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法战争：双方主帅战前都做了什么？为沪尾大捷加上"双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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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1884年）八月二十日，台北清军在沪尾大败利士比所部法军，中外史书多称其为“淡水大捷”，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

1、“淡水大捷”还是沪尾大捷？

因为在中法战争前，“淡水”一词有着多种含义：

一是指淡水河流域。台湾岛由于地形关系，河流一般都很短，淡水河全长144公里，长度已居全岛第三位。连横先生指出：“初，天津之约许开淡水，而范围广漠，凡淡水河所至之地，皆可互市。”这里所说的“淡水”即指淡水河流域而言。

二是指淡水行政区。清雍正九年，设淡水同知，治竹堑，凡大甲溪以北地方俱归统辖。光绪元年，裁厅置县，附郭台北府。淡水县的辖区，南至土牛沟，与新竹县交界，北以三貂溪为限，与宜兰县相邻，南北五十里，东西五六十里，方圆百里有余。

三是指淡水港。1792年，台湾开放淡水港与福州对渡，港口设在八里岔，一时成为商贸中心。可惜好景不长，不几年，一场洪水把台北盆地的大量土石冲向八里岔，淤塞非常严重，于是，商船开始改泊沪尾港，八里岔的商贸组织也迁来沪尾，福建泉州并大量向沪尾移民。随着岁月的推移，沪尾港也逐渐淤塞，往日繁荣兴盛的港口景象一去不复返，沦为寻常市镇，民国元年，正式改名为“淡水镇。”

四指沪尾口岸。1858年，清政府与英、法、美、俄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允开淡水口岸。

1860年，清政府照约在台湾开设海关，在淡水则以八里岔为通商码头，而于对岸沪尾设关。1862年7月18日，沪尾开关征税。1863年正月，札委淡水同知代理，设关渡验卡，以查洋商进出，巡逻仍用关船。光绪十年八月二十日的战事发生在沪尾，因而，称此战为“淡水大捷”，似嫌笼统，不如径称“沪尾大捷”为宜。

沪尾其实就是淡水河的入海口，曾任台北知府的林达泉撰《全台形势论》一篇，其中提及沪尾称：

台北水溪“则有二甲九、三角涌、水返脚三溪，源远流长，百有余里，均汇于艋舺，乃由关渡出沪尾以入于海”。

2、沪尾的历史

“沪尾”一词，为原住当地的平埔族人的土语转音，本意是指捞鱼范围的尽头。当时的先民用一种竹制工具沿淡水河阻水捞鱼，到沪尾已是尽头。淡水气候异常，常年飘着小雨，加之语意传达有误，到了淡水河口，给人感觉是下雨下到了尽头，这地方就被说成是“雨屋”，转音即为“沪尾”。

据说，在沪尾曾发现一座明代的女墓，显然在那时已有汉族移民居住。1627年，占据基隆的西班牙守将伐尔得斯命倍拉率20名士兵，乘舢板在沪尾登陆。同年9月，西班牙又从菲律宾调来远征舰队，攻取沪尾，并沿淡水河直上，夺取台北盆地，势力遍及整个台北。

接着，西班牙人在沪尾的北岸高地上修筑圣多明各城。全城面积约为1.24万余平方米，呈方形堡垒式，分作二层，一层是两个房间、相传其中一间是监狱，非常阴暗潮湿。第二层有四个房间。左上角有一个小望楼，是观海和放哨的地方，望楼顶上有一根较粗的白色旗杆。城的四周约有60米，筑起3丈高的城墙，墙厚达7尺，极为坚固，城顶四周全用红砖砌成，绕以雉堞。从城上楼顶处眺望，沪尾全景尽收眼底。1642年，驻台南的荷兰殖民军趁驻沪尾的西班牙人大部调回菲律宾镇压土人起义之机，海陆两路来攻，在沪尾血战四昼夜，才击败西班牙人。

清嘉庆年间，因海盗蔡牵曾占据沪尾以为巢穴，官军逐走蔡牵后，福建水师提督王得禄与闽浙总督河林，以台北守兵单弱为由，奏请清政府将兴化协左营守备改为水师，移驻沪尾，设守备一员，士兵260名。

自从同治年间正式开口通商后，沪尾的商业地位逐渐上升。在台湾开设四个通商门岸中，以沪尾为正口，鸡笼、安平、旗后为外口，征税银册均由总口转缴关库，归福州将军督办。当时，台湾种植茶叶已有百余年，道光年间渐销岛外。同治年间，英人德克来在沪尾设立德记洋行，除贩运鸦片、樟脑外，还深知茶业有利，遂贷款劝农植茶，收成时悉为采买，运销海外。于是，沪尾逐渐成为台湾茶叶的输出中心，到中法战争前，每年出口茶叶五六百吨。

台湾当局还在沪尾先后设立了烙号局、官银局、厘金局等机构，台湾通航轮船后，沪尾又成了重要的轮船码头。

随着商业的发达，沪尾也日见繁盛，同治十三年，沈葆桢曾奏报沪尾的兴旺情况：

“沪尾港门宏厂，舟楫尤多，年来夹板帆横林立，洋楼客栈，暄器一时。”

沈葆桢巡台时，沪尾被看成海防要隘，修筑了新式炮台，安放西洋大炮。筹备防法之初，福建督抚曾过问沪尾炮台事宜。

3、沪尾战前的准备工作

光绪十年四五月间，福建督抚派遣署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赴台北，主要就是担当沪尾守备。

孙开华，字康堂，湖南慈利人，费行简的《近代名人小传》说他从军时年十八，为鲍超部骁将第一，貌姣好若女子，军中呼为孙美人。骁果迈众，而深沉，喜怒未尝形于辞色，好客轻财，平居无疾言蘧色。他因随鲍超镇压太平军有功，于同治五年得授福建漳州镇总兵。同治十三年署理福建陆路提督，募勇成擢胜营。光绪四年，宋国永死，所部霆庆军由孙开华接统。光绪十年，率擢胜三营督办台北防务。

由于法军在侵台之始，便封锁了基隆海面，内地运济台北的军械及士兵，只得改从沪尾上岸。这种情况，使得刘铭传在筹划基隆防务的同时，地十分重视沪尾防务。他于闰五月二十四日在基隆登陆，停留四天后，即于二十八日(7月20日)赶赴沪尾视察和整顿防务。在基隆失陷之前，刘铭传基本是兼顾两地，两头来回。

在沪尾战前，他主要是做了三件事：

（1）整顿擢胜营，提高其作战能力。

按刘铭传本意，他与鲍超部下骁将孙开华是难以合作的，应该由张佩纶出面将孙调开。但未待实行，基隆首战已经打响，台北防务缺人，加上张佩纶又已为马尾战事纠缠，调孙一事无从谈起，只得委曲求全，与孙开华共筹沪尾防务。

虽然在六月初四日所上奏折中，刘铭传称孙开华“器宇轩昂，精明强干，久著霆军，饱经战阵”。但这只是笼络部下的表面文章。

实际上，刘铭传对孙开华及擢胜营并不满意，一是嫌擢胜营军纪太差：

“臣渡台之时，孙开华为台北总统，所部三营，一扎基隆，一扎淡水，一扎沪尾，兵勇皆散住民房，营官杨龙标等出门乘舆张盖，营务废弛已极。”

为此，刘铭传与孙开华“连日接谈简器练兵之法，类皆欢欣鼓舞”，实际上是示意他加强军纪，操练士兵。

并借在基隆首战时，协防的擢胜营官杨龙标不战而逃的例子，督促孙开华及时更换不得力的营官，“孙开华始将杨龙标、向兴贵两营官同时撤换，以李定明、范惠意接带。”三个营官换了两个，不能不算大整顿。

二是嫌擢胜营装备太差，“器械操练虽少讲求”。因而刘铭传从所带来的后门精枪中拔给一批，“三营共领毛瑟枪五百杆”。这就大大提高了擢胜营的战斗力，在后来的作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三是嫌孙开华对防务漫不经心，尤其是没有增筑沪尾炮台，于是，“臣将该部三营并归沪尾，派令修筑炮台”。只可惜孙开华仍不用心，以致修筑炮台的工程进展缓慢。“自六月十二日兴工，至七月底尚无一分工程”。当八月中旬法军来攻时，“斯时中国海滩中炮台，已设许多沙袋围护，备有新式克虏伯大炮五尊。并于其上面高处所尚未修葺完竣之炮台，备有一尊从前膛装药之大炮”。

经过刘铭传的这样一番整顿，擢胜营从人员到装备以至精神面貌都大有改观，沪尾防务从而得到了加强。

（2）增兵募勇，加强沪尾的军事力量。

除了大力整顿擢胜营外，刘铭传还及时增加沪尾的防守力量。

措施有两个。一是调兵增援。如将从台南北调的柳泰和一营，从江南调台的刘朝祜、朱焕明500人，以及从基隆撤回的章高元所部两营，调赴沪尾助防。

二是命李彤恩招募土勇营助战。关于李彤恩招募土勇事，刘铭传曾奏报此事称：“李彤恩力保张李成打仗奋勇，请募五百名，发给后门枪二百杆，令其操练助防。”

经过这样的添调增募，使得沪尾的守军数量增加了一倍多，为战胜来犯法军莫定了基础。

（3）赏识并重用李彤恩。

尽管刘铭传于用人之际，极力笼络孙开华，以图搞好关系，协同对敌，孙开华也表而合作，不似刘璈那样横生异议，但两人毕竞积怨已深，内心隔阙是短时期可以难以弥合的。所以孙开华对待刘铭传仍心存戒备，态度消极，“除饷项之外，布置一切并不闻问，且与楚淮诸将皆不浃洽”。

为了避免接触愈多，怨隙愈深，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找到一个中间缓冲人物。闰五月二十八日，当刘铭传从基隆赶到沪尾视察防务时，孙开华向他推荐时任沪尾通商委员的候补知府李彤恩“办事勤能，熟悉洋务”。当时李彤恩因体弱多病，已决意乞退，刘铭传遂托孙开华致书慰留，并札委李彤恩兼办沪尾营务处。

以后，刘铭传有什么事情儒要督促孙开华，但自己又不便过多出面时，就由李彤恩从中转达斡旋。

李彤恩是由孙开华引荐给刘铭传的，但既得刘铭传的赏识和重用后，孙开华又反过来疏远和防备李彤恩，对李彤恩采取不理不睬的消极态度。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体弱多病的李彤恩仍四处奔走，多方筹划，为加强沪尾防务做了四件重要的事情。

其一，如招募张李成土勇一营。

其二，填塞沪尾港口门。

六月十五日基隆首战后，李彤恩认为沪尾也将面临法军进攻的危险，于是及时禀请买船填石堵塞海港口门。当时正值秋茶上市，来往出入沪尾港的中外船只颇多，专门采买茶叶外销的英商怕因此影响生意，故而百般恫吓阻挠填塞口门。李彤恩争取到英领事及淡水关税务司法来格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与英商反复辩论，谕以利害，多方开导，始得顺利地沉船封港。

不久，法舰即来窥探，滯留港内的一艘英国军舰告知口门封塞，法舰徘徊口外，怏怏离去。事后，刘铭传奏称：“若非李彤恩先期塞口。法船混入一只，台北已不堪问。绅士陈霞林等每晤谈时，辄称其功。“

其三，在港口安设水雷。

李彤恩指挥水雷手在岸上的隐蔽地方建立遥控站，用电线控制布设在港口水面的数十具水雷，这些水雷对法舰的威胁很大。后来的法军登陆主要是为拔除水雷遥控室，结果被清军打得大败而回。所以，李彤恩的这一工作，是清军取得沪尾大捷的契机。

其四，管束外籍引水员和外国舰船不被法舰利用。

李彤恩长期担任沪尾通商委员，由于职务上的便利，他熟悉沪尾港的外籍引水员和进出的外国舰船，这时便利用这些关系，要求他们保持中立，不要被法军利用，“羁縻引港洋人不为法人雇用”。

七月十日(9月9日)，孤拔乘炮舰“鲁汀”号到沪尾侦察，“它把征求领港人的旗帜挂在它的前桅上，没有一个领港人来应征。“鲁汀’想根据万国船舶信号与被困在港内的英国通讯舰联络，但英国舰长发出信号，他不能答复任何问题，以免违犯中立”。可见，李彤恩的努力产生一定的效果。

经过这样上下同心协力的整顿，沪尾防务大为改观：守军由原来的一营增至六七营，并堵塞口门，安置水雷，可以有效地防止法舰的突袭。

4、法军何以战前注定必败？

如果说刘铭传在基隆首战前便已开始重视沪尾防务，并以战略家的眼光将沪尾看得比基隆更重要的话。

那么，一心一意只想攻占基隆的法军，则要在一个多月后，才开始注意到沪尾。

罗亚尔写道：

“占领基隆和它的煤矿工场既决定为我们的目标，对于淡水作军事行动显然是必要的了。这两个城市由一条大路连接起来，它们近在咫尺，所以占据了这一个，就绝对必需占住别一个。这种必要性是由于这两个港口的简单的地理形势所产生的。但是它似乎很长时间没有为人们所认识。自七月底以来，不断有一艘或数艘法国战舰停泊基隆港前，无疑地阻止了中国或外国的汽船，将大清国送至台湾北部的军队、枪炮和军火在那里着陆。但距离基隆权三十里左右的淡水港，从未为我们所占据或封锁，所有船只均可在那里自由卸运。中国方面当然将他们的人员和物资的运输都转向这边来。照我们所有的行动，只封闭两点中的一点，实在是像一个警察要捕拿一个藏在屋子里的坏人，他的行动总是看守前门，而毫不留心到听任大开着的后面的窗户。”

七月二十日侦察沪尾后，二十三日(12日)，孤拔电告法国海军部：倘若政府同意在北方立即行动，我准备在此之前摧毁淡水防御工事。

十一天后，他又致电法国海军部：

政府如执意要占据基隆作为质押的话，最好在中国加强布防之前，立即行动，同时攻击负责补给的淡水港。法国政府批准了孤拔的计划、但加以一定的限制：政府同意如有可能便摧毁淡水的防御工事，但不要波及城市，因为这是一个开放口岸，而且有相当多的欧洲商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法国政府和孤拔虽然考虑到要攻击沪尾，但只是把它看成是攻击基隆的附带行动，把基隆看作是要务必攻占的首要目标，就像罗亚尔把基隆比作大门，却把沪尾看成是后窗一样，说明他们并没有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沪尾的重要性，从而注定了法军进攻沪尾的失败结局。

当孤拔率领远东舰队主力进攻基隆时，他命利士比率“拉加利桑呢亚”号、“凯旋”号，“德斯丹”号等三舰及所载300名海军陆战队驶至沪尾港口，与早在此地执行监视任务的“鲁汀”号会合。

孤拔给利士比的任务是：

“我希望您将瞰制淡水内港及外港的防御工事予以破坏。其次，您也许要除去一道由沉入水中的戎克船所构成的障碍。为着完全开放水路起见，尚须清除埋在该水路中的鱼雷…关于敌人所敷设的鱼雷，最稳妥和最迅捷的方法是占领水雷的点火哨，一旦到达哨内便将水雷予以爆炸。领港人会给您指出一个点火哨的位置。可是这项点火哨的占领以及敌炮的破坏工作必须派兵登陆方能达成任务。请您自行判断您所属三舰的陆战队，由一些军用小艇掩护着，是否足够？如果不足，您可要求增援，或是试着在登陆地点将水雷点火线挖出。以小舰艇十分安全地占领淡水港并予以封锁，这便是您要达到的目的。”

八月十三日，利士比率舰驶达沪尾港外，法舰面对的，是为高山护持着的沪尾港，在半山上，是一座被法军称为“红堡”、新近赶筑尚未完工的新炮台，控制着差不多整个港口的海面水平线，炮台据说装有三门17厘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

在海滩上，还有一座被法军称为“白堡”的旧炮台，它有四个炮眼，指向的正是淡水河的入海口。利士比指挥他的军舰尽可能地靠近海滩，和新炮台保持3400米的距离，和旧炮台保持2500米的距离。当天，利士比便给停泊在港内的英国通信舰发出信号：“我将于明日十点开火。”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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