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潮：顾颉刚的民俗研究与古史辨运动

本文转自“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公众号，原载顾潮所著《我的父亲顾颉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

在北大研究所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主任是沈兼士，父亲任助教，是沈氏的主要助手，在编辑室、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风俗调查会、考古学会诸会工作，并编辑《国学季刊》，月薪百元。又以政府欠薪甚久，父亲应沈尹默邀，兼任孔德学校教员，月薪五十元。他依照预定的计划，当1924年8月其祖母的灵座撤除后，便将妻女接到北京，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那时大石作住所中，是他和潘家洵两家同居。

父亲长久体到为学而没有详备的年表和各种索引的痛苦，便愿以数年之力，编成年表、地表、人表、书表四种。因为此事范围太大，学术记载除正史通鉴外，尚须旁求于各家文集笔记之中，非个人精力所能完全担负，需请学界同人相助，于是父亲作《中国学术年表及说明》，刊《北京大学日刊》，征填此表，请大家于读书时见到有关学术者信息即按格式填列寄来。为此年表，父亲及研究所同事很是忙活了一阵，虽限于当时条件未经印行，但来查阅的人非常多，确实为学人提供了极大方便。

不过那时做得最多、成绩也最突出的还是歌谣研究会和风俗调查会的工作。

当时因《歌谣》周刊的编辑常惠（维钧）生病，父亲自1924年4月始代其编辑，并成为主要撰稿人，作了多篇有关风俗方面的文字。

那年，歌谣研究会决定将各地歌谣专集陆续登入《歌谣》周刊，再另印成册，作为该会《歌谣丛书》，其中以父亲所编《吴歌甲集》为第一种。于是父亲将此书重理一过，其间得到许多师友的帮助和审正，如常惠自始至终不间断地“逼我写稿”，魏建功、董作宾（彦堂）“替我标音”。父亲指出当时学术界“对于方言的地位没有充分的了解，至今还有许多人要执住了死文字来驾驭活语言，甚而至于说现在的字没有一个不可在《说文解字》中找出原字的”,他认为“这个观念不打破，不但方言的研究无从进行，即歌谣的著录也有改窜失真的弊病”，希望“大家用了新方法去处理新材料”(《吴歌甲集》附录三）。次年父亲又将整理歌谣所感作成《写歌杂记》十一篇，附入《吴歌甲集》中，其中有根据所集歌谣来解释《诗经》之作，如《起兴》《野有死麕》，及其所引起的胡适、俞平伯、钱玄同的讨论信札。这种开创性的搜集和研究使《吴歌甲集》具有了很高的学术价值。

由于歌谣研究会欲在《歌谣》周刊上多出专号，要父亲挑选一个题目做，他就提出了“孟姜女”。当父亲前两年辑郑樵的《诗》论时，见其《通志》一书中论杞梁之妻“初未尝有是事，而为稗官之流所演成”；又1923年在上海点校姚际恒《诗经通论》时，见其曰“在未有杞梁之妻的故事时，孟姜一名早已成为美女的通名了。”这两次发现引起了他的注意，此后，有意无意地又发现了关于该故事的许多材料，至这时便成为“孟姜女”专号的研究内容了。父亲作的第一文是《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从《左传》所述直引至南宋初叶的材料，指出此故事由“不受郊吊”到“悲歌哀哭”再到“崩城”的变化。此文刊出后，在学术界引起震动，当时正在巴黎留学的刘半农来信表示对此文“佩服得五体投地”，称赞父亲“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你那文章是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还寄来自己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抄得的敦煌卷子中几首唐宋间之孟姜女小曲。魏建功在1962年的回忆里也认为，《歌谣》周刊所出的专号中，“成绩丰富多彩的”是“孟姜女”,“顾先生用研究史学的方法、精神来对旧社会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故事传说进行研究，一时成了好几十位学者共同的课题”，有的帮助收集材料，有的通信讨论故事内容。魏氏说：‘孟姜女专号’“最典型地体现了人们自发自愿、肯想肯干、互相启发、不断影响的范例。”(《〈歌谣〉四十年（下）》）父亲尚未续作此文的下半即宋以后的部分，投寄的材料却已接踵而至，使他“目迷五色，耳乱五声，感到世界的大，虽是一件故事，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所能穷其涯际的，于是把我作文的勇气竟打消了！”

父亲将这些材料和通信都在《歌谣》中刊出，自1924年12月至次年6月，“孟姜女专号”共出了八十版，十二万字。其中的八首歌曲父亲编为《孟姜女故事的歌曲甲集》由歌谣研究会出版，他说：“此为予个人编辑之书第一册出版者。”（日记，1925年10月17日）因为研究所国学门中除歌谣、风俗两会外，其他各学会搜集整理的材料亦不少，而苦于无处发表，故于1925年暑假后，《歌谣》周刊扩大规模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仍由父亲编辑，他的“孟姜女专号”又接着出了七期。在《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文中，父亲批评了当时的风气，他说：“近年来，大家厌倦切实的工作而欢喜说漂亮纤巧的话”，如对某事有不明了之处即说“我是没有考据癖的，这种事情还是让考据专家去干吧”。他以为，“他们不知道在学问上原不当有什么考据专家，考据原是研究学问的方法”；并申明：“我的工作，无论用新式的话说为分析、归纳、分类、比较、科学方法，或者用旧式的话说为考据、思辨、博贯、综核、实事求是，我总是这一个态度。”

1925年春，承风俗调查会之嘱托，父亲与容庚（希白）、容肇祖（元胎）、庄严（尚严）、孙伏园到京西妙峰山调查进香风俗。自从北京大学提倡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以来，始终受财力束缚，正式的调查工作大约只有这一次，而这一次的调查费用仅仅领到五十元，所以调查日期也仅容许三天。由于父亲有“禹为社神”的看法，所以很想领略现在社会（祀社神之集会）的风味，如迎神送祟的赛会、朝顶进香的香会，希望从中得到一些古代社祀的暗示。每年阴历四月初一至十五，为妙峰山进香之期，进香者都是就一种职业或一处居住的地方联络结会，除了祀神之外更施舍用具及食物，并从事娱乐。父亲到了那里，被迷眼的香烟、震耳的鼓乐及身受的款待所感动，只觉得神秘、壮健、亲善的可爱，却忘记了他们所崇奉的乃是一种浅薄的宗教。这使他对于春秋时的“祈望”和战国后的“封禅”得到一种了解；并且从“依亩捐钱”的交纳会费的方式中更可证此种香会真有“社会”的性质。

每年从3月初起，北京城的街道上就渐渐张贴出许多“会启”（此名称是父亲所定），即为各香会的告示，有的简单，仅有此会的名称；有的复杂，说明进香的内容或终年的工作。对于这些“会启”，以前父亲从未注意过，自从1924年春间游三家店，看见数千香客，进了几个茶棚，方始在他经常走过的几条街巷中见到无数的“会启”，他“心中顿时痒得很，恨不得把这些东西立刻抄来，但又老不出脸皮当着许多走路人的面前抄写”。这次父亲下定决心，要去抄录一个全份。他说：“抄录会启是从来没有的事情，所以一般香客都很注意，他们聚着看我。有的疑惑道：‘抄来作什么的？’有的诧叹道：‘他写得真快！’有的重碰见了我，对我笑道：‘又来了！’我本来很怕羞，更经不起他们的注意；要不是受了抑压了一年的好奇心的逼迫，一定是羞怯得写不下了。”不过收集的结果，使父亲知道还有许多香会是没有会启的，他为此而发过一阵空想，想在圣母娘娘庙的门前立一个签到簿，有到必写，他们若是不识字就替他们写，那就不会有遗漏。但父亲也知道这事除了由圣母娘娘托梦给庙祝之外是不可能办到的，若是用了命令式的态度强迫他们做，徒然会把他们吓得退回去而已。

父亲根据所抄的会启——有关香会的第一手文字资料——仔细研究了一番，作成《妙峰山的香会》一长文，论述了香会的来源、组织、活动的日期和内容等，他认为香会的组织极有秩序，在财政、礼仪、警察、交通······各方面都有人管理，有人指挥，“实在有了国家的雏形了”！他又将自己及同人的调查所得编为“妙峰山进香专号”，在孙伏园所编《京报副刊》上连续刊出六期。为了破除一般人以为他们“提倡迷信”的误解，父亲在“专号”之首作《引言》指出：

从前的学问的领土何等窄狭，现在可不然了，学问的对象变为全世界的事物了！

学问的材料，只要是一件事物，没有不可用的，绝对没有雅俗、贵贱、贤愚、善恶、美丑、净染等等的界限。······我们决不能推崇《史记》中的《封禅书》为高雅而排斥《京报》中的《妙峰山专号》为下俗，因为它们的性质相同，很可以作为系统的研究的材料。我们也决不能尊重耶稣圣诞节的圣诞树是文明而讥笑从妙峰山下来的人戴的红花为野蛮，因为它们的性质也相同，很可以作为比较的研究材料。

在“专号”里有一张照片，是父亲等五人从妙峰山“带福还家”的合影，他们每人的帽子上都戴了红花，胸前亦挂着红花，下系一条红绶带，上书“朝山进香代福还家”八个字。

对于父亲的这项工作，江绍原在为该“专号“所作《书后》中认为：“关系于现今的民众宗教的研究，则顾颉刚先生的妙峰山香会调查，在邦人中只怕是绝无仅有的。”

那时父亲应各方邀约而须作的文字很多，如1924年夏，现代评论社成立，由陈源（通伯）主持，来请父亲作文。父亲以无暇而推辞，陈氏便说，那么就写些短文，如同你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读书笔记便可。半年后孙伏园办《语丝》，亦来请父亲，“语丝”这一刊名还是由父亲提出而被同人通过的，后来父亲据笔记中材料作成一些短篇文字《古史杂论》送去刊登。因为父亲屡屡发表些文字，姓名为世所知，所以社会上结合什么团体，每承招致，故而他常日在茶酒宴会之中。当时他曾把和自己发生关系的团体写出一看，竟有了二十余个，分起类来有历史、古物、文学、图书馆、教育、哲学、政治、社会、商业、编辑十种。这真使他惊骇极了！他哪里有这么多的技能，又哪里有这么强的精力！在社会上活动固然有出风头的乐趣，但他哪里爱出这种风头呢，实际上那时他在社会中是到处退避的。

父亲盼望能按照自己的宗旨来治学，那时他无论看哪种薄薄的书，都觉得里面有许多材料是可供旧有问题的研究的，或是可以发生新问题的。因为都是有用的材料，都不忍弃去，抄出既没有空闲，不抄出又似乎负上了一笔债，所以他真不敢随便翻动哪一本书，除了要把它自首至尾读一遍。偶尔生病而休息几日，在病榻中翻读几卷书，就觉得非常快乐。他对友人说：“犹忆先妻死的一年，我的刚周岁的次女寄养在我的叔母处，有一天，她因事把我的次女送交我妻，同眠了一夜，这一夜我的次女的喜乐真是难以形容，看着她的母亲就笑，扪着她的母亲又笑。我回家时，我妻把这事告我，眼泪也迸出了。我现在对于学问的眷恋，何啻襁褓之儿对于母亲的眷恋。但因了种种的牵制，竟把我与母亲分开了；偶然同眠得一夜，心花就要怒放。可恨同眠的机会真是太难得了！”（致李石岑信，1924年1月29日）岂但是读书呢！他的袖珍笔记册积了一抽屉了，里面有许多是见闻所及的抄录，有许多是偶然会悟的见解，很有誊入红格本笔记簿的价值；但是铅笔的影子已经渐渐地渐灭了，急写的字体也有许多认不清了，却还没有动手抄写。在这以前的几年他每年都能记下数册笔记，但在1925年竟连一册也未记毕，可见其繁忙了。父亲叹道：“我真悲伤，难道我过去的努力竟不由得我留下一些残影来吗？长此以往，我的一生也就完了！”

父亲也设法摆脱这种境遇，那时自标居室为“泣吁循轨”，谓自己之生活太无轨道，泣而吁之循。他说：“我感到生命的迫促，人智的短浅，自己在学问上已竭力节缩欲望，更何能为他人夺去时间，所以要极力摆脱这种漩涡，开会常不到，会费常不缴，祈求别人的见舍。可是时代的袭击到底避免不尽，我的肩膀上永远担负着许多不情愿的工作。我只得取一点巧，凡是和我有关的事情总使它和自己愿意研究的学问发生些联络：例如文学方面的要求，我就借此作些民众艺术的文字应付过去；政治方面的要求，我又作了些历史的文字应付了。这样干去颇有些成效。这二年中，我所以和民俗学特别接近，发表的东西也最多之故，正因我把它与研究所的职务发生关系。研究所中有风俗调查会和歌谣研究会，我便借此自隐了。······只是这样做去，虽不致完全埋没了自己，而所做的工作总是'鸡零狗碎'的，得到的成绩决不是我的意想中的成功。”(《古一序》)

父亲对于王国维十分敬重，1922年春曾到上海拜访过他，感到“彼极诚朴，蔼然可亲”（日记，1922年4月18日）。归后又与他通信讨论《顾命》，并在信中表示：自己“惟以拙于言辞不能自达其爱慕之情，私衷拳拳，欲有所问业，如蒙不弃，许附于弟子之列，刚之幸也”。“先生所著书，以新法驭古学，凡所论断，悉为创获”（1922年4月24日）。1924年4月22日，父亲在致王国维信中又表示：“拟俟生活稍循秩序，得为一业之专攻，从此追随杖履，为始终受学之一人，未识先生许之否也？”这年11月，废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清宫，王氏不再任帝师，生计无着，父亲请胡适荐其人清华，说道：“静安先生清室俸既停，研究所薪亦欠，月入五十元，何以度日？曾与幼渔先生谈及，他说北大功课静安先生不会担任，唯有俟北京书局成立时，以友谊请其主持编辑事务。然北京书局不知何日能成立，即使成立，而资本有限，亦不能供给较多之薪水。我意，清华学校既要组织大学国文系，而又托先生主持其事，未知可将静安先生介绍进去否？他如能去，则国文系已有中坚，可以办得有精彩。想先生亦以为然也。”（致胡适信，1924年12月4日）所谓大学国文系，即1925年秋成立之国学研究院，此事得胡适相助而办成。

当1927年6月王氏去世的消息传来，父亲受到“猛烈的刺激”，感到“失望而悲叹”，即作《悼王国维先生》一文，说道：“我对于他虽向少往来，但是恋慕之情十年来如一日。”“本年三月中，康长素先生逝世，我淡然置之。我在学问上受他的影响不亚于静安先生：静安先生教我怯，他教我勇；静安先生教我细针密缕，他教我大刀阔斧。我既是很佩服他，为什么对于他的死倒不觉得悲伤呢？因为他的学问只起了一个头，没有继续加功。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做完之后，他便自以为学问成功了，专要做政治的活动了。······所以学术界上的康有为，三十六岁就已死了。”“至于静安先生，确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他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齐变了节，惟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惟一的重镇。”“他的学问，恐怕一般人要和别的老先生老古董们相提并论，以为他们都是研究旧学，保存国粹的；这是大错误。学问的新旧决不在材料上，而在方法上，思想上。”“他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作经书（圣道）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他把龟甲文、钟鼎文、经籍、实物，作打通的研究，说明古代的史迹；他已经把古代的神秘拆穿了许多。”“为学术界著想，他的死是一个极重大的损失，说不出代价的牺牲。”

朴社与《古史辨》的出版

父亲在北京仍积极参与朴社的事务。1924年9月，盘踞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为夺取盘踞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控制的上海，矛盾激化，爆发战争。双方军队开到闸北一带打仗，那里正是商务印书馆所在地，朴社的上海同人欲逃避战火，不得不搬家到租界，便商议解散朴社，将存款取出来作逃难之用，并将父亲等北京同人的存款寄来。父亲生性是既做一事便不肯轻易放手的，尽管处于欠薪的困境之中，仍欲将此社开办起来，他以为解散一事非上海朴社同人所能决定，就与在北京的俞平伯、吴维清等同人商量，“谓朴社本部当移至北京，由我经理”（日记，1924年9月25日），依照原来办法继续下去。不久又有父亲的中学同学蒋仲川、蒋崇年，以及与父亲辩论古史的刘掞藜入社。在1925年6月朴社的选举中，父亲当选为总干事，至于会计、出版方面，由吴维清和蒋仲川、蒋崇年分别负责。到9月间，朴社的存款居然已经有两千余元了，这是三年来同人勉力积聚的成绩。他们觉得可以开一个小书店了，于是10月就在北大二院对门，即景山东街十七号租了三间铺房，备开门市部，起名为“景山书社”。11月 15 日，书社开业，这是北大附近唯一的书店。

父亲可以实现自己出书的设想了。两年前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辨论古史的文字时，朴社同人就嘱他编辑成书，由社中出版。他当时答应了，但因其中一篇主要的文字没有作完，总想作完后才付印，所以一直没有动手编辑。不想 1925年夏间上海的曹聚仁将这些辨论古史文字编为《古史讨论集》出版了，朴社同人大哗，都来埋怨父亲的一再拖延，以致给别人抢了去。父亲为此当然对社中抱歉，并且看那本书错字很多，印刷也粗劣，就答应立刻编辑，并赶作些文字加入。8月下旬父亲开始编辑，然而一经着手，材料又苦于太多，只得分册出版。他将此书定名为《古史辨》，当时钱玄同认为此名不合适，但父亲未改，在致钱氏信中说：“我所以不换去者亦有故。因为我所作的各种文字，凡收入此编者，其目光皆在于古史。例如与建功辨论《诗经》与歌谣之文，虽与古史无直接关系，但此文既为辨明《诗经》之性质，而《诗经》中有古史材料，《诗经》之考定即可辅助古史之考定，故仍不妨收入。”(1925年9月18日）

《古史辨》第一册至9月中旬便开始付印。其中上编三万字，是在《读书杂志》进行辩论前的文字，可反映辨论古史的由来，父亲以为与胡适讨论姚际恒遗著的来往书信“实开予等治史之门”(《诗经通论序》)，因而置于上编之首。中编九万字，即《读书杂志》所发表者，其中许多问题虽都没有讨论出结果，但父亲认为“我们将来继续研究的骨干却已在这几篇文字中建立起来了”。下编四万字，基本上是在《读书杂志》辨论后的文字，可反映其现在的研究趋向，父亲同时作《答柳翼谋先生》一文收入此编。因1924年柳氏作《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认为父亲以《说文》释“禹”为虫而未能依据《说文》的例，父亲借编《古史辨》之机而作答，文中谈到引《说文》之故是“希望在这些材料之中能够漏出一点神话时代的古史模样的暗示”，以此去建立自己的假设，后因得钱玄同指点，知《说文》对“禹”之释不足以代表古意，遂已放弃，但“依然有旁的证据可以建立我的假设”，并指出《说文》本就没有例，“就是要从文字研究古史，也应以甲骨文金文为正料，以《说文》等随便凑集的书为副料”。父亲说，柳氏“驳斥我的古史说，不免有些盛气凌人，我答覆他的时候还是很有礼貌的，这并不是我要假作谦虚，只因学问之事本不是一时可以决定是非，我从这一点想，他从那一点想，参加讨论的既多，才可以慢慢地寻出一个结论来。他肯和我讨论，原是应当欢迎的”(《顾颉刚自传》，以下简称《自传》)。

父亲为此书写了一篇六万字的自传性的长序，前后历时三个月，海阔天空地把心中要说的话都说出了。为在文中“说明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和我所以有这种主张的原因”，父亲回顾了三十多年来的经历，说明所受前人及章太炎、康有为、胡适、钱玄同等人的影响，认为“我能承受我的时势，我敢随顺我的个性，我肯不错过我的境遇”，所以会建立这一种主张。他强调：“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孑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我的脑髓中虽已播下了辨论古史的种子，但这册书是决不会有的。”父亲重申自己辨论古史“唯一的宗旨，是要依据了各时代的时势来解释各时代的传说中的古史”。他本将两年来搜集到的孟姜女故事分别依时代和地域开一篇总账，来为他研究古史的方法举一旁证的例子，由于材料太多，竭力节缩仍有三万多字，为避免将序文前后隔断，故忍痛割爱，将这部分删去，以后独立发表（题为《孟姜女故事研究》)。父亲在序文中畅言自己治学的快乐与痛苦，他本不愿求人知，但数年来竭力要打造出一个治学的境遇，终归未打出来，就不得不尽量把自己表白一番，希望人家知道之后或许能够帮助自己一些。他在文章结尾表示：“我不愿意在一种学问主张草创的时候收得许多盲从的信徒，我只愿意因了这书的出版而得到许多忠实于自己的思想，敢用自力去进展的诤友。”

在此文写作期间，适逢北方军事紧张之际，奉皖军阀之战已经打到北京郊外，“北京长日处于恐怖的空气之中：上午看飞机投弹，晚上则饱听炮声”。父亲的寓所在北海与景山之间，高耸的峰和塔平时颇令人喜其风景的秀美，到这时竟成了飞机投弹的目标。当炮弹落到北海之时，池中碧水激涌得像白塔一般高，家中的窗户也像地震一般振动了。每天飞机来到时，大家只觉得死神在自己的头上盘旋不去。家人惊恐之余，连水缸盖和门户的开阖的声音也以为是炮弹声。当炮声停止之后，市上更加寂静了，店铺饭馆都是“清理账目”“修理炉灶”“铁门有电”，比了春节的歇业还要整齐。“北京大学的薪金，这两个多月之中只领到一个月的一成五厘，而且不知道再领几成时要在哪一月了。友朋相见，大家只有皱眉嗟叹，或者竟要泪随声下。”父亲说：“在这又危险又困穷的境界里，和我有关系的活动一时都停止了；就是印刷所中，也因交通阻绝，纸张缺乏，不来向我催稿子。我乐得其所，终日埋头在书房里，一天一天的从容不迫地做下去，心中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实足写了两个月，成了这篇长文，——我有生以来的最长最畅的文。”

本来这一册书在1926年2月中旬即印毕，因为等待这篇序文，延至6月才出版。想不到序文竟博得了许多读者的同情，各处报纸为之宣传，于是此书销路大增，一年里竟再版了多次，这样就奠定了朴社的经济基础。

胡适称《古史辨》第一册“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彻猛烈的真实’的精神”（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动摇了两千多年来人们崇信的偶像，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反封建的重大社会意义。此后尽管发生商务印书馆本国史教科书的风波，但不少学术著作已不再将三皇五帝、禹定九州等作为信史，如张荫麟后来撰《中国史纲（上古编）》时，也不讲三皇五帝而是从有文字记载的商代讲起了。

不久又有冯友兰（芝生）、范文澜（仲沄）等入朴社。父亲南下期间，朴社由冯友兰主持社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