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眼中的“买办文人”胡适到底算不算汉奸？

昨梳理和发表《陈寅恪“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的投降言论是怎么出现的》一文后，讨论者甚众，集中的观点大多是批评陈氏作为文人的脆弱和对形势判断的错误，但较之于民国时期另一位更为大名鼎鼎的汉奸知识分子胡适来说，陈寅恪的言论几乎没有可以指责之处，“软弱而已”。

那胡适是汉奸吗？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阵营分明，交锋频繁。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确实出了很多大汉奸，比如巨奸汪精卫和周佛海、汉奸文人周作人、汉奸作家胡兰成等等，这个名单此处不一一列举。

胡适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发表过多篇或妥协、或投降、或割据的政论文章，观点明确，因此被指认为汉奸一类。

1954年，大陆开始批判胡适，直至1980年代末方为稍止，此间三十余年，胡适在中国大陆是绝对的臭狗屎，是人人唾弃的蒋介石政治集团帮凶和资产阶级反动文人。

1990年代，中国大陆学界开始了对民国学人批判的反思，以正常的学术交流取代了此前数十年间的政治批判，对胡适等人的评价也逐渐趋于客观的学术研究。

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在完全抛弃学术和思想自由的前提下，对1949年后迁往台湾或海外的一批文人进行笔耕不辍的讨伐，以绝对的政治立场去进行全盘否定式的批判，对胡适是汉奸的这一观点正是在此期间屡传不绝。

基于此，今天也来对“胡思是汉奸”这一观点进行材料的梳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胡适在“七七事变”后“放弃东三省”的主张。

依据一：1937年8月6日，胡适在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中提出以外交的方式解决与日关系：“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此信内容照录如下：

介石先生：

我所欲陈说者，只有一句话，就是在应战之前，还应该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

理由有三：

（1）近卫就任之前，曾有一个根本要求，要求军人不得阻碍他的外交政策。近卫内阁所以不放弃和平路线者，正以此故。我们应不可放弃这个机会。

（2）日本财政确有根本困难，故和平解决并非无望。

（3）我们今日所有的统一国家雏形，实在是建筑在国家新式军队的实力之上，若轻于一战，万一这个中心实力毁坏了，国家规模就很难支持，将来更无有较光荣的和平解决的希望了。

外交努力的目标有二：

（1）彻底调整中日关系，为国家谋五十年的和平建设的机会。

（2）充分运用眼前尚有实力可以一战的机会，用外交方法恢复新失的疆土，保全未失的疆土。（若待察、绥、鲁、冀、晋五省全失陷之后，更难为力了。）

普法战争之后，凡经四十四年的和平关系，法国有了俄国的同盟、英国的协约，然后可以一战。今日我们力量远不如当日的法国，而又没有一个帮手，岂可轻易放弃和平解决的路线？

今日为国家设计，必须用最大努力求得五十年励精图治的机会，使国家有资格可以为友，也有资格可以为敌，方才可以自立于世界。凡能为国家如此设计者，终久必能得国人与世界的谅解与敬爱。

至于外交的方针，鄙见以为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

论者每怀疑此说，以为敌人必不能满足。此大误也。日本人对于满州之承认，真是梦寐求之。彼应知我国必不肯放弃，故造出不需要承认之说，其实彼万分重视此一点，因为彼应知我不承认则国联会员国与美国皆不肯承认，故彼四年来在华北的种种暴行，十分之一、二是对俄，十分之八、九是要造成种种之局势以逼迫我国之承认满州也。

故我方外交方针必须认定东三省之放弃为最大牺牲，必须认定此最大牺牲是敌人最欲得而愿意出最大代价的。认清此主要之点，则外交必可为，否则外交必大失败。

此是最扼要之点，千乞　留意考虑。

关于外交之手续，似宜分两步：一步为停战撤兵，恢复七月七日以前的疆土状态，以为“调整中日关系的正式交涉”的初步。第二步为正式交涉，可于两、三个月以后举行，由两国从容筹备，切不可再蹈以前覆辙，于手忙脚乱之中自丧重要权利。

以上为关于外交方针及内容的鄙见。

论者又谓，“国家准备抗日，于今六、七年，岂可不战而屈？况且，　蒋先生的庐山谈话已公布于世，今日义无反顾。”鄙意以为，大政治家谋国，切不可将一人或一党之政治前程与国家的千年大计混作一事。大事当前，只赖领袖人物负责立断，不可迟徊瞻顾，坐失时机。成败存亡系于　先生谋国之忠，见事之明。如果　先生认清国家五十年的和平是值得一切牺牲的，那么，只有掬至诚请求政府与国人给　先生全权作战前之最后一次和平努力。一切悠悠之口，反对之论，都不能阻碍一种至诚的责任心。此可断言也。

明朝政治家张居正自言，中进士后，即发一弘愿，愿以身为草荐，任人寝处其上，溲溺其上，而无怨言。此是中国第一政治家以身许国的风度，　先生信奉耶稣教义，定能了解此“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之中国哲人风范也。

诚恐面谈不能尽所欲言，故写此函作补充之用。敬祝　先生为国家郑重。

胡适　敬陈。

廿六、八、六。

依据二：1933年3月22日，鲁迅在《出卖灵魂的秘诀》文章中大骂胡适为“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为何家干。亦全文照录如下：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1〕”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 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 “日本朋友”上条陈。

据博士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见报载胡适之的最近谈话，下同）。这是值得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不，法子是有的。“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 —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

可惜的是这“唯一方法”的实行，完全要靠日本陛下的觉悟。如果不觉悟，那又怎么办？胡博士回答道：“到无可奈何之时，真的接受一种耻辱的城下之盟”好了。那真是无可奈何的呵——因为那时候“仇恨鬼”是不肯走的，这始终是中国民族性的污点，即为日本计，也非万全之道。因此，胡博士准备出席太平洋会议〔2〕，再去“忠告”一次他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国并不是没有法子的，请接受我们出卖的灵魂罢，何况这并不难，所谓“彻底停止侵略”，原只要执行“公平的”李顿报告 ——仇恨自然就消除了！三月二十二日。

〔1〕“五鬼闹中华”胡适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期（一九三○年四月）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辩护，认为危害中国的是“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2〕太平洋会议指太平洋学术会议，又称泛太平洋学术会议，自一九二○年在美国檀香山首次召开后，每隔数年举行一次。这里所指胡适准备出席的是一九三三年八月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五次会议。上面文中所引胡适关于“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等语，都是他就这次会议的任务等问题，于三月十八日在北平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时所说，见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申报》。

依据三：1941年5月，时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和宋子文等与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作者注：亨利·刘易斯·史汀生，1929年—1933年任美国国务卿，1940年—1945年任美国陆军部长）等餐会，席间胡适谈及他在1933年的太平洋会议上曾做主张放弃东三省的演说，会后遭到当时已卸任国务卿的史汀生的斥责。

当时宋子文正以蒋介石代表的名义常驻美国争取美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外交部长继续留驻美国。1941年5月20日，宋子文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对胡适与史汀生这一往事进行了汇报：

适之言数年前太平洋会议时，深觉中国既无外援，又无充实军力，足御强寇，固在演说中主张放弃东三省。会后承斯汀生（即史汀生）诫适之：“东北问题，牵涉三千余万中国同胞，君何得肆意断送！”数月后，适之细思斯君之言，颇为感动，因寄书谢过。斯君善意，至今未敢感忘。

读过几篇骂胡适的汉奸卖国贼的文章，在引用上述材料时大多是这样写的（大意）：

九一八事变之后，北大文学院院长兼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的胡适对宋子文说：“深觉中国既无外援，又无充实军力，足御强寇，故主张放弃东三省，以换和平。”宋子文斥责胡适：“东北问题，牵涉三千余万中国同胞，君何得肆意断送！”几个月后胡适写信给宋子文道歉：“适之细思斯君之言，颇为感动，因寄书谢过。斯君善意，至今未敢忘。”

每读至此处均哑然发笑，这些连材料都看不懂的人也只能写出人云亦云的拼凑式文章了。

依据四：教员的名言“卖国有理的文化，都叫买办文化，或帝国主义文化，汉奸文化，买办文人胡适，汉奸文人周作人之流，就是推行买办文化的代表人物。”

此前我有一文《岳南的《南渡北归》到底值不值得读？顺便说一嘴“买办文人”胡适与“汉奸文人”周作人》提到了这句话，出自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根据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讲演稿基础上而来。

毛泽东对胡适的评价不仅是“买办问人呢”，还是战犯“罪大恶极的帮凶”。

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在电文《热烈祝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中说：“我们的八个和平条件的第一个，就是惩办战争罪犯。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争罪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

除此之外，胡适参加“低调俱乐部”、组织对日研究会等等行为都是他作为“汉奸”的证据。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胡适在抗日战争初期是绝对的主和派，不主张甚至反对对日作战，这和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思想如出一辙，但依此说胡适是汉奸的，感觉颇有点像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是汉奸一样有些言过其实。

胡适是民国时期知名度和影响力都最大的知识分子（没有之一），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公知的领袖，他的文章就是今天绝对的超级头部大V自媒体，在军政文化等社会各界的影响力都很大。

但是，主和派就是汉奸吗？胡适有背叛国家投敌和为日本人或者伪政府工作吗？显然没有！

且胡适在抗日期间的对日态度，则有多次转变的过程，淞沪会战后的胡适更是坚定的主战派，从避战求和走向苦撑代变，相关材料亦数不胜数，此处仅录两条。

1938年11月3日，胡适致翁文灏电：“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伏更是误国。”

1938年12月29日，胡适致汪精卫电：“上月曾由翁咏霓兄详陈和战问题之鄙见。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的牺牲。适六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今日反对和议，实为国家百年设想，乞公垂听。”胡适想用此电拉住汪精卫。

作为蒋介石政治集团忠实的拥护者，胡适的对日思想其实与蒋氏如出一辙，或者说是揣度蒋介石的心思而发生变化的，但“汉奸”一词何其沉重。

1938年7月，胡适赴美外交，9月17日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在各地演讲外交，希望引起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日的关注与同情，走上了他以外交“苦撑待变”的救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