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军 || 苏轼早年学书的环境、师承和取法

苏轼早年学书的环境、师承和取法

文 | 王义军

苏轼的书学成就有目共睹，无需多言，但由于相关资料的缺失，对其学书经历的研究总是难以落到实处，于是这一问题不是沦为泛泛的言说而不得要领，便是研究中的无主之地，很难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在当代学者的文字中，常常将苏轼的学书之路描述得过于轻松放逸，似乎游戏笔墨，不经师匠之间，便尽窥书学之秘。实际的情况恐不至如此简单。所有的作品原不是书家一人孤立的创造，而是他与前代传统结合的产物。作者，不过是作品最终得以呈现的经手人，作品中潜藏的复杂基因，往往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书者一旦不事临摹，这背后的丰富支撑便告消减，在简单的复制中，再也找不到艺术那旺盛的生命力。对于前人传统的学习，向来是书者前行中不可或缺之事。李之仪（1048-1117）说：

姑不论文章是不是学成，苏轼在书法上的博学多参，却值得我们注意。黄庭坚也不止一次说到苏轼手迹所呈现的不同面目，锺、王、虞、柳，都似信手驱遣，在其笔下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倾向。如果再加上苏轼自己常常自比的李邕、颜真卿、杨凝式，以及世论常有而他却不愿提及的徐浩，几乎古来大家尽在师法之列。显然，苏轼在对前代诸家的学习上，有过坚实的训练。李之仪还说起他见到的苏轼手迹：“每别后所得，即与相从时小异。” [2] 正见其日有变化精进。前代经典，正成为其笔下变化的源头活水。本文且将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他早年的取法。

风格由来，与书者的取法范本息息相关，资料的占有，首先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世人与前代遗迹之间的缘分，各有不同，正如生活中那些充满偶然性的相遇。黄庭坚一生对于草书有着复杂的情结，却只在元符三年（ 1100）才见到他朝思暮想的怀素《自叙帖》 [3]（当然，这一作品是否怀素真迹还很难说），而这时距离他的生命终点，也就只有五年时间了；米芾（ 1051-1107）很早就接触了较多的前代名作，“所藏晋唐真迹，无日不展于几上，手不释笔临学之” [4]，但在见到《王略帖》的时候，他还是被其风神震慑，以为前所未见。在几经周折，终于如愿归入自己的宝晋斋时，米老也已经进入生命的暮年。我每次读到他为此帖而作的简短跋尾，都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吾阅书一世，老矣！信天下第一帖也”。[5] 言语不多，感慨深沉！

蔡襄（ 1012-1067）和黄庭坚早年都曾取法周越，米芾取法罗让，这些经历对他们书写的影响很大，以至于习气抖擞不脱，一生以为憾事。相对而言，薛绍彭（生卒未详，约卒于大观中）的情况就要幸运得多，《定武兰亭》的近水楼台之便，为他的学书之路，不知省去了多少心力。但刻本之弊，虽有结构位置，难见风神气韵，前人也多有所论。较之于薛绍彭，欧阳（ 1007-1072）的学书，起点或许更高，晚年留意于此，相较于时人要具备更为优越的条件。一生的广博学识、开阔眼界，加之前代碑铭多能聚手把玩，都成为他下笔便有别于凡庸的有利储备。然而暮年向学，毕竟心力不济，但学书消日，以为晚年乐事而已。

学书取法乎上的道理，尽人皆知。若得前人巨迹，朝夕晤对，用意临学，自可减少取法不当而带来的遗憾。但如果不考虑现实的局限，对于高起点的追求太过执着，也未尝不会走向事情的反面。章惇（ 1035-1105）便有着这样的追悔：

这段话见于张邦基《墨庄漫录》的转述，书中同时也记录了一些章惇的论书文字，我们从这些片段议论之中，还可以感受到章惇于书法的不凡见解。抛掉政治立场问题不谈，章惇绝对算得上一个英雄式的人物，然而“未见锺、王妙迹，终不妄学” 的发心，终于在客观的现实之下，耽误了一名雄杰在书法之途的远行。章惇后来得见《兰亭》石刻，日临一本，未尝不用心力。然而毕竟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了，晚节末路，才华都尽，苏轼“章七终不高”的评价，正见出这过时弥补的勉强。[7]

相对而言，苏轼学书虽有执着之用心，落实到笔下却比章惇要轻松得多。他不会因为没有鍾、王之迹，便不下笔临池，于是苏轼的学书，从一开始就和读书识字一起密不可分。而这一点，在宋人中其实是颇为特别的，至于为什么特别，后有详论。此处不妨先从两则材料，来讨论苏轼早年学书的方法。其一是《春渚记闻》中保留了晁补之（ 1053-1110）的一段记录，让我们知道苏轼少时于书法的用功，是借着手抄经史，与学文同步进行的：

今知仅《汉书》苏轼便曾三次抄录 [9]，而晁氏所谓手抄经史，当然不拘泥于一经一史，此举在学文与学书两面，正有兼收之效。苏轼晚年在儋州时，给友人的信中也曾提到让苏过手抄《唐书》《汉书》等 [10]，正可与晁补之之说互为印证。而元人吴师道（ 1283-1344）的目睹，更可从遗迹的角度，视作这一文献的补充：

文中拟对制策稿，即《文集》卷九《御试制科策一道》，可知部分文字作于嘉祐六年（ 1061），其它杂书“《道德经》文，杜、韦、韩公诗章及杂事古语”， 或更早一些。此册出于苏辙后人的家藏，且多稿草，应是比较可靠的苏轼手迹。

少年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拉开了苏轼与并世诸贤的差距。相比于欧阳修的晚年学书，章惇的务期高远，无疑从眼前的条件入手而寻求古人法度，是最为合适的选择。但以当时的社会氛围，加之囿于眉山弹丸之地，资料的欠缺、眼界的局限，是在所难免的。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其早年“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 [12]，也可视为嘉祐之前苏轼生活的实录。而足不出蜀的少年苏轼，其书法认识具体从何而来，便显得颇为神秘。黄庭坚说：

祷雨帖(局部)

将苏轼描述成天生的善书者，千变万化，应手而成。这种言论的影响很大，苏轼身后近千年来，论者总是乐于谈论他戛然独造的成就，评说不是相互沿袭，就是出于臆断，竟然很少有人就其学书经历稍加追问。

书学制度与个人兴趣

在开始苏轼学书问题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对北宋中晚期文化环境的变化有所了解。由于朝廷的重视和雕版印刷的技术进步，以及官学、村校的普及，文化基础教育较之以往已经极为发达。嘉祐二年（ 1057）二月苏轼试于礼部，三月参加御试，擢在乙科。范镇（ 1007-1088）时以起居舍人为副主考官，我们从苏轼御试后给范镇的谢启中，亦可以想见文风之盛：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相应的书法基础教育，却并不像前代那样受到重视。

对于前代文人来说，要想进入仕途，书法的学习是极为必要的准备。如北齐对求举秀才者的考核，若笔迹拙劣，竟要责以“饮墨水一升”以示羞辱。[16] 唐代科举中对于书法的考察，更是书史中的重要现象，虽然所考核的标准，未必等同于书法的艺术要求，但这一制度对于唐代的书学大兴，尤其是一代谨严的楷法，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唐以前的门阀世族势力，在政治文化上都有巨大影响。科考之外，书法作为士族豪门的一种修养，有其一贯稳固的传统。“当彼之时，士以不工书为耻，师授家习，能者益众”。[17]这一传统，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动乱之后被严重破坏。朱长文（1039-1098）对此有敏锐的洞察：

而北宋科举制度的变化，更加速了这一传统断裂的趋势。

关于唐宋转型，学界已多有研究，成果斐然。[19] 就本题所关涉处，在于宋代士人身份的来源。何忠礼对《宋史》本传及明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的考察，发现“北宋仁宗一朝的十三榜进士第一人，就有 12 人出身于平民之家”。[20] 这与毛汉光所统计的唐代进士的寒门比例（ 15.9%） [21] 可谓判若霄壤。而在后来成就功业，成为一个时代的重要人物之中，两宋布衣入仕的人数，在比例上也要明显高于官僚贵族子弟。[22]

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平民之家拥有书籍以备科考，相对不似前代那样艰难；[23] 但寒门子弟要在书法上有所造诣，临摹范本的稀缺首先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墨迹自不必说，经过前代多次的灾难已经所剩无几，幸存之作且不论真伪，也多在内府和贵戚之家，对于普通读书人而言，不只真迹、唐摹本无缘一见，就连优秀的拓本也极不易得。与书籍的遍布全国不同，太宗淳化三年（992）刊刻的《淳化阁帖》，流传的范围却极为有限。只有进登二府（中书省、枢密院）的大臣，才有机会获赐一本，且此举不久告停，珍贵稀缺如此，哪里是寒门子弟可以梦见的！

唐代吏部铨选制度对于书判的要求主要是针对六品以下者，这对于寒门子弟，无疑是增加了一重障碍，客观上使得他们在读书学文的同时，势必在书法上有所用心。[24] 到了宋代，虽然我们并不能说以书取士制度已经完全废除，但时兴时废之下 [25]，效力甚微。即使在制度执行之际，亦“不独取于刀笔”，书法不过是一个参考罢了。尤其是在景祐元年（ 1034）二月的再次废止之后，便不再重置。

比之铨选制度而言，誊录制的实行，对书学的影响更为直接。景德四年 (1007) 十月陈彭年等人“条贡举事，尽革旧式，防闲主司，严设糊名、誊录”。[26] 试卷都要经过书手誊抄，以副本送呈考官评阅。真宗大中祥符八年（ 1015）置誊录院，省试中全面实行誊录便成为定制。而解试至迟在景祐四年（ 1037）也以韩琦之请而行封弥誊录之法，自此科举考试真正进入“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时期。书法，便成为一项与科考了不相关的技艺。

这些制度的变化，大约从欧阳修这一代读书人已经受到了影响，而到苏轼等人童蒙向学之时，由于制度的全面稳定，影响更为直接。这些学文以备科考的举子，尤其是寒门子弟 [27]，在书法的学习上本就困难重重，如今又被宣告为无益之事，历代与读书识字相伴生的技艺，便逐渐从文人的教育和读书生活中划出。

苏轼在《议学校贡举状》中说：

我无意夸大皇权与科举的能量，但以北宋时期科举对于士人命运转变的巨大作用而言，其影响力是绝不容轻视的。上行下效，如水到鱼行。嘉祐二年苏轼兄弟擢在高等，“士人纷然，惊怒怨谤”，“而五、六年间，文格遂变而复古” [29]，正见出制度之威力。不只是学与不学，就连学习方向，也无不以科考成败为天下举子的最高考量标准。此后，朝廷或有鉴于誊录制度对书法的不利影响，偶有废止，但毕竟已非常态。由于制度并不稳定，其预期的翰墨之功，也收效甚微。[30]

书法的学习与读书生涯相伴，虽各人天分不齐，偏好各异，大体一时文化精英多兼通书学，这或是我们对于毛笔使用时代的一种大概印象。这一印象，在北宋被完全颠覆。天水一朝，文人辈出，一个畸形的现象便是，拿毛笔写字的人数远过前代，而善书者的数量与水准却大大降低。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失调。假使我们回到变化之初，从北宋当时人的眼光来观察，这变化怎么不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呢？欧阳修的感慨，“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 [31]，正道出他深深的忧虑。

张商英尺牍

徽宗朝曾两度为相的张商英（1043-1121） [32]，与苏轼兄弟同出蜀中，交往颇多，在北宋中晚期士人中也是颇有影响的一位。《冷斋夜话》记有张商英作草书一事，真可入笑林之谈：

笔下墨迹未干，自己已不能辨识，这种怪事居然发生在一名日日与笔砚为伍的北宋宰相、著名学人身上，其事真让人难以想象。而在苏轼相识的文人中，张氏并不是特例，孙觉（字莘老， 1028-1090）等人疏于书学的程度，或许还要更为严重。苏轼在老友故去之后，睹物怀人，感念今昔，所思化而为文，不经意间透露出一时士人工于诗文而拙于书学的消息：

孙觉临褚遂良书（苏州留园石刻）

杨 绘（ 字 元 素，1027-1088）、 颜 复（ 字 长 道，1034-1090）、孙觉这三人以书字拙劣，徒然相互慨叹，然而慨叹之馀，并不于书学身体力行。比他们晚一辈的潘大临，于书法倒是颇为用心，黄庭坚说他“书字甚工，然少波峭，政以观古人书少耳”。[35] 有心于书，却也不肯对古帖少加临习，一时风气，可见一斑。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少数人的横空出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高度，往往他们的表现越是杰出，我们对于历史之真的认识也就越容易被遮蔽，看不到在这巨大光芒背后隐藏的灰暗平庸。北宋，作为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有着特殊的意义。苏、黄、米、蔡的迥出流辈、度越凡俗，由于其“别开生面”的斐然成就，吸引了太多的关注，至于那个时代的书法基础究竟薄弱到何等程度，便很少在我们的视线里停留。如空山云影，无人过问。

本文的主旨不在于讨论这个时代的实际书法生活，但对于当时一般文人书写状况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把握苏轼学书的整体环境。就像苏轼对于杨凝式的推崇有着时代的考量一样，对于苏轼书学成就的了解，也应该置于实际的历史坐标之中。恰如了解一座山峰的相对高度，有时候会比绝对的海拔高度更为重要。

在书学凋敝，文人于书法无所用心的现状之下，苏轼之所以还能有不让唐人的成就，离不开个人对于书写的痴迷。在誊录制度全面实行之后，宋人的书法学习，便只能靠个人的兴趣了。朱弁（1085-1144）《曲洧旧闻》云：

正道出唐宋制度变化，对于学书风气的影响。欧阳自言颇厌书字，也是一个时代风尚的反应。而苏轼“幼而好书，老而不倦” [37]，终其一生，于书法用心不辍，显然与时人有别。

印刷进步，使得书籍得来极为便利，手抄的历史已经逐渐远去。苏轼记其少年时，见老儒先生，得书“皆手自书”，而“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38]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于经史之书，仍然要亲自手抄，这固然出于学习诗文的考虑，但书写的兴趣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苏轼与其弟苏辙，少年成长、教育都极为相似，二人书法造诣则有霄壤之别，正由于各人赋性不同，不可强也。苏辙之孙苏籀（约 1091-1164），记所闻苏轼兄弟幼年之事有云：

此举在读书人家庭，实属平常，但对于幼小心灵的影响却有不平常处。于苏辙而言，父亲的这一举动，只在文学上起了鼓励的作用；而对于少年苏轼，此举在书法上无疑也有鞭策之功。加之苏洵（ 1009-1066）作书，“多口占以授子弟” [40]，代父书写，在少年苏轼而言，也是常事。[41] 这些家庭教育的潜移默化，不可小觑。苏轼在多年以后，谈起兄弟之间这一差异时说：

对于苏辙旷达态度的羡慕，应该是双面的，这种羡慕越是强烈，其对于书画的不舍与迷恋也越是深笃，以至于他自己也说“仆少时好书画笔砚之类，如好声色”，后来“壮大渐知，自笑至老无复此病”。[43] 然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终其一生，他对书画的兴趣也不曾有所减退。遇纸辄书，随手散去，以至于经历了崇宁党禁之后，墨迹碑刻散在人间者，还是所在皆有。三百馀年后的明人叶盛（ 1420-1474），还对这种情况表示不解：

叶盛所见，或不能排除真赝混杂的情况，但不能否认的是，哪怕是经历了党祸的破坏，苏轼书作的留存数量仍然极为可观。晚年北归途中，苏轼记于舟中作字，有云：

此事不独见苏轼之豁达，亦见其于书法的特殊情愫。“置笔而起，终不能一事”，如此境界，古今罕有。黄庭坚也说他“极不惜书”“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 [46] 这种迷恋已经使得挥毫成为特殊的享受，友朋相聚，饮酒阔谈之外，笔墨相娱，足当一时盛事。以至于数百年后的人们，在读到这些文字时，仍然怀有深深的羡慕之情：

家学与师承

苏轼对书法的爱好，最直接的影响来自其父苏洵。苏洵于书画收藏颇多用心，家藏无疑为苏轼的学习提供了方便。不过对于苏洵书法收藏实际情况的了解，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苏轼在《四菩萨阁记》中，述及其父生前“虽为布衣，而致画与公卿等” [48]，藏画达一百馀品。而书法并未提起。目前所知在苏轼首次出蜀之前的家藏法书，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只有一件颜真卿的《 邠州碑》 [49]，其馀消息，付诸渺茫。

从各种迹象来看，苏洵所收法书资料可能并不多，至少质与量都不能与藏画相提并论。这只需要看看当时蜀中书、画在成就与遗存上的巨大差异，就可以揣知一二。自唐二帝西幸，画工待诏随驾，其遗迹留存，在处皆有。文同说：“成都诸郡，寺宇所存诸佛、菩萨、罗汉等像之处，虽天下号为古迹多者，尽无如此地所有矣。……至国初，其渊源未甚远，故称绘事之精者犹班班可考。”[50] 而载籍中关于蜀中法书遗迹与善书者的记录，却极为稀少。[51] 反倒是“蜀人本不能书”的看法，已成宋人共识。在蜀人收藏中，若概言“书画”，大略都是以藏画为主。譬如苏轼记“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52] 而涉及具体作品，只提到其中戴嵩画牛，不及书。蜀中书法收藏为人称述者，只有石扬休（字昌言，995-1057）一家而已。石家与苏家都在眉山，苏洵与石扬休有所往来。《苏轼文集》卷一六《苏廷评行状》谓幼女适石扬言，扬言为扬休兄弟辈，扬休次子康伯长苏轼 17 岁，故苏轼称其为表兄。元丰三年（1080）岁末，苏轼在黄州，还曾为石康伯作《石氏画苑记》。石氏藏有怀素《自叙帖》摹本，这在当时可以算是法书巨迹了。按情理论，石氏家藏书画，苏轼或有机会亲见一二，但我并没有从文献中追索到任何相关信息，其实际情形如何，尚不可晓。

苏洵 致提举监丞尺牍

虽然苏轼家藏法书，质、量都远不如藏画，但在同时人中，少年苏轼的学书条件应该还是较为优越的。这除了范本资料之外，家学尤其不容低估。冯时行（1100-1163）在一件苏洵书迹的题跋中说：

苏轼作品以行楷成就最高，少时在楷书上所下的功夫，为他后来的成就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可以想见，若没有善书的老师引导，则少时书法上的学习，只有靠家学渊源了。这一家学的源头，未必能推到很远的先祖，苏轼的祖父苏序（973-1047）虽德高望重，为乡里尊敬，却并没有文学艺能可称。所谓家学渊源，只能来自其父亲苏洵。在“蜀人本不能书”的环境下，假设后来的苏门书风（苏轼兄弟及其子侄，下笔无不是这一丰腴肥厚的面目）是由老苏一手开创的话，那么老苏的书法又是从何取法，呈现出何等面目呢？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两件苏洵的墨迹，风格以“法律不足，韵度有馀”目之，基本吻合。这一评价，与山谷评苏轼书法“虽时有遣笔不工处，要是无秋毫流俗” [54]，何其相似。但必须承认的是，风格评价，由于语言的意旨太过宽泛，难以坐实；而风格的对应是否合拍，多取决于观者的倾向和宽容程度，对同一作品的风格描述，完全可能会有人赞同而有人反对，大多数时候他们却无法说服彼此。尤其是这两件苏洵作品都是草书，而苏轼作书向以行楷为主，草书遗迹极少，要从中寻出苏氏父子书法上的渊源，多少有些勉强。

不 过 文 献 的 记 载， 不 失 为 一 种 补 充， 何 绍 基（1799-1873）说见到《晚香堂帖》中有苏洵一札，“宛然雪堂（苏轼）所自出” [55]，而清人冯班（1602-1671）也说：

黄庭坚向来主张苏轼书法曾学徐浩（字季海，703-783），冯班不只对山谷的意见表示过赞同，这段话显然也暗示了家学对苏轼学书的影响。冯班所见的《圆觉经》，楼钥（1137-1213）在《攻媿集》中也有提到，楼氏不及亲见此作，却见到了苏辙与之同时的一件作品：

苏氏兄弟为亡父小祥书经文祈福，当是用心之作，二经今日无存，但考虑到书写的性质和苏轼对于书体选择的习惯，必为楷书无疑。如果楼钥与冯班的见闻无误，则可知苏氏一门楷法，大体源自徐浩。不过有一点需要澄清的是，苏轼书《圆觉经》不在少年，而是治平四年（1067），其时苏轼已经 32 岁了，而至少直到熙宁四、五年苏轼在杭州时还有临学徐浩之事。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于苏轼书法取法徐浩，始于早年的判断。

在徐浩之外，苏轼早年还学过些什么？遍检文献，不见一点痕迹。至此这一问题似同深井枯水，不起波澜。后来无意间读到欧阳玄（字原功， 1283-1357）的一段跋文，才有了一点新的线索：

所谓“祁公书” ，指的是文中的欧阳修《与杜祁公书》。在我目前所见到的资料中，如此明确以苏轼书法渊源于欧阳修的观点，这是个孤例，不只是找不到佐证，甚至是相关的各种信息，都更倾向于否定的意见。譬如苏轼知颖州时，欧阳棐（字叔弼，1047-1113）与他过从颇多，欧阳棐曾评价苏轼书法，以为似李北海，对此苏轼则欣然接受，并表示“自觉其如此”。[59] 在整个对话中，却没有片言只字提到学欧阳修。欧阳棐欧阳修之子，且与苏轼为姻亲，若苏轼书法上得益于欧公，在欧阳棐面前作此论调，无乃太过不合情理！

不过《圭斋集》这一段信息自有其重要之处，至少这不失为一种历史意见，与其他的各种信息交织起来，为一段疑案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欧阳玄祖上出于庐陵，与欧阳修同宗，他个人在书法上又多有规模苏轼之意，当我们考虑到这一层渊源，圭斋这一意见，也就与后世论者的泛泛言说有不一样的价值。

欧阳修 行书诗文稿、欧阳氏谱图序稿

欧公对于苏轼的影响，广泛而深刻。至和元年（ 1054），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苏洵诵欧阳修谢表文，便令苏轼拟作。其时苏轼 19 岁。不数年之后，苏轼兄弟通过科考，得以成为欧公门生，在此后与欧公的交往中，苏轼的书法观念受到欧公的影响极为明显。

欧阳修初不善书，这在宋人文献中多有披露，但我们并不能据此便否认其书法的影响力。普遍的行卷之风 [60]，在北宋中期的封弥、誊录制全面实行以后，大有改观，但在科场之内的层层设防，并不能完全杜绝科场之外的拜谒之风。[61] 与拜谒相伴随的行卷，在一定程度上依旧存在。

嘉祐元年（ 1056）苏洵携二子进京之后，苏轼兄弟安心备考，并未与欧公有任何接触。苏洵拜谒欧阳修，有《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并献其所作《洪范论》《史论》，此时的苏洵虽已不再抱科考目的，然而希望主文者称引提携之意，是自在其中的。[62] 而行卷之风在书法上最大的体现，莫过于一时盛行的“趋时贵书”现象。[63]丰年间杨节之过黄州见苏轼，出欧、蔡二公墨迹，苏轼在其后作跋，有“欧阳文忠公书，自是学者所共仪刑”之语。[64] 则当时士人学书效法欧阳修，或也如同曾经效法李宗谔、韩琦等人一样，正出于一时“趋时贵书”的风气。具体到苏轼与欧阳修之间，无论是出于对其人风采的仰慕，还是受到当时行卷风气的影响，在其父拜谒欧公前后，父子在书写上受到欧书一定程度的影响，亦在情理之中。尤其是在苏轼及第之后与欧阳修的接触中，文学、议论常得欧公耳濡目染的情况下，书法得其沾溉亦不无可能。

但这只限于猜测，在没有更多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不得已，或许也是最为可靠的方式，就是对二人的作品进行比对。《奉喧帖》《眉阳奉候帖》，是目前留存的苏轼最早的作品，都作于嘉祐四年（1059）。从《奉喧帖》中很难看出与欧书的联系，而如果将苏轼《眉阳奉候帖》与欧阳修《欧阳氏谱图序、夜宿中书东合诗合卷》并置对勘，其中一些字的写法特点，却有脉络可循。二人作品虽整体风神有别，其相近之处，已经不是暗合可以解释的了。或许都不用一笔一画逐字对比，其间相通之处，已然呼之欲出。譬如《奉候帖》第五行的“嘉倅任屯田秀”，一连数字，几乎可以置于欧公书中而无辨。

苏轼 眉阳奉侯帖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该帖后半段，却与此前如出两手。很可能是在前半书写中，苏轼有意于规模欧公笔法结构，而行笔至后半，率意为之，便更多呈现了自家本色。这种由于有意无意，而面目不同的情况，在书家下笔之际也是常有的差异。[65] 同一年中稍早时期所写的《奉喧帖》，由于书写上较为轻松随意，便很难看出脱胎于谁家法乳。通过这一作品，正好可以窥见苏轼早期的行书面目：字形略长，稍显流畅，与后来成熟期的扁阔特征不同。而这扁阔之形，可能正有来自欧公的影响——欧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 [66]特点，墨迹犹存，眉目犁然；而在苏轼《奉候帖》中有意学欧的几行中，这“扁阔”的特征，也时见端倪。

不过苏轼毕竟不是胶柱鼓瑟之人，我们不得已以刻舟求剑般的固执，对其作品进行的对比，至此也可以暂告消歇。苏轼从欧阳修而来的影响，最重要的远不止此，善学的他没有在面目上与欧公走得太近，而更多是在精神上承其衣钵。欧阳修说：

时在嘉祐五年春分，苏轼正在汴京，与欧公往来频繁，欧阳修所记的这一时心得，想必苏轼是耳熟能详的。“因李邕书得笔法”，李邕笔法如何呢？苏轼的学生李昭玘正有“李北海楷法好为卧笔” [68] 的评价，李氏之评，很可能是有鉴于苏轼与李北海笔法上的相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欧公所谓的“为字绝不相类”，学李邕，而能得意忘形——至此我们再联系一下欧阳棐苏轼书法似李邕的评价，便不难觉察这其中的联系。且不论苏轼日后直接取法李邕，仅由于欧阳修学李邕的关系，苏轼学欧公书，也未尝不会给人“大似李北海”的印象。欧、苏二人在书法上有着各自的追求，苏轼学欧可能只是嘉祐前后的一个阶段，后来多年的取舍积淀，于前人名迹博学多参，面目便愈趋于丰富与厚重。而欧公渐趋于成熟的个人风格，也与嘉祐时期颇有不同。曹宝麟先生考论欧阳修诸帖，已明言治平元年（ 1064）欧书《集古录跋尾四则合卷》，与“八年前的《灼艾帖》相比，简直可谓是判若二人”。[69] 在欧公自己笔下，数年之间已然有此差异，何况学欧而能化的苏轼呢。此后，欧、苏之书在面目上的渐行渐远，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前文中欧阳棐与苏轼的对话，时在元祐六、七年间(1091、1092)，与嘉祐之初已经相隔三十多年了。其时苏轼在多年的转益多师之后，书名已然大振，受欧公影响的痕迹也渐渐淡化。以欧、苏各自成熟期的书法面目论，已经很难找到彼此间的联系了。这或许就像黄庭坚学苏轼书法一样，文献中的渊源班班可考，而二人的代表性作品，却极为不同，正所谓善学柳下惠者。

不过，有一些影响可能并不曾真正消失，而是成为一种隐形的存在。曹宝麟先生注意到苏轼书法与时人的迥然异趣，甚至给人一种反其道而行的特点：

实际上，这些特点几乎无一例外地存在于欧阳修的书写之中。

与具体的书写相比，欧公观念、习惯带给苏轼的影响，就显得更为持久。一方面是遗貌取神、夺胎换骨的学古方式，所学都能在自己笔下陶铸融合，如晴空鸟迹、水面风痕，出入于有无之间。另一方面，对于唐人法度、实用书写的态度，对论书论画的观念，乃至对于书写工具的选择等诸多方面，苏轼都表现出与欧公相似的取舍之意，这与黄、米等人，显然大异其趣。

蜀中善书者的影响

雷简夫 兴州新开白水路碑

雷简夫 司马沂墓表

司马沂墓表（局部）

自北宋建国到苏轼生活的时期，蜀人工书者屈指可数，其中最著名的，莫如苏舜钦家族，然而苏氏自曾祖便已移居开封，其书法上的影响，是难以泽被蜀中的。再稍早，由西蜀入宋的王著（？-990）和李建中（945-1013），以及伪蜀士人冯侃 [72]，亦以能书称，但都与苏轼时空悬隔，并无授受瓜葛。其余蜀人工书者，尚有阆州阆中（今四川阆中）陈尧佐（ 963—1044），善古隶八分；梓州永泰（今四川盐亭）文同 (1018-1079)；阆州阆中（今四川阆中）鲜于侁 ( 1019-1087) 以及简州阳安 ( 今四川简阳 ) 刘泾 (1043? ～ 1100?) 等。后三人与苏轼有交往，相识都在苏轼离开眉山之后。此外与苏轼交游的蜀中文士虽多，皆非善书者。[73] 苏轼少年时期，先后以张易简、刘巨（微之）、史清卿为师，诸人亦不以书名见称。

文献中明确言及蜀中与苏轼有授受瓜葛的，是李骘。李氏在当时以能书知名，董史说“东坡尝师之”。[74]史生卒不详，主要活动于南宋末年理宗、度宗时期，熟知宋人书学掌故，其说虽无旁证 [75]，重要性却不容低估。他还引《成都续记》云：

董史还收藏有李骘草书《文赋》石刻一卷，认为“非虚得名也” [77]，可知其书法造诣确有不俗之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其子李时雍（致尧）在熙宁年间曾与米芾同为书学博士，也是以书法享誉一时的人物。[78]人不善书，但外籍入蜀为官者，却不乏有善书之人。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大概要数同州郃阳人雷简夫，他不只有善书之名，且与苏氏家族交谊颇深。

雷简夫（ 1001-1067），字太简，自号“山长”，《宋史》卷二百七十八有传。初隐居时，有盛誉，宋祁称他“高气横九州” [80]，黄庭坚也说他才气高迈，信如所闻。[81]氏书迹，有两碑今日尚存。其一为嘉祐二年（ 1057）的正书《兴州新开白水路碑》，位于甘肃徽县大河店乡王家河村，当地俗称《大石碑》。[82] 又据胡谧《山西金石记》，司马光从父司马沂的墓表是由雷简夫所书，该碑原石亦在，今位于山西运城司马光祠内（图 1-9、图 1-10）。[83] 值得一提的是，该碑的撰文者为王安石，篆额者为杨南仲，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组合。王安石文章的影响不必多言，杨南仲在当时也绝非泛泛之流。杨南仲，字元明 [84]，是名相晏殊的外甥， 与欧阳修多有交往，小学成就极为欧公所推崇。杨氏知国子监书学十馀年，兼篆石经，以“文学艺能，见称于世”。[85] 安石文、简夫书、南仲篆，议者以为“皆一时选也” [86]，雷氏书法在当时声誉可想而知。前人评其书“纯用柳法”“迹甚峻快”，此评与今日所见《司马沂墓表》颇为吻合，而《兴州新开白水路碑》则更为浑厚质朴，受到颜真卿的影响较多。

嘉祐元年（ 1056）初，雷简夫时任雅州太守，苏轼兄弟随父亲苏洵曾至雅州拜谒，但苏轼文集中除了《书张少公判状》中有一语及之，别无只字提及雷简夫。甚至在编纂其父文集时，二苏兄弟也将与太简《请纳拜书》《太简墓铭》抽去不载，陆游 (1125-1210) 注意到这一现象，在文字中对此表示了不解 [87]，稍早于陆游的邵博，也一样不得其详，以致要对二苏的动机表示质疑：

以苏氏兄弟的磊落胸怀，而至于以势利高下来对待雷简夫，这是难以使人信服的。但这一现象毕竟不合常理，其原由便值得考索。好在孔凡礼先生通过精密的史料爬梳，发现刘攽《彭城集》中所记雷简夫受人贿赂而为恶人张目之事，已经为我们窥破了此中隐情。[89] 苏轼兄弟自律甚严，眼中容不得砂砾，“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90]此不提雷简夫，大概正是出于称其善、扬其恶都不可为的不得已。

但恰恰是这种绝口不提其人其书的现象，更让我怀疑苏轼在书法上与雷简夫的关系，其理由有二：

一方面，蜀人不善书，而雷简夫在当时颇有书名。《书录》卷中载雷太简《江声帖》，自叙其学书云：

关于雷简夫的书法故实，大概这就是最为详细的了，据此我们知道其在任雅州太守之前，于书法已经用心有年，博学多参，虽“自憾未及其自然”， 毕竟也是有一定功力的。而听江声之事，时在初任雅州，平羌瀑涨促成了其悟入的机缘。嘉祐元年苏轼至雅州见雷简夫之时，大约正是雷氏于书法顿有心得，自谓得前人不传之秘的关头。对于一长一幼两个同样痴迷于书法者而言，话题触及书法，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况且苏轼平生文字，唯一提及雷简夫之处，正是关于雷氏听江声有所得这一事件。只是在苏轼的文字中，对于雷氏的书法见解，似乎与《江声帖》中太简自叙之言有所不同，苏轼此论是在言及张旭草书时，顺便提及雷氏而做的一个比较，他说：

雷简夫所云“听江声亦有所得”，乃承前文“自憾未及其自然”而来，旨在强调由江声波澜掀搕、迅驶奔走中，明白书法用笔与自然的相通之理。苏轼则概括为“闻江声而笔法进”，成了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就显得雷简夫的悟道颇不合理了。不过这对于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似乎无关大要，可以暂时搁置。而苏轼对于雷简夫悟道的不认同，可能正是对于早年所受影响的一种反思，与黄庭坚之批评周越书法，或许有着类似的原因。

而与此相应的另一方面，是苏轼心胸开阔，向来不喜掩人之美。譬如，吏能他自言得之于陈公弼 [93]，画竹学文同，书学见解上多处引用称述欧阳修的观点，独于书法从不提及同时人中曾受到的影响。结合上文绝口不提雷简夫其人的原委来看，或非偶然的巧合。当然对于这一推测，目前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支撑，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提出来，绝非以此为定见。

在雷简夫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密州安丘（今山东安丘市）人董储。宝元二年（1039），董储以都官员外郎知眉州，苏洵曾与之游。后熙宁九年（ 1076）十二月苏轼离密州赴京师，途经安丘，访其故居，见到董储之子希甫，留诗屋壁。[94]《苏轼文集》卷六十九有《跋董储书》二首，对董氏书法评价颇高，云：

这两则题跋文字当时或有年款，在后人编入文集时删去，可能也是离密州过安丘时所作。从“胜西台（李建中）”，和“近岁未见其比”的评价来看，董储所作自当不俗。苏轼对于李建中评价不低，并非如学者普遍认为的完全不屑，只有在论及蔡襄时他才对李建中有所不取，实则是出于为文尊题的考虑。李建中在书史上影响的减弱，与苏黄等人的后来居上有关，但在苏轼题诗董氏屋壁的熙宁年间，李建中的书名不可小觑。以为董氏书法胜李建中，在苏轼文字中绝非泛泛的客套浮词。

董储书法究竟作何面目，不得而知。他是真宗朝的进士，大中祥符四年（1011）作有《蓝田县重修玄圣文宣王庙记》，估计年龄至少要长苏洵二十岁左右；[96]果这个估计没有大的偏差，宝元二年苏洵与董储交游之时，董氏已经五十馀岁了。苏洵在书法上有没有受到董储的影响，有没有收藏董氏手迹以资借鉴，由于资料阙如，不得而知。上文中苏轼说董储“有名宝元、庆历（ 1038——1048）间”，其时苏轼正从幼年成长为少年，即便未尝亲自拜谒受其指教，在其父与董储的往来中，少年苏轼或许多少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毕竟这是一位善书的长者，且曾近在乡梓。

手抄经史与习书

王安石 致通判比部尺牍

现在我们不妨回头看看黄庭坚的那句话，“余尝评东坡善书，乃其天性。” 这种表达作为一种常见的修辞，在古代文献中并不罕见，不可深信。但若置于东坡的时代来观察，其背后不免有一些信息值得重视。张邦基在评价王安石书法时说：

若结合苏轼对于王安石书法的评价，张邦基的意见就更好理解，所谓天然、所谓无法之法，“盖不学也”。黄、米将之对应到学王濛、杨凝式，其光环追加得不遗馀力，一时之论，几近于阿谀，是当不得真的。难怪温厚如文徵明，数百年后也对此不以为然。[98]人趋时贵书的风气之下，但凡时贵，能书与否都一样是会被追捧的。李宗谔的肥拙，陈尧佐的堆墨，哪有美感可言，当其位在高处，却是不乏追随者的。王安石，全然无意于临池，不过是常年的笔墨生涯而得一种手孰之便而已，面目之不同寻常，恰是因为没有来历。米芾在另一则文字中，则直言“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学其体，自此古法不讲” [99]，亦见其前后所论，心口不一。

不过苏轼与王安石有着巨大的不同，他笃好书画，且勤于临池。黄庭坚将其善书视作天性，更多是对于其书学成就让人意外的赞叹！感慨苏书之妙，得来似乎不合常理。也就是说苏轼的学书可能有悖于古来学书者皆“从门入”的常规。在早年缺乏明师佳帖的情况下，苏轼笔下俨然已有不俗之处。山谷的文字或许可以视为对其巨大成就的优雅修辞。

在这个问题上，前文所引《春渚记闻》中的那段话，颇值得留意：

其中所变之“体”，可有两种解释，一是字体，篆、隶、真、行、草之类，一是书体，欧、虞、褚、薛，锺、王、颜、柳之类。以文末“皆自端楷中来”一语，可知必是后者。但“每一书成，辄变一体”，少年时期的苏轼，如何具备这样的能力呢？或许，手抄经史所体现的变化能力，并不是学书的结果，而恰恰是学书的过程。换言之，苏轼早年的书法基础，以及他笔下呈现出的丰富面目，与他抄书过程中受到刻本书籍的影响息息相关。

白谦慎先生在其《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一书中，对于学书的取法范本有过深刻的讨论。书家的取法对象有时不只是古代优秀的法帖，古今普通人的书写也一样可以成为书法的范本；甚至古刻本的书籍，在善学者而言，都与案头法帖有着相似的价值。就像在名将麾下，乌合之众可以化为精兵强将一样，对善于取法者而言，信手拾来，无不是法帖。

苏轼早年手抄经史之时，这些经史书籍，是否也同时充当了书法范本？唐代手抄本，皆由当时高层官员子弟中选其工书者缮写，其楷法精美可想而知。但这些手抄本并不易得，且不论。而到了苏轼生活的时代，书籍的雕造印刷，已经极为发达，种类也日渐丰富。回顾雕版印刷的历史，唐代初创之际，制作尚未能精当，而到五代时期虽战乱更迭，雕版印刷却有了极大发展。对书写的重视，尤为书籍增色。《五代会要》卷八“经籍”条记后唐长兴三年（932）“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雕刻，每日五纸”，书写、雕刻分工明确，制作工艺也更趋于考究。并且已经有明确的书人记录。五代雕造《九经》，印版多为李鄂（一作李鹗）所书，为世所贵重。李鄂时为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书学欧阳询。赵明诚以为窘于法度，殊乏韵致[100]，而欧阳修则将其楷法成就与王文秉篆书、杨凝式行草同论，并为一代之选。[101] 欧阳修眼里的另一位与之并列，同样以楷书见长的书家郭忠恕，也参与过《古文尚书》的书板。不难想见，书写上有了这些大家的参与，字迹必有可观，其为人所效法也就不足为怪了。李鄂所书，有《尔雅》一部至光绪末经黎庶昌覆刻入《古逸丛书》，而在黎氏之前，此本已经多次覆刊，李鄂楷书之原貌已经无从揣摩了[102]。

洪迈笔下的一则材料，尤其值得注意：

光绪末《古逸丛书》中李鄂书《尔雅》覆刻本

旧拓蜀刻《九经》局部

宋刻本《古今绝句》

文中“字画端严有楷法”“士人笔札”“贞观遗风”“可以传远”云云，无不是对于书法的高度评价。

《九经》原石，在成都府学周公礼殿之南，范镇犹及见之。[104] 黄庭坚亦有诗云：“成都九经石，岁久麝煤寒。字画参工拙，文章可鉴观。” [105] 此诗作于元祐年，可知其时原石尚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黄诗“字画参工拙”一句，透露出其书尚为人借鉴取法的信息。从洪迈“其字体亦皆精谨。两者并用士人笔札，犹有贞观遗风”的评价来看，益证山谷 “字画参工拙” 之言，当是实情。

《九经》原石虽毁，所幸尚有宋元拓本存世，1965年为北京图书馆从香港购藏，计墨拓本七册，木刻本一册，也是难得宝物。观其拓本，大体字画工谨，前人论说所谓“贞观遗风”云云，虽不无修饰之词，也绝非凡手可拟。除此拓本之外，《九经》书手遗墨不得一见，其人事迹，亦多不得考。但以零星的文字记载，尚可引导我们对于当时书籍中书写法度、风韵的揣想。如果再考虑到唐代著名书家钟绍京曾为书直，而王绍宗更是安然做了三十年的经生 [106]，对于这些以抄写为业的书手水平，更是不容低估。而名家写板，除了上述五代北宋之例，此后也代不乏人，宋高宗赵构，就曾亲自参与其事。后来者南宋如吴说 [107]，元人如张雨，明人如宋璲、俞允文，皆是斑斑可考者。108] 一代大家文徵明也曾将其祖父文洪的《括囊稿》手书付板 [109]，其父文林的《文温州集》，相传也出自文徵明手书。[110]

文人自己写刻的传统风气由来已久，从五代和凝“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 [111]，到藏书史上著名的岳珂自书《玉楮诗稿》，这期间亦有苏轼为张方平书《楞伽经》以及书陶诗而刻板——这或许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大书家参与书板最为重要的事件了。

无独有偶，宋初书法史上最著名的篆书家徐铉，也有为其弟徐锴的著述书板的记载。[114]

此外，关于北宋国子监书手，也有零星的记录。广文馆进士韦宿，乡贡进士陈元吉，承奉郎守大理评事张致用，承奉郎守光禄寺丞赵安仁，都为当时刻书制版进行过书写。更多的书手由于衔名不存，已无从稽考。其中最著名，也是书写量最大的，要数雍熙二年（ 985）进士赵安仁。在其登第之初，正遇上“国子监刻《五经正义》板，以安仁善楷隶，遂奏留书之”。 [115] 而他书写的《金刚般若经》等石刻至今尚存，王国维以为字体在欧柳之间。[116] 结体虽稍显刻板，在宋初书家中，亦绝非等闲。

这些书手的风格多是依托于唐代楷书大家，大体上点画结构富有法度，而风神韵度稍显不足是其共同特征。由于参与的书手众多，书籍中的“书法”面目之丰富多样，便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五代刻《文殊师利菩萨像》

北宋开宝六年刻《大藏》

宋刻递修本《东家杂记》

宋刻《李太白文集》，或以为北宋元丰三年晏处善平江府刻本

北宋刻《西湖结莲社集》

而另一方面，书籍雕造，刻工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宋王诗安、元代万安泰，更兼梓人与石工两种角色于一身。[117] 一般而言，对于书写不佳的底本，往往刻工也手段粗糙，而名家书写之本也往往会交付技艺精良的刻手操刀。这一现实中的自然选择，无意带来一个有益的结果是碑志书法风格的丰富性——法度精严的愈见其精严，而技艺粗疏的作品，由于书刻两方面的“合作”，会呈现一种天然的趣味。这种精粗的差异，只要想想刻石中的状况便不难明白。石刻在后世被书者广泛取法，书籍却很少有此殊遇，二者有着各自不同的命运。

从现存北宋书籍中，我们还可以感受到这种多样性，毕竟印刷字体之定型于“宋体”，是在印刷术的长期发展中才实现的，事物产生之初，规范少而可能性多，也是一种普遍的规律。今山东博物馆藏北宋嘉祐五年（1060）刊印的《妙法莲花经》，书者为琅琊王遂良，其人行实无考，所书风格却与苏轼楷书颇有几分相似。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淳化咸平间刊刻的《大方广佛华严经》 [118]，更是与苏轼书风相近。这并非指实苏轼学习了王遂良或《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书法，只是在五代、北宋书籍大多散佚不存的情况下，借助这些现存的资料作为桥梁，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对苏轼所见书籍的一番想象。

北宋嘉祐五年刻《 妙法莲华经》

北宋淳化刻《大方广佛华严经》

郑思肖 墨兰图

苏轼豁达的性情与广泛的兴趣，颇有世间万物皆可以为法的包容。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人以为不可用，在苏轼则全不拣择，一一皆化为笔下珠玑。在书写上，苏轼早年建立的扎实基础，以及众体随意变化的能力，与他手抄经史的经历息息相关，而抄书中受到版刻书迹的影响或不失为一种可能。所谓“笔下变化，皆自端楷中来”，或许正是版刻书籍所呈现“书写风格”的多样性，成为苏轼笔下变化多体的来源。

必须说明的是，目前这不过是一种猜想。千载之下，佐证阙如，只可传疑，未能取信。前辈学者在其他书迹上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猜想或者可算是一种鼓励。吾师范景中先生已指出赵孟頫《汲黯传》的书写，是取径刻本；[119] 黄惇先生指出金农的肥笔楷书，其源来自对宋版书的借鉴吸收。[120] 当然，这里有一点本质的不同必须说明，赵孟頫、金农二人取法刻书，都是在他们已趋成熟的中晚期，而本文所论是苏轼少年时期的取法。如果这一悬想近于历史之真的话，不过是为苏轼早年的书写规范打下了一个基础，远不足以将他锻造成一名出群的书家。若没有后来对于传统经典的功夫，其笔下恐也难逃三馆楷书手，但有精丽，了无高韵， “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 [121] 的命运。刘元堂博士对于宋代版刻书法的研究中，发现郑思肖、岳珂的书写也都有着明显的雕版痕迹，正可以视作取法刻本，而最终没能在书写上有所超越、有所成就的鲜活实例。[122]

注释：
1. 李之仪：《跋东坡帖》，《姑溪居士全集》前集卷三八，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第 4 册，第 299 页。
2. 同上，第 298 页。
3. 陈志平《黄庭坚书学研究》对此有详细的考证，见该书，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219-225 页。
4. 米友仁跋米芾临《右军四帖》，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〇，《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9 年，第 2 册，第 576 页。
5. 米芾：《跋王右军帖》，《宝晋英光集》卷七，丛书集成初编，第 60 页。
6.《章子厚论书杂书》，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第 269 页。
7. 赵令畤《侯鲭录》卷八：客有自丹阳来，过颍，见东坡先生，说章子厚学书日临《兰亭》一本。坡笑云：“从门入者非宝，章七终不高耳。”，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第 203 页。又，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客有谓东坡曰：‘章子厚日临《兰亭》一本。’坡笑云：‘工摹临者非自得，章七终不高尔。’予尝见子厚在三司北轩所写《兰亭》两本，诚如坡公之言。”《全宋笔记》第 4 编，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8 年，第 5 册，第 153 页。
8. 何薳：《笔下变化》，《春渚纪闻》卷六，北京：中华书局， 1997 年，第 94 页。
9. 有必要说明的是，苏轼手抄《汉书》并非全文抄录，而是一段事抄数字为题。其事见陈鹄《耆旧续闻》卷一，《全宋笔记》第 6 编，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3 年，第 5 册，第 42 页。
10. 苏轼：《与程秀才三首》（其三），《苏轼全集校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第 17 册，第 6071 页。
11. 吴师道：《苏文忠公杂书小册》，《礼部集》卷一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第 1212 册，第 239-240 页。
12. 苏辙：《栾城集》卷二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第 477 页。
13. 黄庭坚：《跋东坡书》，《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下册，第 1566 页。
14. 黄庭坚：《跋东坡叙英皇事帖》，《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下册，第 1565 页。
15. 苏轼：《谢范舍人书》，《苏轼全集校注》，第 16 册，第 5316 页。
16. 杜佑：《通典》卷一四《选举二》，北京：中华书局， 1988 年，第1 册，第 340 页。
17. 朱长文：《续书断 • 序》，《墨池编》卷九 • 品藻四，《中国书画全书》，第 1 册，第 276 页。
18. 同上。
19. 唐宋之变，其说由来已久，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20 世纪初日本史家内藤湖南的唐宋转型假说，内藤认为唐宋文化性质有显著差异，并将唐代视作中世的结束，而以宋代作为近世的开始，其说见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 1 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 1992 年，第 10-18 页。宫崎市定于 1950 年发表的《东洋的近世》，对此说进一步阐发补充，学界反响颇大。关于文艺方面的
讨论，可以参看虞云国的文章《唐宋变革视野中文学艺术的转型》，载《社会科学》， 2010 年，第 9 期。
20. 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科举与宋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第 71 页。
21. 毛汉光：《唐代统治阶层社会变动》，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论文， 1968 年 12 月。转引自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科举与宋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第 70 页。
22. 陈义彦对宋史有传的 1533 人进行统计，发现其中布衣出身的占55.12%。见陈义彦《从布衣入仕情形分析北宋布衣阶层的社会流动》，台北：《思与言》， 1977 年 11 月，第 9 卷，第 4 期。
23.《宋史》卷四三一：“是夏（景德二年），上幸国子监阅库书，问昺经版几何， 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馀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12798 页。又，《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四九，秘阁：“国初，书止万二千卷。秘阁之建，图籍大备，至仁宗时，三万六千二百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第 6 册，第 3498 页。关于书籍的价格，举两则材料：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〇，天禧元年九月癸亥条：“上封者言国子监所鬻书，其直甚轻，望令增定。上曰：‘此固非为利也，政欲文字流布尔。’不许。”，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4 册，第 2082 页。2、据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有引元祐三年九月勅书云：“勅中书省勘会下项，医书册数重大，纸墨价高，民间难以买置。八月一日奉圣旨，令国子监别作小字雕印。内有浙路小字本者，令所属官司校对，别无差错即摹印雕板，并候了日广行印造，只收官纸工墨本价。”见黄丕烈、王国维等撰《宋版书考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 年，第 605-606 页。两条文字一为天禧，一为元祐，大体有宋一代对于书籍流布之努力，可见一斑。
24.《新唐书 • 选举志》卷四五：“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第 4 册，第 1171-1172 页。
25. 曹家齐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最为准确简明，其《宋代书判拔萃科考》一文云：“宋代书判拔萃科曾两置两废，首置于建隆三年九月，废于大中祥符元年（ 1008 年）四月；再置于天圣七年闰二月，复废于景祐元年二月。”载《历史研究》， 2006 年第 2 期，第 106 页。
26. 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五，《全宋笔记》第 1 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年，第 6 册，第 131 页。
27. 当时官学对于学书尚有要求，今存《京兆府小学规碑》，刻于仁宗至和元年（ 1054 年），对于学子尚有每日学书十行的规定。但这种规定，实际也是名存实亡。由于当时官学教育主要是儒家经典，而于辞章诗赋很少涉及，而这些又是科举中必考的内容，于是造成官学冷落，私学繁盛的局面。官学中关于书法的这些规定，于科考无用，自然也不会被学生认真对待。本文关于官学私学的讨论，参考了陈秀宏《唐宋科举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第四章，第二节“科举制度与唐宋私学教育的关系”中的相关成果。
28.《苏轼全集校注》，第 13 册，第 2845 页。
29. 欧阳发：《先公事迹》，《欧阳文忠公文集》附录卷第五，转引自《苏轼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 1994 年，上编，第 1 册，第 4 页。30.《宋会要辑稿 • 选举》三有云：“（庆历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御史中丞贾昌朝言：‘省试举人策目已不誊录，则今后入试，不须尽写问目，庶令不辍翰墨之功，详为条对。’奏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9 册，第 5300 页。另，庆历四年（ 1044）三月十三日，翰林学士宋祁等言：“其州郡封弥誊录、进士诸科帖经之类，皆细碎而无益者，一切罢之。”诏从之，且云：“可为永式。”同上第 5297-5300 页。《玉海》卷一一六云：“诸州易书，自景祐四年（ 1037）始。”可见州郡诸试中广泛实行誊录，时间不过七年，以其徒劳无益，至此而罢。

31. 欧阳修：《唐安公美政颂》，《六一题跋》卷六，《中国书画全书》，第 1 册，第 550 页。欧阳修在《六一题跋》中类似的表述颇多，其他如卷四《范文度模本兰亭序》之二，同上第 536 页；卷一一《跋永城县学记》，第 576 页，皆对书学凋敝的现状生出慨叹。
32. 关于张商英卒年，学术界还有 1119 和 1122 年两种看法，本文依据罗凌《张商英生卒享年辨正》的意见，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8年，第 1 期。
33. 释惠洪：《冷斋夜話》，《全宋笔记》第 2 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 年，第 9 册，第 74 页。
34. 苏轼：《题颜长道书》，《苏轼全集校注》，第 19 册，第 7849 页。
35. 黄庭坚：《与潘邠老帖五》其三，《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上册，第 610 页。
36. 朱弁：《唐以身言书判设科故书可观》，《曲洧旧闻》卷九（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第 217-218 页。
37.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集》后集卷二二，第 1422 页。
38. 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苏轼全集校注》，第 2 册，第 1132 页。
39. 苏籀：《栾城遗言》，《双溪集》附，丛书集成初编，第 215 页。
40. 苏轼：《跋先君与孙叔静帖》，《苏轼全集校注》，第 19 册，第7842 页。
41. 今日确知者，如苏洵撰《送石昌言使北引》，便由苏轼书写。苏轼《跋送石昌言引》：“右嘉祐元年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字则轼年二十一时，所书与昌言本也。今蓄于陈履常氏。”《苏轼全集校注》，第 19 册，第 7418 页。
42. 苏轼：《子由幼达》，《苏轼全集校注》，第 20 册，第 8220 页。
43. 苏轼：《剑易张几仲龙尾子石砚诗跋》，见于高似孙《砚笺》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43 册，第 111 页。
44. 叶盛：《欧、苏书迹多少》，《水东日记》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41 页。
45. 苏轼：《书舟中作字》，《苏轼全集校注》，第 19 册，第 7881 页。
46. 黄庭坚：《题东坡字后》，《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中册，第 1093 页。
47. 李日华：《六研斋三笔》卷二，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0 年，第201-202 页。李日华所引与山谷文字小异，原文见《山谷老人刀笔》卷二《与王立之承奉直方》第六简。
48. 苏轼：《四菩萨阁记》，《苏轼全集校注》，第 11 册，第 1215 页。
49. 苏洵：《颜书》，《嘉祐集笺注》卷一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443 页。此诗作于嘉祐元年出蜀之前，参孔凡礼《三苏年谱》（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第 165 页。
50. 文同：《彭州张氏画记》，《丹渊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51. 今知蜀中碑刻书迹，成都《诸葛武侯祠堂碑》，为柳公权之兄柳公绰所书，最为煊赫名品，其他如四川剑阁县城外的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是南宋翻刻，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五代所刻的《九经》，其他名迹鲜有所闻。我曾就相关问题请教王家葵先生，他认为从《集古录》《金石录》《隶释》等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出，宋代有比较发达的金石拓片交易，所以对书法家而言，应该能够看到他们感兴趣的碑刻拓本，而不在乎这块碑的具体位置。
52. 苏轼：《书戴嵩画牛》，《苏轼全集校注》，第 19 册，第 7919 页。
53. 冯时行：《跋老苏书帖》，《缙云文集》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38 册，第 893 页。
54. 黄庭坚：《题东坡大字》，《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中册，第 931 页。
55.《何绍基诗文集》文钞卷十一《跋邓木斋先生书册为守之作》。
56. 冯班：《钝吟书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年，第 553 页。
57. 楼钥：《跋吴僧若逵所书观经》，《攻媿集》卷七二，丛书集成初编，第 12 册，第 979 页。
58. 欧阳玄：《欧阳文忠公墨迹跋》，《圭斋文集》卷一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10 册，第 158 页。
59. 苏轼：《自评字》，《苏轼全集校注》，第 19 册，第 7858 页。
60. 祝尚书《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一文以为“自太祖到真宗景德科举新制颁行，举子行卷的存在，盖不过四十馀年（景德后至仁宗前期的行卷，当多在州郡，已是尾声）。”《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6 年），第 362 页。
61. 哲宗绍圣四年 (1097)，黄庭坚在给李材的信中还提到“昨闻上司甚病士人以行贿成俗，极欲革此弊，恐举子道中投谒”，可见此风至北宋晚期也不曾消歇。黄庭坚《答李材》，《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中册，第 778 页。
62. 参见梁建国《北宋东京的士人拜谒》，载《中国史研究》， 2008 年，第 3 期，第 75-76 页。
63.“趋时贵书”是士人出于科举目的，在书法上仿效主文者书风的一时风气，其说出自米芾《书史》。相关讨论可以参看曹宝麟先生《中国书法史 • 宋辽金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第一章，第二节；李慧斌《米芾〈书史〉 所论宋初科举“誊录”制度与“趣时贵书”现象之真实关系的考证》，载《书法研究》 2006 年，第 3 期。
64. 苏轼：《评杨氏所藏欧蔡书》，《苏轼全集校注》，第 19 册，第7828 页。
65. 元好问论金初书家任询有云：“龙岩此卷大字，学东坡而稍有敛束，故步仍在。末后四行二十二字，如行云流水，自有奇趣。唯其在有意无意之间，故如出两手耳。”也是一卷之中，前后如出两手的情况。《跋龙岩书柳子厚独觉一诗》，《遗山集》卷四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91 册，第 468-469 页。另外，关于书写中有意无意的问题，我在博士论文《苏轼的书法和他的时代》的第二章中亦有讨论。
66. 苏轼：《跋欧阳文忠公书》，《苏轼全集校注》，第 19 册，第 7820 页。
67. 欧阳修：《试笔 • 李邕书》，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出版社， 2007 年），第 7 册，第 170 页。
68. 李昭玘：《书笔工王玠》，《乐静集》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22 册，第 301-302 页。
69. 曹宝麟：《欧阳修存帖汇考》，《抱瓮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年，第 390 页。
70.《中国书法史 • 宋辽金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第 117 页。
71. 黄庭坚：《跋秦氏所置法帖》，《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中册，第 820 页。
72. 朱长文称其能书，尤以执笔怪异闻名：“能书，得二王之法，然而以二指掐笔管而书，故每笔必二爪迹，可深二三分，斯书札之异者也。”见《墨池编》卷十九 • 器用一 • 笔，《中国书画全书》，第 1 册，第366 页。
73. 其他蜀人中与苏轼时代相近者，如范镇、杨寿祺、蒲安行、程建用、岑象求、蒲宗孟、范百禄、宋构、程之才、冯山、张商英等，皆无善书之名。

74. 董史：《皇宋书录》中篇“李骘”条，《中国书画全书》，第 3 册，第 210 页。
75. 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有相似记载：“李骘字显夫，成都人。官至朝散大夫。以能书名，得真行书三昧，而真尤胜。苏轼尝师之。”《中国书画全书》，第 3 册，第 590 页。陶氏的文字，显然取自董史《皇宋书录》。
76. 董史：《皇宋书录》中篇“李骘”条，《中国书画全书》，第 3 册，第 210 页。

77. 同上。
78. 同上条云：“时雍克嗣家声，与米元章同为书学博士。尝对御书‘跨鳌’二字，书‘鳌’字方及半，宫人以花簮之，不觉满头，于是能声高压元章。又尝以书出外国，敕以绛纱封臂，非被旨不许辄书。”
79.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第 118 页。
80. 朱长文：《续书断 • 下》，《墨池编》卷一〇 • 品藻五，《中国书画全书》，第 1 册，第 289 页。
81. 黄庭坚：《跋雷太简梅圣俞诗》，《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下册，第 1527 页。
82. 据曹宝麟先生《宋辽金书法史大事年表》，《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9 年，附录，第 419 页。其文亦为雷简夫撰，见《陕西通志》卷九一。感谢方爱龙先生的指引，让我得以了解该碑的消息。
83. 感谢翁志飞先生告知该碑现状，并提供了所藏拓片的图片。感谢吕俊晓女士去实地为我拍摄了原碑。
84. 一说杨元明，字南仲，晚以字行。感谢李慧斌、张典友的艰辛研究，让我们得以对杨南仲等人的书学成就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参阅李慧斌《宋代制度视阈中的书法史研究》，海口：南方出版社， 2011 年，第
212-227 页；张典友《北宋杨南仲考略》，载《中国书法》， 2012 年，第 10 期。
85. 王安石：《杨南仲太常博士制》，《临川先生文集》卷五一，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第 537 页。
86. 胡谧《山西金石记》之《宋故赠尚书都官郎中司马沂墓表》，见《石刻史料新编》，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7 年，第 3 辑，第 30 册，第 428 页。雷氏属衔“朝奉郎，尚书都官员外郎，知同州，兼同群牧及管内劝农事，赐绯鱼袋借紫雷简夫书。”
87. 陆游：《老学庵笔记 • 续笔记》，《全宋笔记》第 5 编（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2 年），第 8 册，第 126 页。
88.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五，第 118 页。
89. 孔凡礼《苏轼生平几个问题的考察》一文对此考述清晰，足以释疑。见《孔凡礼文存》，北京：中华书局， 2009 年，第 34-37 页。具体的事件原委见刘攽《彭城集》卷三五，《刘敞行状》。
90. 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集》后集卷二二，第 1422 页。
91. 董史《皇宋书录》中篇“雷太简”条（原文作“雪太简”，误），《中国书画全书》，第 3 册，第 214 页。
92. 苏轼《书张少公判状》，《苏轼全集校注》，第 19 册，第 7796 页。
93. 张舜民《房州修城碑阴记》云：“蜀人大抵善词笔而少吏能。……是时苏子瞻登制举，签判府事，实佐公。其后，子瞻亦自负吏事，人或诘之，乃曰：‘吾得之陈公也。’”《画墁集》卷六，丛书集成初编，第 47 页。又，《能改斋漫录》卷一三《欧阳公多谈吏事》，引张舜民言欧阳修言吏事，有云：“是时，老苏父子间亦在焉，尝闻此语。其后子瞻亦以吏能自任，或问之，则答曰：‘我于欧阳公及陈公弼处学来。’”《全宋笔记》第 5 编，第 4 册，第 118 页。
94.《苏轼诗集》卷十四有《董储郎中尝知眉州，与先人游，过安丘，访其故居，见其子希甫，留诗屋壁》，《苏轼全集校注》，第 3 册，第1444 页。
95.《苏轼全集校注》，第 19 册，第 7812-7813 页。
96. 富弼在《上仁宗荐张昷之等九人可充转运使副》中称董储是宰臣晏殊的远亲，且说“其人实有才用，但年齿稍高”。按晏殊为相在庆历二年至四年间（ 1042-1044），从此处言董储“年齿稍高”，亦可了解其大致的年龄。见赵汝愚编《宋名臣奏议》卷六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31 册，第 812-813 页。
97.《王荆公书出天然》，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第 34 页。
98. 文徵明《停云馆帖十跋》之四：“王荆公本无所解，而山谷、海岳争媚之，何也？中间仅一二纷披老笔。”
99. 米芾《书史》，全文如下：“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尽之间，天纵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书无对，飞白入神，一时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学锺、王。至李宗谔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学其书，肥褊朴拙。是时不謄录，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趣时贵书矣。宋宣献公绶作参政，倾朝学之，号曰“朝体”；韩忠献公琦好颜书，士俗皆学颜书；及蔡襄贵，士庶又皆学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学其体，自此古法不讲。”见《全宋笔记》第 2 编，第 4 册，第 260 页。这一段话历来学者引用颇多，都以“古法不讲”理解为趋时贵书的整体影响。我以为这样理解似乎于理未安。米氏上文中的诸家，蔡襄师古有法且不说，言及韩琦，并不说世俗皆学韩书，只是受其影响而学颜体，这哪里是古法不讲呢？大体宋绶、韩琦、蔡襄，在当时都有书名，与王安石自是不同，米氏论古法不讲，其意当自安石始。
100. 陈思《宝刻丛编》卷二十引《金石录》云：“《后唐汾阳王真堂记》，李棁撰，李鄂（鹗）正书，末帝清泰三年（ 936 年）八月立，鄂五代时仕至国子丞，《九经》印板多其所书，前辈颇贵重之。余后得此记，其
笔法盖出于欧阳率更，然窘于法度而韵不能高，非名书也。”历代碑志丛书，清光绪十四年吴兴陆氏十万卷楼刊本，第 681 页。
101. 欧阳修：《跋永城县学记》，《六一题跋》卷十一，《中国书画全书》，第 1 册，第 576 页。
102. 此本在南宋时经国子监覆刻，日本室町时代又在南宋本基础上覆刻，光绪末，杨守敬为黎庶昌购得这一日本覆刻本，已是第三次覆刻。参考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第 7
页、第 193 页。
103. 洪迈：《周蜀九经》，《容斋随笔 • 续笔》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394-395 页。
104. 范镇：《东斋记事》卷四，《全宋笔记》第 1 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 年，第 6 册，第 218 页。
105. 黄庭坚：《效进士作观成都石经诗》，《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上册，第 535 页。
106. 关于唐代职业书手的情况，更为详细的考察可参考朱关田《唐代楷书手、书直和经生》一文，见《初果集——朱关田论书文集》，北京：荣宝斋出版社， 2008 年，第 161-170 页。
107. 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古今绝句》，末题：“得杜陵五言七言，凡一伯三十有二首；临川五言六言七言，凡六伯十有三首。日曰《古今绝句》。手写一本，锓木流传，以与天下后世有志于斯文者共之……绍兴二十三年岁在癸酉三月二十九日，钱塘吴说题。”
108. 元吴莱《渊颖吴先生集》十二卷，卷末一行云：“金华后学宋璲誊写”。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日录》称：元刘大彬《茅山志》十五卷，有“明永乐刻本，胡俨序谓原本为张雨所书，至为精洁。”又记菉竹堂叶氏得明刊本《云仙杂记》十卷，“倩友人俞质夫写而刻之”。参见陈红彦《名家写版考述》，载《文献》 2006 年 4 月第 2 期，第 160 页。
109. 李东阳：《括囊稿序》，李东阳著，钱振民点校《李东阳续集》，长沙：岳麓书社， 1997 年，第 182 页。
110. 据《士礼居题跋续记》著录，文林撰《文温州集》，“相传为其子文徵明手书以付剞劂者，故于明人集中最为珍重。”转引自陈红彦《名家写版考述》，同上，第 159 页。
111. 陈尚君辑纂：《旧五代史新辑会证 • 周书十八 • 和凝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3898 页。
112. 苏轼：《书楞伽经后》，《苏轼全集校注》，第 19 册，第 7474 页。
113. 张丑：《真迹日录》初集，《中国书画全书》，第 6 册，第 14 页。
114.《徐铉传》：“徐锴尝以许慎《说文》依四声谱次为十卷，目曰《说文解字韵谱》……铉亲为之篆，镂板以行于世。” 《宋史》卷四百四十一，第 13047-13049 页。
115.《宋史》卷二百八十七《赵安仁传》，第 9656 页。
116. 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见《宋版书考录》，第 548 页。
117. 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第 60 页。
118.《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图片由田振宇兄提供，特致感谢。
119. 范景中：《书籍之为艺术——赵孟頫的藏书与〈汲黯传〉 》，载《新美术》，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9 年第 4 期。
120. 黄惇：《金农研究》，收在《风来堂集——黄惇书学文选》，北京：荣宝斋出版社， 2010 年，第 385-388 页。
121.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全宋笔记》第 2 编，第 3 册，第 113 页。
122. 刘元堂：《宋代版刻书法研究》，南京艺术学院 2012 届博士论文，第 125-1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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