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陈燮君：写好城市文化笔记是一辈子的使命和责任

摘要：我们上海这座城市，不仅历史底蕴深厚，文化底蕴也同样深厚。

自幼学习书画，勤读文史哲，第一份工作却是“造飞机”，从编写教材、研究哲学到策划博物馆大展，生于上世纪50年代，陈燮君的人生与共和国的命运一同跌宕起伏。

2008年，上海举办博物馆界高层论坛，世界多个知名博物馆馆长齐聚上海，一代博物馆人心中“不可思议的梦”就此成真。2010年4月30日，上海世博会开幕式在世博文化中心举行，烟花与水景交融，上海以崭新的城市形象进一步走向世界。

这些上海文化发展的重要时刻，都有陈燮君的足迹，用他的话来说，写好城市文化笔记，这是一辈子的使命与责任。

新中国成立75周年，陈燮君与国同行72年，如今年过七旬，他仍然时不时拿起画板，记录文化发展，也记下自己的足迹。以下是他的口述：

文理兼修的“理工男”

我是1952年出生的，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也是和共和国同行的。我幼时常去故乡宁波，算是受到江南文化影响，我自幼学习书画，也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一直对文史哲类学科比较感兴趣。

我们这一代人，工作都是听从组织号召。1968年，我被分配到了上海电度表厂工作，两年后，我所在的工作单位被征召参与“708工程”项目，我一脚踏进航空和自动化导航的程序设计领域，当时我们厂、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一个重要的研究“三结合”，参与具体的项目研发，我开始从事内存储器工作，不久后，我被选中参与重要的程序设计工作。后来的大飞机，实际上也是从我们“708工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如果不是“全国一盘棋”部署，我的工作也因国家的安排产生变动，那我这辈子可能都在做航空相关工作，用今天年轻人的话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工男”。

能顺利上手参与程序设计，和我少年时的经历也有联系。1964年，我进入上海第六十七中学读书，加入了学校报务队。报务其实是一项少年体育项目，我很快成为报务队的主力队员，后来也获得了三级运动员和三级裁判员证书。收发报的“压码”（无线电收报的一种方式）极其考验反应能力，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思维训练。

人的一生的主要追求，其实与少年时期的经历关系密切，十二三岁的收发报训练，也为我后来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打下了基础。

从管理角度记录城市文化发展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上海社科院复院，我调入上海社科院工作，这也是我职业生涯非常重要的阶段。因为有参与“708工程”的经历，我的领域从大的方向来说是哲学，实际上从事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1984年，我参与创办《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同时在这一阶段，我参加主编了不少书籍，如《新学科辞海》《当代新学科》《当代新术语》《当代新方法》等，在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1999年，上海博物馆新馆建成，我从上海图书馆调任至上海博物馆，同时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文物保护这一领域的工作，几乎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在离开上海博物馆馆长这一岗位时，我用了8个字描述自己的工作——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当然，这不是说我不喜欢这份工作，而是因为责任重大，任何一通电话我都不敢掉以轻心。我经常说要“忠实记录上海城市文化大事，写好城市文化笔记”，实际上在我的工作中，我一直是从管理的角度切入城市文化发展中，从实践层面亲力亲为推动城市文化的传承与更新。我在上海博物馆任职期间，也有多个“城市文化大事”发生。

2002年以来，我参与策划了“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淳化阁帖最善本展”等一系列文物大展，在文博界也颇有影响。实现“让中国的文物故事走向世界，让世界的文物故事走向中国”，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博物馆人的使命。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博物馆界高层论坛在上海举办，英国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馆长都来到中国。坦白来说，上海博物馆当时的平台影响力还不错，要把世界各大博物馆的馆长请来也不算困难，但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把中外这么多博物馆馆长请到同一时空，这可以说是梦一样，几乎不可能实现，但我们梦想成真了。

正如我所说，这份工作“惊心动魄”，我也经历过非常紧张的时刻。一般有大展的时候，我7点钟就会到达博物馆，晚上不到12点不会离开。“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后简称“国宝展”）开幕当天，我7点钟到达工作岗位，一走到人民广场，就看到气浪直冲云霄，人民广场地下的煤气管道泄漏了。很快我接到了当时副市长的电话：“人民广场煤气泄漏，抢修需要停气。”

下午4点国宝展就要开幕，与此同时还有一场研讨会要举行，煤气是我们取暖和保证展厅温度的重要途径，此时停气检修事关重大，我考虑再三，对副市长说：“如果定下方案，请马上通知我，上博要通知上海电视台滚动播放通知，取消下午的研讨会和开幕式。”从上午开始，我没有离开过电话机，10分钟一次电话，直到下午1点20分，不停气检修完成，国宝展和研讨会都得以顺利进行。

“我为上海世博会落过三次泪”

2002年12月，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申办成功，我进入了我的“世博十年”时间，从此时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我为这一盛会奋战了10年，担任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总策划师和主题馆城市足迹馆、世博会博物馆馆长。

世博会场馆的建设工程刚起步的时候，上级领导来视察，看着这片工地放不下心，十分关注工程的进度。我对他说，战争年代有“敢死队”，现在是和平年代，我是领导干部，我明天就把铺盖卷到工地来，我来当“敢死队”。从此，我住进了园区工地。

我在世博会园区里住了一年半，当时那里可以说是一个“大车间”，没有窗户，粉尘飞扬，我自嘲自己是“人体吸尘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甚至洗澡都要在公共厕所进行。世博会场馆建设时间紧任务重，2010年3月，一批一批的专家领导前来检查，4月20日，场馆开始试开放，但回溯到1月4日，这里甚至还没有接通水电。那时候的我每天带领20多个团队，协调会常常从早上10点开到凌晨2点半。

在我的记忆中，在上海世博会筹备和举办期间，我一共落了三次泪。第一次是开幕式，国际展览局主席蓝峰在开幕式上用中文阐述世博精神，上海的文化发展得到世界认可，我想起历史上诸多前辈对上海举办世博会的期待，眼下我们正在五星红旗下圆了曾经的梦，不禁流下热泪。

2010年10月16日，世博园的参观人数突破103.8万，我百感交集。一方面，这一人数已经突破了我们的接待预案，从管理角度，我确实希望人数不要再涨了，另一方面，游客热情也足以证明我们这届世博会的成功。当天我还有别的工作，完成了上午的工作后，我前往场馆，看着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但井然有序的人群，我在激动中落泪了。

最后一次落泪发生在上海世博会的最后一天，闭幕晚会结束后，我在出口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志愿者“小白菜”们一起欢送最后一批观众，在观众们走后，我们拥抱、跳跃、欢呼，我的热泪再一次流淌。

完整参与筹备和成功举办世博会，是我职业生涯最重要的经历之一，我和所有工作人员一起分分秒秒，日夜兼程，见证这场国际盛会的活力与热情，也向国际宣告，我们上海这座城市，不仅历史底蕴深厚，文化底蕴也同样深厚。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是随着共和国的命运跌宕起伏的，我人生中的很多变动，与其说是个人的选择，不如说是为共和国尽心尽善。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始终是一起跳动的，这是我的经历告诉我的，也是我一直在践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