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林东：谈怎样讲授史学名著——由陈垣、钱穆、何兹全所想到的

摘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垣开设 “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的课程；60年代初，何兹全讲授史学名著 《三国志》；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钱穆也开讲 “中国史学名著”。三位名家的讲授，风采各异，纷纷彰显大家气度。近读有关课程讲稿、课堂实录及相关资料，深受启发，获益良多。30年前，笔者曾撰一小文《怎样讲授史学名著》，今作此文，以为续篇，一是为了展现三位史学前辈的学术风采，二是为了表明这门课程的重要。

关键词：陈垣 钱穆 何兹全 史学名著

1985年，我在 《河南师大学报》（今 《河南大学学报》前身）发表了一篇题为 《怎样讲授史学名著——记何兹全讲 〈三国志〉》的小文，所论说的是20世纪60年代我读大学本科时，聆听何兹全讲陈寿 《三国志》一书时的简要记载和自己的一些粗浅认识。后来得知，史学界有的朋友读了拙文之后，即开设了有关 《三国志》研读的课程。一位是张习孔，他在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开设了 “《三国志》研读”课程；另一位是张大可，他在兰州大学历史系开设了 “《三国志》选读” 课程，还编印了这方面的讲义。他们把这一消息告诉我，我自然感到高兴。不是高兴我的文章写得如何如何，而是高兴何先生讲《三国志》这件事情产生了影响，高兴的是史学名著确有受到后人关注的魅力。

前几年，读了钱穆 《中国史学名著》（一）（二）两册，这本是钱先生1969—1971年间所开设课程的讲课记录，可谓侃侃而谈，读来使人兴致盎然。我感到对史学名著有了新的认识，对怎样讲授史学名著也产生了新的理解。近来，又有机会读了陈垣所著 《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讲稿 （陈智超编，商务印书馆2014年出版）。据编者说明：“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援庵先生先后在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开设 ‘史学名著选读’和 ‘史学名著评论’两门相关课程，他自己称它们是姊妹课。”[1] 这份 “‘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的讲稿，它写在燕京大学的 ‘点名成绩记录簿’上，共两本。毛笔竖行，全为陈垣手书，也有少量钢笔笔迹。这部讲稿是一个提纲。因为陈垣对于讲课内容已有长期深入的研究，烂熟于胸。所以讲课时根据这份提纲，挥洒自如，许多即兴发挥也十分精彩。读者如结合教学日记和听课笔记阅读，当会有亲切感受和启发。”[2] 这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是陈垣讲授 《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的提纲，尽管不是讲义全文，但我们从中仍可窥见陈垣对这门课程的重视程度和基本要求，进而显示出陈垣的开阔视野和独到见解。

由于这些阅读和感受，联想到20世纪60年代何兹全讲 《三国志》的情景和自己的收获，于是我产生了写一篇 《再谈怎样讲授史学名著》的文章，把所思所想写出来，一是为了展现三位史学前辈的学术风采，二是为了表明这门课程的重要。

一、讲授史学名著的基本宗旨

我在上面提及的 《怎样讲授史学名著》一文中，讲到白寿彝提倡青年教师和本科高年级学生要读一二部史学名著，目的在于：一是借以提高阅读古文的水平，二是借以获得治学的根基。前者是有关阅读能力，后者是有关研究能力。当然，这只是一个概括的说法。

今读陈垣 《中国史学名著评论》一书，开篇就是两则 “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说明”，文甚精炼，照录如下：

取历代史学名著，说明著者之生平，本书之体例，以及史料来源，编纂方法，版本异同等等，俾学者读书、引书时得一明了向导。

教科书、笔记、参考书、史部各书。（约写于20世纪30年代）

取史学上有名之著作，而加以批评。每书举作者之略历，史料之来源，编纂之体制，板本之异同，以及后人对此书之批评等等，以为学者读史之先导。（1946年1月）[3]

这两则写于不同时间的 “课程说明”在课程内容的要点上基本相同，但也有一些明显的差异，即1946年1月的 “说明”，多了一句 “以及后人对此书之批评”，从而提出了对所讲授之史学名著的学术史考察。还有一点值得重视的，是1946年1月的说明，前后两处用了 “批评”一词，而前一处 “批评”，显然是包含了讲授者在内，后一处 “批评”则并非一定包含讲授者。课程名为 “评论”，此处强调了 “批评”，可见在陈垣那里，“评论”与 “批评”本无太大的区别。因此，这至少可以避免一种误解，即 “批评”并非专挑 “毛病”，而是一种全面的评价和深入的分析。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大讲 “史学批评”，发展史学批评，进而推动史学进步。

上引两则 “课程说明”的教学目的，一是 “俾学者读书、引书时得一明了向导”，一是 “以为学者读史之先导”，前者宽泛一些，后者则确指 “读史”，似更符合课程名称的内涵。

钱穆讲 “中国史学名著”时，没有专门写出 “课程说明”，他的 《中国史学名著》一书的 《自序》只是交代了讲这门课的时间，以及这份 “课堂实录”产生的过程，没有涉及讲授这门课程的内容、目的和方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钱穆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他把宗旨贯穿于讲授之中，此即 《自序》中所说“题外发挥，语多劝诫”。他尤其要求人们关注这样两个问题，即史学名著是怎样写出来的，写史学名著的人是怎样的人。弄清楚了这两个问题，也就更深刻理解了史学名著本身，并在自己未来的经历中得到启示，有所遵循。钱穆讲 “中国史学名著”时，像这样的 “题外发挥，语多劝诫”，往往是同讲授课程的基本宗旨相关的。

何兹全也没有关于讲授史学名著基本宗旨的表述，但从他讲授 《三国志》的过程来看，他是通过讲授 《三国志》希望学生们对三国时期的历史和人物有更深入的认识，即把史学名著和史学名著所论述的历史紧密地结合起来，达到叙述历史和解释历史相统一的目的。

陈垣、钱穆、何兹全三位先生都讲授过史学名著，但他们讲授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具有鲜明的特点，概括起来，何兹全重史事，陈垣重文献，钱穆重学术史。凡致力于此者，根据自己的兴趣与发展前景，或走综合之路，或扬一家之长，都是明智的抉择。

二、讲清楚史学名著所记述的历史

这是何兹全讲授史学名著的突出特点。他在讲授陈寿的 《三国志》时，重点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历史大势，二是典章制度，三是历史人物。他讲历史大势，不是按照史学名著的编次按部就班地阐述，而是选择那些足以反映历史大势的篇目，经过融会贯通其所述内容，把相关的重大史事联系起来加以阐述。例如，他以 《三国志·魏书》中的 《武帝纪》、《董卓传》和 《袁绍传》所记史事，概括了三国前期的历史大势，认为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斗争，是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因此，他在讲授这一纪二传所记史事时，都要反复说明，上述斗争从秦始皇开始，降至两汉，而三国前期则是其延续。他这样勾勒历史大势，可以帮助人们读史著时避免就事论事的局限。与此相关联的是何先生通过讲解 《三国志·魏书》中的 《曹爽传》、《夏侯尚传》，揭示了曹氏政权向司马氏政权的过渡，强调指出这是反映三国后期政治形势的两篇传记。而 《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则是魏晋更迭的记录。

通过讲授史学名著而讲清楚相关的历史，不仅要着眼于历史大势，还要关注重要的史事，尤其是与某种制度相联系的史事。如关于魏的 “九品官人法”的由来，从 《三国志·魏书·陈群传》可略知魏初政治及此项制度的设立。如孙吴的兵制是世袭领兵制，这是从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周瑜死后，诸葛瑾、步骘二人上书提出周瑜之子周胤 “还兵复爵”的建议一事所表明。在了解历史大势的同时，了解一些历史上的重要史事，是讲授史学名著重要的一环。

历史是人创造的，讲史学名著总离不开讲人，而人是最难讲的。一来是要在大的历史背景下讲人，二来是要通过具体的事讲人，如何把二者结合起来，是把人讲好的关键。何兹全讲 《三国志》中的历史人物，是做到了这一点的。如把曹操、袁绍这两人置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斗争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则二人的政治倾向、个人气质自然凸显出来。又如何先生在讲 《三国志·蜀书·庞统传》时，用两件事来说明庞统这个人并不高明。一是刘备与刘璋相会，庞统主张以武力除掉刘璋，而刘备认为 “初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主张首先在于结人心，可见庞统短视，刘备远见。二是在讲 《三国志·蜀书·彭羕传》时，指出庞统对彭羕其人 “大善之”，而此人负才狂妄，终以身败，说明庞统不能识人。在讲《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时，他作了这样的分析与评价：一是诸葛亮的 “隆中对”，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是合理的；二是后来为刘备制定的行动方略是有见地的；三是 “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民族政策是诸葛亮的一大贡献。[4]

何先生是治魏晋南北朝史名家，他讲 《三国志》侧重讲 《三国志》所记述的历史并追溯前史，以阐明历史大势。其间，何先生的独立见解多有发挥，显示出一位有个性、有创见的史学家的风采。

三、揭示与史学名著相关的历史文献

陈垣作为近代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奠基人，他讲授史学名著，十分注重揭示与史学名著相关的历史文献，显示出他在这方面的独特风格和高深造诣。

陈垣的 《中国史学名著评论》是一部讲稿，而且并非讲稿的全文，只是讲稿的提纲。诚如该书编者所说：“因为陈垣对于讲课内容已有长期深入的研究，烂熟于胸，所以讲课时根据这份提纲，挥洒自如，许多即兴发挥也十分精彩。读者如结合教学日记和听课笔记阅读，当会有亲切感受和启发。”[5]

我们先从 “提纲”中选出一部分来学习、领会。该书第9-11页，是关于李延寿 《南史》、《北史》的讲课提纲，从中可以看出，陈垣对与 “二史”相关的文献作了细致的考察，共包含以下五个方面。

（一）《南史》、《北史》一般面貌

《南史》八十卷 起宋永初元年 （420），至陈祯明三年 （589），共一百七十年。《北史》一百卷多六十三年，起魏登国元年 （386），至隋义宁二年 （618），共二百三十三年。李延寿撰。《南史》先成，《四库》评其四点最当。[6]

这是交代 《南史》、《北史》的卷帙与所述史事的起讫年代，以及 “四库”著录与评价。其中，特意说明《北史》记事年代多于 《南史》63年。这是历史意识鲜明的一种表现。

（二）“二史”与 “八书”类传设置之比较

一、因 《宋书》无 《文学传》，《南史·文学传》遂始于齐之丘灵鞠，而不补宋之谢灵运、裴松之、范蔚宗诸人。

二、 因 《宋》、 《齐》、 《梁》、 《陈书》 无 《列女传》， 《南史》 遂不立 《列女传》， 而将散见于各传之萧矫妻羊氏等八九人缉出，入于 《孝义传》中，以至男女无别。

三、《周书》亦无 《文苑传》，而 《北史》则取列传中之庾信、王褒等入之，何以 《南史》独不尔？

四、《北齐》、《周书》亦无 《列女传》，而 《北史》则取西魏之赵氏、陈氏等二三人入 《列女》，何以 《南史》 独不立 《列女》？

《陈书》无 《隐逸传》，《南史》之 《隐逸传》有陈一人马枢。《北齐》、《周书》亦无 《隐逸传》，《北史》之 《隐逸传》遂无北齐、周人。

《宋》、 《齐》、 《梁》、 《陈》 无 《艺术传》， 《南史》 亦无 《艺术传》。《魏》、 《齐》、 《周》、 《隋》有 《艺术传》， 《北史》 亦有 《艺术传》。

《梁》、《陈》无 《幸臣传》，《南史·恩幸传》无梁人，有陈司马申一人，并增八人。《周》、《隋》无 《幸臣传》，《北史·恩幸传》无周、隋人。

《宋》、《齐》无 《儒林传》，《南史·儒林》无宋、齐人。

《陈》、《周》无 《良吏传》，《南》、《北史》之 《循吏传》无陈、周人。

《宋》、 《齐》、 《梁》、 《陈》 无 《酷吏传》， 《南史》 遂无 《酷吏传》。《周书》 无 《酷吏传》， 《北史·酷吏传》无周人。

这里涉及的类传有文学 （文苑）、列女、隐逸、艺术、幸臣 （恩幸）、儒林、良吏 （循吏）、酷吏凡八种。从比较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种情况：“八书”中设立了某种类传，有时 《北史》亦设立，而 《南史》一般不设立；“八书”中设立了某种类传，《北史》一般补充有关朝代之人物，而 《南史》则一般不补充。据此，陈垣指出：“何以 《南史》独不尔？”（指不补充 《文苑传》之人物）“何以 《南史》独不立 《列女》？” 《南史》把女性列入 《孝义传》，陈垣批评这是 “男女无别”，等等。

为什么 《南史》、《北史》在与八书的比较中二者处置情况有所不同？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南史》成书早于 《北史》，故在类传设置的考虑上不如 《北史》细致；二是 《南史》面对 《宋书》、《南齐书》两部前朝史家所修之史，协调起来较难，《北史》面对仅一部 《魏书》系前朝史家所修，协调起来较易。是否如此，还可进一步考察。

（三）后人评论及 “二史”体例

《新唐书·李延寿传》，极奖延寿。称其 “过本书远甚，时人见其年少位下，不甚称其书”云。

王鸣盛极诋之，谓其只有两法，一删削，二迁移，学识浅陋，才短，位又甚卑，著述传世千余年，实为幸运云云。

《南》、《北史》无志，志之材料多纳入纪、传中。

《南》、《北史》多以子孙附传。拆八史为一史①，以家族为主，仿于 《魏书》。《廿二史札记》亦谓为不便，因每阅一卷。即当检阅数朝之事云。

《北史》各传改编亦甚，《廿二史札记》 “《北史》改编各传”条可参看。

①笔者按：“拆八史为一史”当系笔误，应是“拆四史为一史”。

这里提到了 《新唐书·李延寿传》、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和赵翼 《廿二史札记》的有关评论，长短各异，此处不来深究。这里要说明两点：一是陈垣指出二史 “以家族为主，仿于 《魏书》”，当是确论。二是 《南史》、《北史》无志，原因是 《宋书》、《南齐书》、《魏书》各有志，加之唐修 《五代史志》，似当以 “八书”皆有志视之，且李延寿亦是修 《五代史志》的参与者。二史无志，在情理之中。

除上引之外，这里需要补充司马光评论 《南史》、《北史》的一段话，司马光说：

光少时惟得 《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讫隋，并 《南史》、《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 《通鉴》，方得细观，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 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繁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7]

司马光称赞 《南史》、《北史》是 “近世佳史”，也是从两个方面说的。一个方面，是说它们 “叙事简径”，“无繁冗、芜秽之辞”，这同欧阳修、宋祁说的 “删落酿辞”是一个意思。又一个方面，是认为李延寿可以与陈寿相比拟。在李延寿之前有很多史学家，司马光为什么偏以李延寿和陈寿相比拟呢？这里有一个原因：陈寿的 《三国志》撰写了魏、蜀、吴三国历史，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李延寿以 《南史》、《北史》总揽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史事，也是一个开创性工作，所以司马光说 “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足见他对李延寿的评价之高。

（四）“二史”增删 “八书”情况

《南》、《北史》两国交兵不详载，自是因各本史偏于自国，不胜其考核之烦。

一、《宋》删多增少；《齐》增多，《豫章王嶷传》则删；《梁》增删各半；《陈》无甚增删。二、《魏》删最多，增绝少；《齐》增甚多；《周》增甚多；《隋》无甚增删。三、《北齐》、《周》成于贞观，每书皆须进呈，故琐碎事不书；《北史》故多增入。

李延寿父大师尝拟著南北史，仿编年体，未成而卒。

“两国交兵不详载”，这是李延寿的聪明做法，也符合他父亲李大师 “编年以备南北”的编纂宗旨和他自己 “追终先志”成一统的心愿。二史增删八书处甚多，赵翼 《廿二史札记》考之甚详。这里，陈垣按宋、齐、梁、陈与魏、齐、周、隋依次作了概括，化烦琐为简明，易于明了。同时，解释了 《北齐书》、《周书》简略，故 《北史》增添史事较多，这也表明李延寿不只是 “抄书”而已。

（五）梳理后世与 《南史》、《北史》相关之文献

《南北史捃华》八卷，周嘉猷，钱塘人，官山东知县，乾隆间人。此书仿 《世说》之例，仍分三十四门，惜其不全。本旧史而自有更正之处。《四库》未著录。

周有 《南北史世系年表》七卷，乾四八刊。

《南北史识小录》，各八卷，沈名荪、朱昆田。不分门目，按原书次第排列，而各著其篇名，殊无谓也，而 《四库》乃著录之。

《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李清撰。

《南北史补志》，天文、地理、五行、礼仪。

如果说上文主要是就 《南史》、《北史》本身或是以二史与八书之关系讨论文献问题，那么，这里就是讨论 《南史》、《北史》问世后，后人之所作而与 《南史》、《北史》相关联的文献了。文中所引五种文献，除李清为明末清初人外，其他都是清朝之人。

其中，周嘉猷的 《南北史世系年表》，另有5卷本 《南北史表》：依次是 《南北史年表》1卷，记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梗概；《南北史帝王世系表》1卷，其余3卷是 《南北史世系表》，记大臣世系。该书对阅读 《南史》、《北史》具有工具书的作用。《南北史补志》，清人汪士铎撰，14卷，含天文 （卷1至4）、地理 （卷5至8）、五行 （卷9至10）、礼仪 （卷11至14）。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说明后人始终有补志之意。至于李清所撰 《南北史合注》曾被人称为与吴任臣 《十国春秋》、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是 “天下不可少之三书”，但从 《来新夏听课笔记》来看，陈垣对李清所撰《南北史合注》一书，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予严厉批评。其一，“《南北史合注》不照原卷数，并改动原来编辑方法。既云合注，即不能动原来次序。《四库简明目录》极称之，然实不合著书体例也。”其二，“注、撰不同。注书可以纠正书之错误，不得改易原书。裴注 《三国》，刘注 《世说》，其不以为然者，多加小注说明即可。撰述不然，撰书自己重新组织，合诸家而成书撰。”其三，“《南北史合注》大改特改，非注书，又曰合注，非撰之体，此为著书之大毛病。”[8]陈垣借着介绍 《南北史合注》一书，把 “注书”与 “著书”、“注”与 “撰”讲得十分清晰、可辨，同时严厉地批评了不合体例的学风和文风，今天看来，仍有针砭时弊的意义。

关于与 《南史》、《北史》在流传中所产生的相关文献，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抄录和摘编，二是补撰和注释，三是比较和考证。这三种情况，各有产品，或存或佚，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 《南史》、《北史》的流传及其影响，这在文献学史上是值得重视的

综观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陈垣是从史学名著自身及其在流传中与之相关的撰述，就文献上的状况、得失、价值一一作了介绍和评价，其间时时处处涉及读书、治学、学风等问题，可见侧重于文献讲授史学名著，殊非易事。如若细察 《来新夏听课笔记》，看看陈垣讲授 “前四史”多涉及材料来源、编纂方法、版本异同、后人评论等，有时还牵涉疑难问题，如 “文章得失”、“范蔚宗谋反问题”等等，就更加认识到讲授之不易，惟其如此，听者当受大益。

四、围绕史学名著而展开的学术史考察

钱穆讲史学名著的特点，是围绕史学名著而展开有关学术史的考察，从而把史学名著的精髓显现出来，它在史学史上的地位也就十分明确了。如他讲杜佑 《通典》一书，有关学术史方面的内容和对 《通典》本身的分析，几乎各占一半的篇幅。

钱穆对于学习、研究历史的青年朋友，有一个总的要求，即认识时代和学术。他说：

我们学历史的人，第一要懂得时代，时代自然会变，从来历史上，古今中外，没有不变的时代。我们又要注意到每一个时代的学术。学术不仅要跟着时代变，还要能创新。有了学术创新，才能跟着有时代创新。[9]

认识时代与学术的这种关系及其重要性，有两点意义：一是推进对学术之社会价值的认识，二是为认识学术史提供了总的前提。

围绕着讲授杜佑 《通典》而展开学术史的考察和评论，钱穆阐述了这样几点看法：

第一，在 《通典》问世之前，“从周公 《诗》《书》到孔子 《春秋》到司马迁 《史记》，正是在那里一步步地翻出新的来，一步步地有创造。下面从班固 《汉书》到陈寿 《三国志》、范蔚宗 《后汉书》，乃及其他在 《隋书•经籍志》里所见的史书，大体都是在走下坡路。他们仅能模仿，又仅能在小处浅处模仿。而刘知幾 《史通》，也仅是这样，也仅能以从小处浅处着眼。”[10]总的来看，从东汉、魏晋南北朝到唐初，是中国古代史学的 “衰微”时期。

第二，在 《通典》问世以后，“……在史学方面，唐代也有一番创造开新。论其成果，似并不比韩柳古文运动、李杜古诗之成果为小。这就是杜佑的 《通典》。这部书，可以说在中国史学里是一个大创辟。而这一种大创辟，也可以影响时代。”此前，中国史书有记事体如 《尚书》中的 《周书》；有编年体，如孔子 《春秋》；有 《纪传体》，如司马迁 《史记》。“以后史学上只不过沿袭这三体，到杜佑 《通典》才有第四体，并通称之曰 ‘政书’。因其专讲政治制度，所以称作 ‘典’。可是这种政书，在中国史学里来讲，也可说是中国的通史。”[11]“所以讲制度史就是中国的通史，创其始者是 《通典》。此下有《通志》、 《通考》、 《续通典》、 《续通志》、 《续通考》、 《清通典》、 《清通志》、 《清通考》”。[12]

第三，与西方作比较，“诸位读西洋史，在第九世纪时，真是很不像样。现代国家如英国、法国等，都还没有。可是读杜佑 《通典》这部书，当时中国的各项政治制度，已经更历了几千年的因革变迁。所以说中国文化深厚，一如今天我们大家讲的 ‘伦理’。伦理不仅是在家孝父母，更大的伦理，应该是能治国、平天下。中国人的传统政治，也应为伦理所包括。”[13]

第四，要了解名著是怎样被写出来的，同时要懂得写此书的人。钱穆指出：

像 《通典》这样的书，却该细读。要学他怎样地来写这书，要学到它 “详而不烦，简而有要”，把群经、诸史，各代文集一起拿来，这一种编纂方法，正是何等体大思精。若诸位自己懂得这方法，将来自己写书始有基础。我们更要晓得，要读一部书，还该懂得写此书的人。我们能知学那写书的人，才是学到了他书的精神，成为一种活的学问。我们读杜佑通典，也该要能想见其人。[14]

这是讲授史学名著过程应当遵循的一个原则。这里强调了研究对象是怎样产生出来的，以及创造这研究对象的人是怎样一个人。一般说来，当人们了解了 “写这书”的深意和艰难，了解了 “写这书”的人之旨趣与经历，则必然对 “这书”有更深刻的理解。正如章学诚论知人论世所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15]

上述四个方面的有关学术史问题，从纵向上看，不论对 《通典》问世之前还是问世之后的分析，都有明确的阐释；从横向上看，大到世界范围，小到 “该懂得写此书的人”，上下兼揽，言及巨细，把《通典》及其作者杜佑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论述得清晰、透彻，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然，就学术观点来说，上述有关学术史上的一些问题的判断与评价，人们或许并不完全赞同钱穆的观点与说法，如说从班固往下，直至 《隋书·经籍志》里所著录班固 《汉书》此后的史书，“大体都是在走下坡路”，这不免有些绝对了。别的理由姑且不论，就从钱穆先说所肯定的 “二十四史”来说，自班固至唐初所修八史，就有十四部 “正史”成书于此时。又如，说刘知幾 《史通》 “不仅不能创，它仅是代表一个衰世的史学，仅能在枝节问题上零零碎碎作批评。”[16]这里似也有两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斟酌：一是所指史学的 “衰世”是否恰当？如以 《史记》为标准，这时期确无可与 《史记》比肩之书；如从史学发展的趋势来看，《隋志》著录之史书则远过 《汉志》所著录之史书。要之，史学在更大的范围、以更丰富的形式发展、变化，似不应视为 “衰世”。二是刘知幾在史学上的地位，不是以他是否写出一部编年体或纪传体的巨著作为评价尺度，他的特殊的史学地位是他十分自觉地全面反省以往的史学成果，犀利地指点得失，开系统史学批评之先河，虽也存一些批评失当之处，但其开创之功还是受到古往今来许多学人的称赞和好评。

此处举出以上二例，只是为了说明，尽管人们可能在学术史的某个问题上不赞成钱穆的观点，但是，这同他以史学名著为中心而展开的学术史论说，用以讲授史学名著的思路和方法，并无不谐之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思路和方法，对于讲授者来说，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个要求，按我的理解，既需要通识，也需要深入浅出。显然，这是需要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积累才能达到的境界。

钱穆讲授 《通典》时，首先分析了 《通典》的逻辑结构，他结合乾隆皇帝为重刻 《通典》所作的序文指出：“从食货开始，就是 ‘先养而后教’，下面是 ‘先礼而后刑’、‘安内以驭外’，‘本末次第’都有条理。我们只从这一大体上，就可看出 《通典》之 ‘体大思精’。”[17]关于 《通典》的具体内容，钱穆举《选举典》为例，写道：“光是关于选举制度，一来是叙述这制度，一来是网络历代各家各项批评”，[18]认为这对后人了解历史非常重要。

对于 《通典·礼典》，钱穆格外强调，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理想是礼治”，“一部 《通典》里，很大的贡献就在这里。”[19]在简略地讲述兵、刑、州郡、边防之后，还强调礼、乐的重要，他说：“在中国历史上，明明是一路下来有此两项，至少，今天的我们也该有人知道此所说礼乐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些礼乐，又和政治有什么一种关系？我想学历史人，至少有此责任。那么最先便应该翻翻杜佑 《通典》。可以说，杜佑 《通典》实在是中国史学上一部独创的书。”[20]钱穆对 《通典·礼典》的分析，颇多真知卓见。在讲授 《通典》这部史学名著的最后，钱穆对杜佑作了如下的评价，他认为：

杜佑心里并非仅为史学，他不是只为自己要做一个史学家来写一部历史，而是对国家、社会、政府、上下古今，他有他一个研究的方面。杜佑说：太上立德，我是学不到。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杜佑至少是一个有心人，他不是限制在史学里面专讲史学。[21]

在讲授一部史学名著的最后，对名著作者作一个概括性的评价，既是情理中事，也是人们在认识上所需要的。诚然，我们还是应当称杜佑既是政治家，又是史学家：“他是精通政治的史学家，他又是洞察历史的政治家。”[22]

五、赘语

以上就三位史学前辈讲授史学名著的特点略申个人的一点浅见，也算是反映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愚者之思罢。当然，历史、文献和学术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这里只是就其主要侧重面而加以讨论的。

讲授史学名著，可以使人们进一步懂得历史、史学、史家，从而更加明确治史之路，为史之道，用史之途，做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史学家。

讲授史学名著，可以从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和中国史学的魅力，从而增强人们的历史观念，丰富人们的历史智慧，培育人们的历史精神，有益于提高人们的人文修养。

讲授史学名著，自不必局限于古代部分，近代以来，中国史学亦不乏名作名著。约当2000年世纪之交之际，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汇集了当时已故30多位史学家的50多种著作，深受学术界的好评。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马宝珠主编的 《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提要》一书，书中评价了100种历史著作，评价文章多出于名家之手，故该书有 “名家评名著”的美誉。上述丛书与 《提要》，或可作为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学名著时的参考。

讲授中国史学名著，是教学工作，也是研究工作；没有深入的研究，教学搞不好；有了深入的研究而不讲授，史学名著的影响力难以扩大。因此，研究和教学的融合，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基础。笔者因受陈垣 《中国史学名著评论》一书的启发和他本人致力于此项工作之认真态度的教育，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乃为此文，藉以自励并向同行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