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1966年8月24日，写了《茶馆》《骆驼祥子》的著名作家老舍在北京西城区太平湖边坐了一天，跳入太平湖。
《老舍之死口述实录》中这样描述跳湖后被捞上来的老舍：见到他已被人捞了起来，平放在地上。他嘴、鼻都流着血，上身穿白汗衫，下身穿蓝裤子，脚上的黑色千层底鞋子，白色的袜子等 都干干净净，可见那是他把头埋进水中之后，自己用双手硬性扒住湖崖石头淹死的。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还漂在水里没有沉下去。
1951年，老舍热情满怀地在《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里描写了一个个“控诉大会”，15年以后，他遭遇了他笔下描写的场景，只是他自己成了这场景的悲剧主角之一。
8月23日，老舍自杀的前一天，下午三点，太阳还很大，一脸懵的29个文联、文化局的“问题人”（肖军回忆说是29人，王松声回忆是三四十人）被叫到一起，每个人脖子上被套上一块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在院子里站成一排。一小时后，他们被赶上卡车，女红卫兵拿着皮带，让大家低头，跪下，有的人蹲下，老舍蹲下时问旁边的王松声，松声，这怎么回事﹖然后说他刚出院，能不能不跪。
卡车把他们从机关运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的院子里，小兵们架起火堆，焚烧戏剧服装和书籍等。而他们从卡车下来后，在火堆前围成圈，头顶地跪着，任由几百名红卫兵毒打，有的用舞台道具木刀、长枪和金瓜锤乱打，有的解下腰间的军用铜头皮带狠狠抽打。
29人中有端木蕻良、肖军等，老舍跪在肖军旁边，脸色煞白，额头有血流下来。据肖军回忆，他们被毒打的三个多小时里，没人制止，也没人打电话报告市里和中央的领导请他们来制止暴行。但是浩然说他主动给文化部打电话，还派人跟去了文庙想保护老舍，“当听说老舍在孔庙被打伤，又派车把老舍接回文联。却赶上串联的红卫兵聚在院子里，让老舍站在高台阶上，接着批斗。老舍打了红卫兵以后，我打电话通知西长安街派出所，派车将老舍接走。意在保护老舍。”
老舍被带回到北京市文联，继续挨打。当时在场的作家杨沫也在日记中写道：“在文联楼门前的台阶上，有几个女学生紧围他，询问他，不时还用皮带抽打两下。我们都被迫围绕在这个会场边。当时，我不敢走开，站在旁边，心如火燎。我们中的一位作家还当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
杨沫口里的“一位作家”叫草明，草明说：“开始时红卫兵没有打老舍。我说过一句，就是‘他还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外国人’。就说这么一句。”
后来老舍又被送到公安局，半夜获准回家，并被命令第二天还要去机关接受“批斗”。
老舍的儿子舒乙在《父亲的最后两天》中说，8月23日被“斗争”后，父亲深夜回到家中，告诉母亲说：“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指周恩来）是最了解我的。”
很多文章说压死老舍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亲情，说子女和他划清界限，说夫人对他冷漠，还引用老舍的话说，自己家屋外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子女们又都在极“左”思潮压制下，被迫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
我认为这个理由不成立，家人划清界限又不是23日、24日那两天发生的，但之前他并没自尽。我觉得压死老舍最后一根稻草是，跪在地上挨打，身体疼痛和丢尽知识分子颜面不说，第二天还得继续去挨打！第三天呢，难说会不会继续跪着挨打，以后呢？这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的恐惧，让他最终绝望。
第二天，老舍离开了家，却没在机关中出现，而是去了太平湖，像《八月骄阳》中所写那样，在湖边的长椅上默默坐了一天，红卫兵拎着铜头皮带到他家中没见到人。
25日清晨，太平湖中发现了老舍。北京市文联开出了一封“我会舒舍予（老舍本名－－笔者注）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的公文介绍信后，儿子舒乙到火葬场办理老舍的火葬手续，但不允许带走骨灰。
1978年，老舍得到平反，恢复“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墓碑上刻写着老舍的一句话：“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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