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吉鸿昌与父亲在老家扶沟创办义学，被人说成大傻瓜|豫记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民国期间，有这样一个爱国将领，他曾在胸前悬挂着“我是中国人”的标牌，曾在战场与侵华日军殊死搏杀，他是冯玉祥眼中的“吉大胆”，时人口中的“大傻瓜”。

没错，他就是从河南扶沟走出的民族英雄吉鸿昌，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将军还对教育情有独钟，他曾在家乡与父亲共同创办义学，让老家的穷孩子有学上。

李文博 丨 文

吉鸿昌曾有这样一句话：“有人说我们父子是大傻瓜，有钱不置庄田给子孙造福，却大把大把地将钱扔在学校里。”他的这席话，是在扶沟的吕潭学校师生大会上说的。

（吉鸿昌像）

吉鸿昌学校位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其创始人是抗日英雄吉鸿昌将军和其父吉筠亭，曾被公认为“豫东第一”。吕潭镇是扶沟县的大镇，有一又三分之一个扶沟县城大。黄泛以前，这里车船辐辏，商贾云集，有“小汉口”之称。如今知道这的人应该比知道吉鸿昌学校的少得多。

1895年，吉鸿昌出生在吕潭一个叫吉筠亭的农民家里。但吉鸿昌的父亲吉筠亭可不是一般的农民。

那时候，吉筠亭在吕潭镇开个小茶馆，他胸有诗书，心怀家国，为人又性格豪爽，急公好义，常给乡亲排忧解难，成为当地受人尊敬的名人，而“作官即不许发财”的家训，则对后来的吉鸿昌影响极深。

1913年，恰逢西北军来河南征兵，吉鸿昌便辍学成为冯玉祥西北军的一员。因少年辍学，吉鸿昌曾被上司认为“文化水平低，不好重用”。这个评价促使吉家父子萌生了办学的念头。

（吉鸿昌学校旧址）

1921年，吉鸿昌升任为营长，他在回乡探亲时，向父亲提出了兴办义学的建议，父子俩一拍即合。当时镇上有几家私塾，但一般的农民家庭因担心学费问题不敢送孩子入读，吉家父子决心办一所老百姓能上得起的学校。

吉筠亭在当地的名望加上已成为西北军营长吉鸿昌的势力，父子俩的义学善举很快得到了当地各界的一致响应，吉鸿昌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但这笔钱只够盖校舍、请教师，另一个问题也很迫切，校址选在何处让人头疼。

绞尽脑汁累死了很多脑细胞后，吉鸿昌和父亲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山陕会馆，但山陕会馆婉言拒绝了他们在此办学的提议。下一个目标，被锁定在吕潭镇北边儿的龙王庙。

（吉鸿昌学校旧址）

当时龙王庙虽有几个和尚待守，但平时香火不旺，房子空了很多，当父子二人去寺庙协商时，又吃了闭门羹。三顾龙王庙的结果是没有结果。打仗出身的吉鸿昌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和尚早晚都要向神像烧香叩头，他们一定听神仙的话。

一日，夜深人静，雷电交加，吕潭镇下起了倾盆大雨，吉鸿昌便跑到庙里，偷偷搬下神像，却穿上白衣、戴上白帽，假扮仙人。和尚们来烧香，一道闪电之后，面前的神像动了起来。他们连忙下跪磕头：“不知何时触犯了神灵，惊动佛体亲自降临。阿弥陀佛……”

这时，吉鸿昌大声训斥道：吉某人办学，造福子孙，本为善事，亦合吾佛圣意，尔等应大力协助，不得反对，违者天打五雷轰。和尚们吓破了胆，毕恭毕敬地表示，第二天就找吉鸿昌道歉，打扫干净屋子，请吉鸿昌入殿办学。

（吉鸿昌手书“作官即不许发财”的大碗，曾亲自发给士兵）

这个流传在扶沟民间的故事真伪已无从考究，但吕潭平民子弟学校的确是在龙王庙建起来的。吉鸿昌给这所学校定下的校规是：凡是贫家子弟，一律免费上学。

1926年到1929年，吉鸿昌从师长升到了宁夏省主席。这一期间，他和父亲主办的学校，从一个小庙堂变成了占地50亩的新校舍。可别小看这个地处河南一隅的平民学校，师资力量是相当牛逼的。

这所学校的老师，有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教育学》的李寿山、复旦大学毕业的杨文生、北京大学毕业的袁若水等名师。从这个学校走出的，包括后来的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等一大批栋梁之才。

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被国民党当局以“叛国罪”（多次煽动兵变）和“叛党罪”（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枪决，结束了他光辉灿烂的一生。他在就义当日与冯欣农、马遐福等亲友的遗书中写明：学校是父亲捐给老家穷孩子的，几个亲兄弟分财产就别打学校的主意了。

他的父亲吉筠亭则在生前留下遗嘱：“活着照护学校，死后葬在学校，永永远远和学校在一起”。

后人对他的民族气节和抗日故事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知道，吉鸿昌在创办义学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办学有两种想法，一是培养大量的人才，才能使国家昌盛，不受帝国主义侵略；二是古往今来，当武将的很少有好下场，一旦跌倒，难免家灭满门，财产充公，与其叫别人充公不如自己充公，给国家、老百姓办些有益的事业。”

（现代的吉鸿昌小学）

解放以后，这所学校先后被叫作“吕潭完小”和“吕潭中学”。1978年，为了纪念学校创始人吉鸿昌将军，改名为“吉鸿昌学校”，这所学校旧址，与吉鸿昌故居仅一墙之隔。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