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年钱穆受蒋介石邀请定居台湾，临终前留下遗言：我不要葬在这里

1966年初，钱穆偕夫人结束了在马来西亚八个月的讲学，提前回到了香港。然而此番回到香港之后，钱穆嗅到了一丝不太安稳的气息，尤其是政治风暴开始以后，香港受到大陆的影响，社会秩序开始变得动荡。

敏感的钱穆立刻感到香港不再是安静的乐土，出于安全起见，钱穆决定带着夫人迁居台湾。

其实这并不是钱穆第一次在政治形势裹挟下被迫迁居。1949年初，随着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钱穆离开了江南大学，谢绝了亲朋好友的挽留，在苏州老家待了一天就匆匆赶往上海，乘船前往广州。

当时国民党大部分政府机关已经迁到广州，眼看着广州城内一片混乱，钱穆仅仅只待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乘船出走香港。在钱穆的心中，自己的政见与大陆主流趋向不太吻合，学术风格和台湾史坛又相左，香港成为钱穆唯一能退居的地方。

当时钱穆的不少亲朋好友通过各种渠道，劝他留在大陆服务新政权，然而在钱穆被列为“三大反动文人”后，钱穆考虑再三决定在香港寓居下来。

初到香港，钱穆为生活所迫，只好在华侨工商学校当个普通教员，住在一所中学的教室之中。亚洲文商夜校开学之后，钱穆被聘往该校任教并担任校长，尽管夜校开办之初既无场地也无资金，但在钱穆等人的不断努力下，夜校还是办得有声有色。

香港实业家王岳峰得知钱穆等人艰苦办学的事情后，大为感动，出资给夜校租了几间教室，算是让夜校暂时安定下来。1950年，钱穆毅然将夜校改为白天上课，还将职业学校改为大学，更名“新亚书院”。

自此，新亚书院成为当时香港唯一的中文大学，也是香港唯一不谋私利的大学，缴费生只占学生总数的五分之一。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新亚书院终于摆脱了困难，开始走上广阔的发展道路。从1953年开始，新亚书院得到不少美国组织的赞助，而钱穆在接受资助前也特别强调，不能干涉新亚书院的管理。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港英当局考虑到香港的公办大学只有一所，决定再建一所大学。多次研究之后，决定将新亚书院、联合书院和崇基书院合并为一所新的大学，也就是后来的香港中文大学。

对于港英当局的这一动议，大多数新亚书院的教职员工不予理睬，但钱穆却大为赞同，毕竟自己年事已高，更愿意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对于繁重的校务工作已经没有精力打理。

1963年，三所书院正式合并，香港中文大学这一校名，便是出自于钱穆之口。同时在钱穆的强烈建议下，香港中文大学继续任用中国人为校长。新校长上任之后，在治学理念等方面和钱穆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导致钱穆萌生了隐退的想法。

香港中文大学成立第二年，钱穆向校董事会递交了辞呈，但校董事会担心钱穆的辞职会给新成立的学校造成负面影响，所以未予批准。1964年，钱穆再次提出辞职，董事会也不再继续挽留，准予他次年正式退休。

摆脱了繁重的行政事务后，钱穆终于可以安下心来搞些研究，结果十年政治风暴的开始，让钱穆不得不另寻乐土。

自从蒋介石退守台湾之后，就曾多次邀请钱穆到台湾去。钱穆虽然平生不涉足政治，但却深得蒋介石的青睐。1941年初，钱穆受邀前往重庆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会议，并在会上阐述了“民族争存”与“文化争存”的时代意义，蒋介石看过演讲词之后深以为然，嘱咐秘书陈布雷安排与钱穆的见面。

钱穆听说蒋委员长要召见自己，复函表示婉拒，直到1942年6月，钱穆才和蒋介石有了第一次的见面。在这次见面中，蒋介石问钱穆是否对政治有兴趣，钱穆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我治历史，绝不会对政治不发生兴趣。”

从1943年到1945年，钱穆三次前往重庆讲课，蒋介石给钱穆介绍了不少国民党元老，并且亲自前往住处看望，令钱穆感动不已。在钱穆的眼中，蒋介石俨然已经成为“礼贤下士”的领袖，将民族复兴的重任寄托在了蒋介石的身上。

钱穆夫妇抵达台湾之后，先暂时住在台北市区，后租住在台北金山街，并着手在台北自建住房。为此，钱穆夫人将手中的股票全部抛掉作为建房款，还和钱穆一起走遍台北各处寻找建房处，亲自绘制了房屋设计图。

蒋经国得知此事后，亲自登门索要图纸，并交给阳明山管理局办理施工，不收钱穆夫妇任何费用，钱穆为这幢小楼取名“素书楼”。在此后的23年里，钱穆在素书楼度过了平静舒适的晚年生活，写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培养了大批人才。

然而，随着蒋介石父子相继离世，民进党在台湾开始崛起。纵然钱穆本人不过问政治，却不代表钱穆不会成为民进党攻击国民党的目标。

1988年，台湾当局开放大陆民众赴台探亲，钱穆的大女儿钱易在海外结束学术访问后，来到台湾与父亲团聚。这件事被民进党抓住之后，开始对钱穆发难，称钱易是共产党员，曾在政协任职，钱穆是“知匪不报”，勒令钱易立刻离开台湾。

“钱易风波”刚刚过去，民进党继续炮轰钱穆，称其“非法占用市产”，要求钱穆立刻搬出“素书楼”。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节，已经双目失明的95岁的钱穆搬出了“素书楼”。

仅仅搬出素书楼三个月，钱穆就离开了人世，引发了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的强烈谴责。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素书楼后来被改为“钱穆纪念馆”，台湾市长前往参观时还不住地向钱穆夫人“道歉”，钱穆夫人不无感慨地说：

“宁给死人办纪念馆，也不给活人住。”

钱穆逝世之后，台北举行了隆重的公祭，香港中文大学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按照钱穆生前遗愿，死后不葬在台湾，要回江苏老家，子女们参加完葬礼之后，开始为父亲寻找安魂之地。

1991年，钱穆夫人专程回大陆为丈夫选择安葬之地，有关方面得知后十分重视。在当地政府官员的陪同下，钱穆夫人先去了无锡的西山，看到漫山遍野的果树时动情地说：

“这个地方再好我也不能选，怎么能让老百姓受这么大的损失。”

随后，钱穆夫人又来到了无锡马山，站在山上就能看到太湖，水天一色风景甚好，没想到钱穆夫人却说这里富有帝王气度，不适于丈夫这样的读书人安身。随后钱穆夫人又来到不远处的鸿山，这里有诸多古代名人墓葬，钱穆夫人仍觉得不合适，大兴土木会破坏原有的和谐。

最终，钱穆夫人和钱家后人商量，决定将钱穆安葬在苏州吴县石皮山。1992年初，一代国学大师终于魂归家乡。钱穆一生钟情于学术研究，不过问政治却又被政治裹挟，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参考文献：

[1]苏克勤著. 院士世家 钱穆·钱伟长·钱易. 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05.

[2]钱辉著. 钱穆家庭档案丛书 两代弦歌三春晖.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22.10.

[3]陈勇.学者与领袖的互动:抗战时期的钱穆与蒋介石[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9,40(04):44-46.DOI:10.16336/j.cnki.cn43-1459/z.2019.04.014.

[4]吴十洲.钱穆先生二三事[J].语文世界(中学生之窗),2016,(09):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