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印象中,地质学家李四光是大庆油田的大功臣。
但就在近年,一位姓谢的院士突然爆出,李四光和大庆油田的发现毫无关系,勘探中的大功臣是匈牙利人。
这番惊世骇俗的言论出来,颠覆了很多人都观念。那么,这件事究竟是中国故意隐瞒真相,还是另有隐情呢?
一、四面受敌,开发石油迫在眉睫
1959年9月,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传遍全国,举国欢庆好像过节一般。
石油大队在松辽平原的勘探工作取得重大突破,松基三井在钻探时,黑色的石油喷薄而出,场面非常壮观。
有人说,这次能源大发现,正好为共和国成立10周年献礼。
为了纪念这重要的历史时刻,黑龙江省委书记难掩激动地说:“这里发现的油田,就取名为“大庆油田”吧。”
从此,“大庆”这个响当当的名字,正式载入了新中国史册。
为什么国家要不惜一切代价,到处发掘石油资源呢?大庆的出现,又为何成为举国欢庆的大喜事呢?
这就要回到我国所处的历史地理环境。
据统计,中国的油耗总量仅排在美国之后。
从2013年开始,我们就已经跃居为世界石油进口第一的国家。
作为人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我们对石油等能源的需求量非常大。
但是国内的资源储量严重不足,远远不能满足发展的需求,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严重依赖进口。
作为战略物资,能源安全和国防安全密不可分。
寄希望于进口不仅花费巨大,还很容易被别的国家卡脖子,所以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石油产区。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发掘我们自己的石油矿藏,成为了头等重要的事。
大庆油田的出现,完全可以视为天降甘霖,拯救了因缺乏石油,几乎陷入崩溃的国民经济。
从19世纪内燃机出现开始,石油在工业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很快就被作为战略能源,各国都卯足了劲发展本国的石化工业。
经历2次大战以后,石油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不少地区和国家为此大打出手,只为抢占珍贵这个的资源。
当年日本入侵中国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为了独霸东北丰富的物产和矿藏。
因为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根本没有能力发展自己的石化工业,我们的整体水平早就落后于世界。
从20世纪初叶到建国前,中国累计的产油量才278万吨,规模非常小。国外把我们叫做“贫油国”。
当时国内石油大量依赖美西国家和苏联,建国后,国家痛定思痛,决定全力发展自己的石油工业。
到了50年代,西北内陆的石油资源被陆续发现。1959年,玉门油田的产量为93.64万吨。
虽然有了自己的能源产区,但西北油田的供应量,远远赶不上经济发展的消耗量,自给率也只有40%左右。
加上冷战的影响,中国受到牵连四面楚歌。
受战争和政治局势的影响,美西国家直接断供,全面禁止向中国出口石油。
而国内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工业建设,对石油的需求却越发迫切,这一矛盾之下,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石油来源。
在此背景下,国内掀起了“为国找油”的热潮,各省市各地区纷纷组织地质工作中,到处寻觅能源的踪迹。
像迷失荒漠的旅人一样,急切地寻找珍贵的黑色液体。
二、大庆坎坷的开发史
说起大庆油田的开发,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著名地理学家李四光,另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工人王进喜。
他们成为了大庆历史中最耀眼的两座丰碑。
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海相生油”,即浅海地区才是石油富集地。而中国陆地面积广大,根本找不到好的石油产区。
李四光非常反对这种观点,早在1926年的学术会议上,他就斩钉截铁地说:“根据中国的地质条件,一定能找到石油!”
不仅如此,他还极其准确地预言,松辽平原一带隐藏着石油。
李四光的理论,给了后继者非常大的鼓励。
虽然当时的国际社会,对中国能够摆脱“贫油国”这顶帽子持怀态度,但后来一系列油田大发现,无不佐证了李四光的先见之明。
后来,李四光专门来到重庆,在开设了我国第一个石油学科,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专业人才。
新中国成立时,李四光尚在国外,他冒着很大的风险、避开重重追捕辗转回国,正是他的回归,给中国石油工业带来了希望之光。
看到国内的能源匮乏情况,李四光感到很揪心,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我们自己的矿产。
在大庆开发工作中,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55年初,李四光带着一支勘探队伍,艰难地行进在东北刺骨的寒冷中。
当时他已经66岁高龄,但仍然老当益壮,主动请缨带领年轻的勘探队员出发寻找石油。
经历了整整3年,李四光废寝忘食地在松辽平原上,一寸一寸地搜索石油踪迹。
因为工作迟迟没取得成绩,勘探队中也出现了其他声音,大家对东北是否储油产生了疑问。
1959年李四光病倒了,因为专业人才严重短缺,他咬牙留了下来。在李四光的带头作用下,东北组建了第一支专业的石油探测队。
无数人为了石油事业舍生忘死,终于在国庆前夕,惊喜地发现了石油的踪迹。
发现石油的这口井于1958年开钻,短短一年时间,就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但是,发现石油资源只是第一步,各种困难有接踵而至。
因为东北的气候特点,冬天户外零下几十度,每年有近半数时间,地面都会形成厚厚的冻土层,钻头无法开展工作。
油井发现的地方叫萨尔图,处于风带,自然环境相当恶劣,给石油的开发造成了很多阻碍。
面对艰苦的环境,我们的石油开采能力显得捉襟见肘,能够投入使用的只有20部机器,全国的钻机也不过100来台。
为了增产提速,国家制定了年产50万吨的目标,调集全国的力量,共同支援大庆油田建设。
1960年,全国共有4万余人加入了大庆开发,中央还专门调派了几千名解放军官兵支援。
但当时的东北,社会承载力完全无法消化这么多人。
大部队到达后,看到的是一片荒草戈壁,人鸟俱绝,除了狂风和茫茫大雪,什么都没有,一切都要从头做起。
进入春夏后,开采区遭遇了连日大雨,草滩上到处都是积水,设备工具长期浸泡在水里,工人们要冒着巨大的危险,在及膝深的积水里工作。
这个时候,唯有对石油事业的一腔热血,才能支撑他们坚持下去。
正是在无数工作者,筚路蓝缕的不懈努力下,大庆油田才得以顺利完工,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输送源源不绝的黑色血液。
到了1963年,大庆油田的产油量已经超过了400万吨,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以上。
这一年,周恩来自豪地向世界宣布,我们正式撕掉了“贫油国”的标签,中国人不再依靠“洋油”发展生产力。
三、大庆功臣疑云重重
大庆油田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有目共睹,创造力不可磨灭的功绩。
但近些年却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中国人在大庆的开发上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大庆不是中国人发现的?
2011年,有一名中科院院士爆出惊人言论:大庆油田的大功臣是匈牙利人。
这番言论一出来,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在大庆开发的历史上,似乎从来没提过匈牙利。
这位谢院士表示,不仅大庆油田的第一个发现者是匈牙利人,李四光的地质理论与大庆开发也毫无关系。
是匈牙利勘探队发现了这一地区的长垣构造,国家才最终确定了钻探地点。
这支团队是中国专门聘请的外援,专门负责在地震带找石油。
1957年他们来到松辽平原,一年后就在该区域发现了长垣地貌,确定地下埋藏着石油。
就在谢院士的言论甚嚣尘上之时,中科院的另一名专家赵文津出来,对他的言论表示了质疑。他罗列了很多人证物证,用事实反驳了谢院士的观点。
当时的确有一支匈牙利团队在东北共同勘探,但这是一支中匈合作团队,名叫“116物探队”。
从1957年底开始,包括四川、柴达木等地的勘探队在内的数支队伍,先后奔赴东北开展工作。
116队到达东北后,又与朱大绶带领的112队合并为一支。
因为各自理念不同,队伍在勘探的具体方案上出现了分歧。
于是上级决定让他们分开行动,中国成员组成的几个小队,按照我们的制度进行。
当时这支团队的工作区域在松花江南岸,与大庆发现区距离150公里。
赵院士表示,目前匈牙利团队中一些人员尚在人世,完全可以找他们求证。
谢院士却丝毫不顾事实,完全抹杀了中国对此付出的努力。
而李四光与大庆的发现无关更是无稽之谈,1952年李四光担任地质部部长,在油气勘探工作上倾注了大量心血。
距离大庆的这场舆论风波已经过去十年。谢院士的父亲就是大庆工作的主要参与者,很多人会产生天然的信任。
一家之言不足为训,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都值得被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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