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结婚姻：从小共同体习惯法到近代国家登记

这篇文章深入探讨了婚姻制度从小共同体习惯法到近代国家登记的历史演变。文章追溯了中国和西方婚姻的传统基础，强调了家族和社区在婚姻缔结中的核心作用，以及国家科层组织介入的逐步过程。文章的价值在于对婚姻神圣性的探讨，以及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在婚姻观念和管理上的比较分析，为理解婚姻的历史和文化意义提供了丰富的视角。

缔结婚姻：从小共同体习惯法到近代国家登记

文 | 李竞恒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传统社会，婚姻的建立最初都是依靠一套习惯法，在两个家庭或家族之间形成的契约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最初不需要国家科层组织的介入。

从代表先秦贵族阶层的《仪礼·士昏礼》来看，当时士阶层婚姻关系的建立，从纳彩、请期、亲迎、醴妇、奠菜等所有环节，都是在以家族小共同体范围内进行和操作，背后的神圣性是以家庙等来提供的，命词“往迎尔相，承我宗事，勖帅以敬先姒之嗣”，也指向家族的神性，以及贵族家族之间的习惯法规矩，而和国家科层组织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国家科层组织尝试介入婚姻登记，和战国以来编户齐民制度的建立有关，为了更好地统计户口和劳动力。

成书于战国三晋地区，和法家思想关系比较密切的《周礼》中，就提出了婚姻登记的想法，《周礼·地官·媒氏》“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

根据东汉郑众的注解，这是要求政府设立媒官这一部门，负责婚姻登记和婚姻管理。

显然，战国编户齐民官僚制国家的出现，使得婚姻的缔结和管理开始进入国家科层组织管理的视野，只有经过了国家科层登记才婚姻有效。

从秦律的材料来看，当时官府对婚姻是进行登记管理的，如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中有“女子为人妻，去亡，得及自出”，“已官，当论，未官，不当论”，“官”就是在官府的婚姻登记。

《法律问答》中还有“弃妻不书，赀二甲”，即离婚不到官府进行书面登记，会受到严重的罚款处理。

岳麓秦简法律中也有规定：“十三年三月辛丑以来，娶妇、嫁女必参办券。不券而讼，乃勿听。”（陈长松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第130页）

即秦始皇十三年以来规定，必须在官府进行婚姻登记，并办理相关证件。如果没有证件，那么所有相关的诉讼，官府都不予受理。

从当时常见的户籍简牍中，也会按照编户登记其妻、儿的信息，这种登记管理显然有利于国家科层组织对劳动力、兵役、税收方面的管理，但婚姻便从先秦那种带有一定神性的小共同体习惯契约层面，向更接近“现代”的婚姻模式转变。

当然，汉以来儒学重建社会，鼓励宗族重建的同时也重建士昏礼之类，将其引入更接近小共同体习惯法“礼”的层面。

根据先秦贵族习惯法“礼”的精神，即《礼记·昏义》所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

意思是，婚礼的意义是将两个家族小共同体凝聚为合作者，通过婚礼建立的家庭，要对祖先的神庙负责，也要开枝散叶，养育子嗣，形成一个死者、生者与未出生者的神圣共同体，也是一条生命的河流，所以君子认为婚礼是有“神圣性”的。

这就意味着婚礼的本质是小共同体“二姓之好”为基础的，是习惯法层面的契约、合同为基础。

这种基于家庙礼俗的婚礼仪式，在先秦贵族习惯法中，有繁复的内容，《仪礼·士昏礼》就包括了纳彩、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等六个主要程序，称为“六礼”，前五个部分，是在女方家的家庙中举行的，也是带有神圣性的。

最后确定下来，要举行亲迎，时间选定在黄昏，婚礼古称“昏”就是因此，现在江南一带，还保留着黄昏时候举行婚礼的传统习俗。

因为这个时间点，既不是白天，也不是黑夜，而是阴阳交汇的时间，对应着人伦的阴阳合作。

女家在家庙为祖先准备了竹席，还有神灵坐的凭几，新郎亲迎之后，对席共牢“三饭”。

这一礼仪，简朴而肃穆，新人夫妇都是穿以黑色为主体的服饰，乘黑色马车，也没有大红大紫的吹吹打打，甚至有一点淡淡的哀伤，女方家三天不熄灭庭院的火炬，男方家三天不演奏音乐。

古老的庄重肃穆之礼，也是神圣性的体现。

后世婚礼多用大红盖头，其实是元朝以来不断涌入西北外来游牧文化的结果，中亚很多族群都有婚礼红盖头的习俗。

很多人对“传统婚礼”的想象画面是“红盖头一拜天地”，这其实并不是中国传统古礼。

当然了，红盖头之类在民间既然已经成了“民俗”的一部分，作为“俗”当然可以用，但需知这不是“礼”，这点需正本清源。

以至于现在要穿西装、婚纱拜天地、拜父母，作为一种“俗”，也未尝不可，反正拜拜天地，也还是有点“神圣性”的。

当然，“礼俗”之间，还可以进一步细分，礼是大传统的经典，是神圣来源。但后世无法复用古礼，因此只能从权，有了朱子家礼之类，其实也是礼。

俗，则是民间大红盖头之类，是小传统。

对于俗，当然需保护，但破坏婚礼神圣性的一些“俗”，如《汉书·地理志》、《风俗通》佚文等都记载有，至迟从汉代开始就有的“闹婚”民俗，这些很可能起源于史前的原始狂欢。

作为一种“俗”，自然古老，但却是消解婚礼神圣性的，而且不符合公序良俗原则，因此需要“礼”加以教化和改变。

魏晋以后不断儒化的法律中，都基本未见国家婚姻登记的情况，而是对礼俗的尊重。

在《唐律疏议》中的户婚部分，主要是围绕缔结双方小共同体之间的私约、财产等展开，对于“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唐律显然维护的是两个家族之间私下约定的契约、合同关系，违背私人契约、合同要被惩罚，但婚姻的展开国家科层组织并不介入。

民国时期学习西方近代欧陆民族国家法律的《民国民律草案》，才出现了秦律那样的婚姻登记规定。

世界各民族的婚礼最初都具有传统礼俗甚至宗教文化的背景，这些根植于古老小共同体的礼俗与文化，都是自带“神圣性”的。

在西方传统社会，婚姻同样一直以来是属于家族、社区、教会等层面的一种习惯和契约，由国家科层组织来越俎代庖提供婚姻合法性，是非常晚近的法国大革命以来民族国家时代的产物。

如古希腊罗马的婚礼，被视为家族宗教圣火、祭祀关系的内容，是神圣的礼仪。“妇人加入了夫家的宗教，这诚如柏拉图所言，是由神所使然的”，“这种神圣婚礼在印-欧族中，大约与家庭宗教有着一样的古老历史”。（[法]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7页）

在罗马法中，根据当时习惯，将婚约视为双方家长缔结的契约，结婚方式分为时效婚、买卖婚、共食婚三种，但都不存在国家登记之说。

尤其是贵族的共食婚，有强烈的宗教神性色彩，必须要有大祭司、优批特神官的参加，经过祭神和神官诵读祈祷词后礼成。这种婚礼高度基于氏族小共同体、习惯法。

在日耳曼法中，婚姻的合同由双方家长达成，也是一种基于小共同体的实行本位。结婚方式为缴纳聘礼和晨礼，也是在双方家人之间根据习惯进行，没有官僚组织的介入。

在欧洲中世纪，婚姻被视为“七圣事之一”，但这种“圣事”的圣性，不是基于世俗机关的民事登记或程序，而是基于传统礼俗、社区教堂举行仪式之类的。

在基督教统治的时代，欧洲传统婚礼，由教士来建立婚姻合法程序，宗教法规汇编《伪艾西多尔》中规定婚姻需要双方婚约、彩礼，以及“教士的祝福”，共同构成婚姻有效的必须因素。

另一个法规汇编《小本尼狄克院规》中也规定，家长的婚约、嫁妆，以及教士祈祷、圣餐、僧侣祝福共同构成婚礼合法性的要素。

即无论是古罗马、日耳曼蛮族还是基督教欧洲，婚姻合法性的基础都不是由国家科层组织来确定的，而是由小共同体、习惯法、宗教来确定。

婚姻的民事机关登记，其实是很近代的产物，起源于法国革命。

1791年《宪法》宣布婚姻是纯粹世俗化的民事契约，取消了传统宗教礼俗和社区小共同体提供的这一背景。

1792年规定新婚夫妇的结婚必须首先到居住地的市政府登记，才受法律承认。

所有市政府，必须有一名副市长专门负责婚姻登记，类似《周礼》中的“媒氏”这一官僚角色。

此后的《拿破仑法典》规定，结婚应在政府工作人员处登记，登记簿在签名后送存于当地法院的书记课。

1896年公布的《德国民法典》1312条中也规定民事官员应该将结婚登记于婚姻登记簿。

相比之下，英美普通法对婚姻习惯有更接近传统社会的态度，对于没有在政府进行结婚登记的男女，但他们根据习惯、习俗以夫妻名义，并以结婚为目的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也认定为合法的婚姻形式。

就是说，现代欧陆为代表世俗国家的民政登记管理，其实取代了古代家族、社区基于古老礼俗的内容，用世俗性取代了古老的“神圣性”。

这种覆盖全民的婚姻登记管理，从现代国家的治理角度，当然是必要的，因为这对于户籍信息的管理、财产权的保护、税收的清晰、对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效忠等都是有意义的。

但是，这些部分，却和婚姻古老的“神圣性”关系不大。而普通法中，则给传统小共同体礼俗神圣性的婚姻建构，留下了一些空间。

现代东亚的结婚由政府登记，是学习近代欧洲大陆法的产物，换言之，如果按照中国的古礼举行婚礼而不进行近代欧洲大陆式的政府登记，也是可以得到普通法承认合法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