无涉王都殷墟。而敦为“泰山田猎区”内重要田猎点，大致坐落在今山东原山附近的淄、汶上游地带。所以，土方、方、四邦方等究竟在东在西抑或其他区域，需要重新考虑。前文提到“往追龙，从柴西”，其中的龙显然就是指龙方，据笔者的分析，实乃活跃于汶水流域的东土部族。同样，《合集》6主要是记载东土之事，其中的地名可考者基本上全可落实在东土，但出现了一个所谓的西土羌方，令人颇为不解。不过商末王步卜辞中明确记载，东土莱芜一带尚有一羌地。再据《合集》6630—6638诸卜辞，羌与龙一并受到有商势力的征伐，亦说明羌、龙二方临近。所以，若能放下成见，把羌方与东土羌地相联系，很多疑问与困惑便可迎刃而解。当然，这个问题牵扯面极广，端非三言两语所能说通，我们打算另撰专门文字予以详尽考证，此暂不赘，敬希读者谅解。

作者：陈 絜

来源：《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选稿：耿 曈

编辑：杜佳玲

校对：宋宇航

审订：贺雨婷

责编：汪鸿琴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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