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雄主：死去六百年，一直被祭拜

朱元璋死后不久，南京郊外的钟山一带就传出了闹鬼奇闻。

据说，住在孝陵附近的老百姓，深更半夜常听到一些怪声，仔细听来，像是一老太在哭。由于声音过于幽怨，当地一度人心惶惶。

鬼故事，虽然骇人惊悚，但也吸人眼球。

很快，孝陵闹鬼就在南京城传开了，而且越传越离谱。有人说，这老妇可能就是朱元璋的发妻马皇后。因丈夫死后没有葬入孝陵，已经在地下苦等十六年的马皇后，临了还是独守空房，怎能不孤独伤心。

“老妇夜哭”越闹越大，皇室只得派人到现场做法事，才将这事翻了篇。

朱元璋另葬他处之说，不过是民间八卦。早在发妻去世之时，朱元璋就留下了遗愿：“朕意数年之后……当与后归老寿宫。”

洪武三十一年(1398)，忙碌了大半生的朱元璋，在西宫停止了呼吸。七天之后，建文帝朱允炆按照祖父遗愿，重启孝陵地宫，将其棺椁葬入。

自此，位于南京钟山南麓的坟冢，成为这对“草根帝后”的最终归宿。

1

历史上那些功成名就的事业男，身边往往有一个得力的贤内助。

昔日，唐太宗李世民得长孙皇后，不但没了家庭方面的后顾之忧，关键时刻还能得其出谋划策。唐初贞观之治的背后，少不了这位女子的一份功劳。

关于李世民两口子的故事，朱元璋也是早有耳闻。登基为帝后，朱元璋就常在人前秀恩爱，常夸赞自己的老婆马氏“同于唐长孙皇后”。

和朱元璋一样，马皇后也是平民出身，没有背景，只有背影。

相传，马氏在幼年时，就早早地失去了娘亲，父亲马公是个在正史上连个像样点的名字都没留下的人物，可见家世确实一般。后来元末大乱，马公只能将小女儿托付给已经成为红巾军领袖的好兄弟郭子兴，马氏便成了寄人篱下的养女。

不过，祸福总相依。在养父郭子兴那里，马氏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同样草根出身的底层军官朱元璋。在郭子兴的撮合下，“草根帝后”组合开始出道。

元末乱世，朱元璋的创业之路难免多荆棘曲折，但马氏不离不弃，始终与丈夫“忧勤相济”。

在红巾军中，初露锋芒的朱元璋逐渐让郭子兴有了危机感。为此，郭氏父子开始打压，不光“悉夺太祖兵”，将朱元璋撸成了光杆司令，还将其软禁扣押，断水断粮。马氏为救夫，走起了“夫人路线”，贿赂郭子兴之妻张氏去吹枕边风。又将热饼夹带于怀中，偷摸着给丈夫送食，以至于烫伤了自己。有了马氏的周旋，朱元璋最终得以化险为夷。

每当朱元璋带兵出征，马氏则在后方做好后勤保障。朱元璋占据江宁（今南京）后，时常与张士诚、陈友谅交战。战况激烈之时，军中将士们如同乞丐一样衣衫褴褛，马氏亲自带领家属团，给前线的将士缝衣纳鞋（“亲率妾媵完缉衣鞋，助给将士，夜分不寐”）。

乱世之中，以大吃小是普遍现象。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实力最强的军阀陈友谅向朱元璋发起了挑战，攻向江宁。强敌压境之际，马氏显示了贤内助该有的魄力。当丈夫在前线带兵御敌，马氏“尽发宫中金帛犒士”，大力犒赏守城的将士，军中士气大振，顶住了敌人的攻势。尽管陈友谅大军占尽数量优势，却始终未能攻克南京，反而中了计，在龙湾之战大败而归。

朱元璋创业的每一步，马氏都尽其所能出一份力。可以说，朱明王朝的建立，除了朱元璋的努力，和文臣武将的辅助外，第一夫人马氏更是功不可没。

朱元璋称帝后，表示“非后德齐一，安有今日，其敢以富贵忘贫贱哉”，第一时间册封马氏为皇后。

做了这么多年夫妻，对于丈夫的脾性缺点，马氏比谁都清楚。即使做了皇后，马氏仍以大局为重，勤于劝谏。

朱元璋登基后，爱屋及乌，想着提拔一下马氏宗亲，但马皇后表示反对：“国家官爵，当与贤能之士，妾家亲属，未必有可用之才……若庸下非才而官之，必恃宠致败，非妾之所愿也。”朱元璋听了，只能作罢。

朱元璋是性情中人，一言不合就爱弄权解气。相传，有人举报称参军郭景祥的儿子“持矟欲杀父”。如此大逆不道，朱元璋听了之后立马要诛杀此人。好在马皇后及时出面劝阻:“吏言恐不实，况老郭止一子，杀之不实则枉矣，又绝其后。”

经调查，举报纯属诬告，这才避免了一桩冤案的发生。事后，朱元璋悻悻说道：“非汝见之明，吾几杀其子矣。”

后来，太子的老师宋濂被牵扯进“胡惟庸案”，朱元璋向他举起了屠刀。马皇后表示反对：“民间延一师，尚始终不忘恭敬，宋先生亲教太子诸王，岂忍杀之!且宋先生家居，宁知朝廷事耶?”几番苦口婆心的劝导之后，朱元璋才免了宋濂的死罪。

马皇后的性善德贤，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丈夫朱元璋暴虐滥杀的性格缺点。

可惜，这位贤内助寿命不是很长。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马皇后病情加重，弥留之际仍不忘劝谏丈夫：“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

一代贤后，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考虑帮衬丈夫。马皇后去世后，朱元璋给发妻加封了一个倍加尊崇的谥号——“孝慈皇后”。

这位贤内助的早早去世，对朱元璋打击很大，以至于“帝恸哭”，决定今后不再册立皇后。也许在他心目中，没有哪一位妃子能比得上这位曾经和自己同甘共苦的发妻。

马皇后的病重与离世，可忙坏了孝陵的建筑工人。前一年才开工的帝陵工程，不得不紧急提速，加班加点施工。九月，孝陵一期工程地宫抢建完工，马皇后的棺椁随即葬入，帝陵也因皇后谥号，定名“孝陵”。

在南京钟山南麓的地下世界，一代贤后开始静静长眠，等待着丈夫的到来。

2

广义上的孝陵也包括了东陵。在那片坟茔下，埋葬着朱元璋另一个难言之痛。

东陵在孝陵墙垣以东约60米处，地面建筑已经荡然无存，而墓主人是朱元璋的长子，即懿文太子朱标。

朱标，是朱元璋和马皇后（一说李淑妃）的长子。从王世子到皇太子，作为嫡长子的朱标，一直被当作朱元璋事业的接班人来培养。

作为父亲，都希望孩子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少年时的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贫农子弟。在前半生很长一段时间里，朱元璋都是连大字不识几个的文盲。

父辈受过的苦，吃过的亏，自然不愿意让下一代再经历一遍。为了教育好朱标，老父亲朱元璋可谓是煞费苦心。

登基为帝后，朱元璋立马就给儿子安排上了名师辅导班，李善长、徐达、常遇春、宋濂等一批名臣大儒，先后给太子朱标当起了家教。此外，朱元璋还“置大本堂,充古今图籍其中”，专门给皇子们建了一座图书馆。洪武十年（1377），朱元璋下诏，“自今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让儿子朱标让参与朝政，开始参加实习。

朱元璋的精英教育，试图让朱标朝着一个合格的预备皇帝靠拢。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对父子总是能三观一致，步调相同。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晚年的朱元璋，在子女的教育上，同样重复着秦皇汉武的烦恼。

君令天下后，朱元璋越来越缺乏“安全感”，喜欢借杀人来解决问题。

洪武十三年（1380），为了集中权力，朱元璋借胡惟庸一案，废杀了丞相。十年之后（1390），再借胡惟庸党羽一事，“诛者三万人”，即便是李善长这样的开国元勋，也不能幸免……刽子手的屠刀起起落落，大明的朝野时常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血腥味。

在杀人与治国这件事上，太子朱标与父亲出现了分歧：“陛下诛杀过多，恐怕会伤了和气。”

像这样“忤逆”和“顶撞”皇帝老子的言论，秦公子扶苏说过，汉太子刘据也讲过，最终都不讨老父亲的欢心，无一例外地成为了父亲眼中的“逆子”，受到冷落，甚至是猜忌。

但是，朱元璋不是秦皇、汉武，朱标也不是扶苏、刘据。

尽管跟儿子朱标三观不大合，朱元璋仍旧选择苦口婆心地跟儿子讲道理。有一次，他扔给朱标一根浑身带刺的木棍，让他徒手捡起来。朱标试过几次之后，被扎的手疼，直言无法做到。

“我杀人就是要替你拔掉这根木棍上的刺”，朱元璋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明初那一段看似兔死狗烹、杀伐无度的血腥往事，暗暗隐藏着一个父亲为儿子上位铺路、扫除障碍的无奈与苦衷。

一个性善，一个嗜杀，父子俩在杀人与治国上继续交锋，都试图说服对方。然而，还没等到父子两人互相理解，达成共识，朱元璋就等来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噩耗。

自巡视陕西归来后，太子朱标便一病不起。洪武二十五年（1392），继中年丧妻之后，垂垂老矣的朱元璋又不得不直面丧子之痛。

培养多年的接班人变成一具死尸，朱元璋有一种希望瞬间破灭的无力感。

最终，在孝陵东侧，一座太子墓加速筑立，诉说着一位老人在风烛残年之际，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凉与痛楚。

朱标死后，朱元璋将希望放在了孙子朱允炆身上。

建文帝时期，朱标墓晋升为帝陵。然而，随着燕王朱棣南下“靖难”，朱允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朱标墓也惨遭“降级”，被打回了原形。朱元璋曾为朱标一脉所安排的帝位，此刻，皆化为了泡影。

时过境迁，这座陪伴明太祖孝陵的太子东陵，地上建筑如今几乎无迹可寻，就如同朱标一脉在明初的那段历史一样，模糊到肉眼难见。

3

即便是人人高呼万岁，但朱元璋心里很清楚，那不过是逢场作戏的恭维话。

元至正四年（1344）四月，灾荒和瘟疫席卷江淮，仅仅一个月时间，十七岁的朱元璋就接连目睹了父母、兄长和侄儿四位亲属的死亡。也许在那一刻，朱元璋就已经明白了——人，无论贵贱，终究是会死的。

朱元璋即位天子时，已经四十出头。洪武二年（1369）五月，民间有传言说：“钟山上有云气，浮浮冉冉，红紫间之，人言王气，龙蜕藏焉。”好奇心满满的朱元璋带着刘基、徐达、汤和等人当起了驴友，到钟山一带转转，名为游山玩水，实则是为自己卜陵，看看有无适合阴宅落户的地方。

明人张岱的《陶庵梦忆》有模有样地记录了这一次野游。一行人在游览山水时，朱元璋让大家把心仪的风水宝地记下，并藏在袖子里。等到旅程结束，三人拿出选址一对照，结果英雄所见略同，都看中了一个叫“独龙阜”的土丘。

按照风水学说，独龙阜背靠钟山主峰龙脉，左右各有山丘环绕，可做青龙砂和白虎砂，利于生气凝聚。其间还有山中溪水流淌不息，正前方远处还有天印山可做远朝……种种迹象表明，钟山南麓的这个小土丘，正是阴宅落户的上佳之地。

既然人人都说好，朱元璋直接圈地，自洪武十三年（1380）起，独龙阜周边成了皇家专属禁区。

不过，这一纸禁令虽然能约束后人，却管不住前人。在独龙阜一带，早早就入住了两个牛人“钉子户”——宝志和尚与吴主孙权。

宝志是南朝著名的预言家和神僧。相传，他曾经用“明屈”二字谶言，验证了南齐卫尉胡谐当天病死，次日出殡（明尸出）。又用分身术同时在监狱和大街上现身，把囚禁他的齐武帝吓得不轻。宝志死后葬于独龙阜，梁武帝和永定公主特意为他修建了开善寺和宝公塔。

在独龙阜迁坟清场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件怪事。当人们打开宝志墓时，发现其尸身历经数百年不腐，“指爪（甲）绕身数匝”。此外，无论人们如何使劲，宝志尸身就是抬不动，稳如泰山。经过求神问卜，朱元璋亲自祭拜赔罪，并许诺给宝志换上一副金棺银椁，并送上360亩庄田，以奉香火。除了拆迁款，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还在附近山谷中建了一座灵谷寺（开善寺新址）和宝塔，当作神僧的“安置房”，方才能将宝志的尸身迁葬他处。

迁走宝志墓和开善寺后，独龙阜清场遇到了另一个麻烦。

梅花山，相传是三国时期吴主孙权的陵墓。孙权，字仲谋，年少时接过父兄大业，经营江东，成为独据一方的诸侯，并在赤壁之战中一举击败曹操大军。尔后，孙权又将建业（今南京）定为吴都，形成了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格局。

神凤元年（252)，统治江东长达五十余年的孙权病逝，葬于钟山南麓的“蒋陵”。然而，时过境迁，后人逐渐忘记了这座坟冢下的传奇故事，蒋陵也慢慢变成了人们口中的梅花山。

在规划孝陵时，神道遇到了梅花山的阻挡，工程队特意请示皇帝是否铲除。这一次，朱元璋给了吴主一个面子，批示道：“孙权亦是好汉子，留他守门”。于是，孝陵神道绕山而行。曾经三分天下，先后和曹操、刘备掰手腕的东吴大帝孙权，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自己在千年之后竟然变成了明太祖朱元璋坟前的一个保安。

独龙阜完成封锁清场后，一座帝陵即将出现在此之上。

4

翻看以往历代帝陵，要么随秦汉积土为陵，要么随唐人凿山为陵。大多数都沿用了方上、灵台、方垣、上下宫制度和十字轴线的布局。然而，到了明朝，这些制式布局在朱元璋眼里，似乎都成了过时的设计。

如何给子孙后代树立一个标杆，是明孝陵设计与营建的一件大事。

草根出身的朱元璋，是一个不拘泥于陈规旧制的人。洪武十三年（1380）后，他在终结胡惟庸生命的同时，也终结了中国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在设计自己的陵墓时，这位草根皇帝展示了自己不同寻常的思维，大胆进行了一些设计创新。

不同于以往帝陵四门对称，环绕封土陵台的布局，朱元璋仿照明代皇宫，将孝陵改成了“前朝后寝”和“前方后圆”的平面布局。

前朝部分呈长方形，将方城明楼、孝陵殿、孝陵门等主体建筑依次塞进一个三进院落中。其中方城明楼是在孝陵的首创，是连接宝城封土的建筑。而在后寝部分，大体呈圆形，主体是囊括了封土丘的宝城，地宫便在其下方。

明孝陵的总体设计，体现了“事死如事生”的理念。也许在朱元璋看来，只有这样的高仿设计，才能让自己死后，在另一个翻版世界里找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至于那么陌生。

孝陵神道是另一个创新亮点。古代帝陵神道，大多追求短、平、直，但孝陵神道一反旧制，不仅沿着梅花山地形曲折蜿蜒，还开启了神道共享的先例（孝陵与太子东陵共用一条神道）。此外，其2公里的进深长度，更是远超以往任何一座帝陵。

做完这些设计创新和修改后，明朝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帝陵，才开始在独龙阜缓缓建起。

孝陵的建设工期相当漫长，从洪武十四年（1381）动工以来，历经了洪武、建文和永乐三朝。朱元璋去世时，入住的还是一个半拉子工程。

永乐十一年（1413），大孝子朱棣命人在孝陵增补了一块“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8米多高的石碑上镌刻着2746字的碑文，向后世传颂老父亲的生平和功绩。

相传，这块石碑还是朱棣妥协于自然与人力的结果。

永乐三年(1405)，朱棣命人在南京城东的阳山开采石材，打算为父亲的孝陵立一块巨碑。工人们分别采得三块巨型石材，用于制作碑座、碑身与碑帽。袁枚曾在《洪武大石碑歌》中描述了石材的巨大：“碑如长剑青天倚，十万骆驼拉不起。”由于运输困难，朱棣只能放弃，改用尺寸更小的石材立碑。

后世通常将朱棣立碑这一事，作为孝陵全面完工的标志。也就是说，孝陵的建设，前后历时长达三十余年。

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将大明的首都从南京搬到了曾经的燕王府所在地北京。朱棣北上带走的，不仅是明王朝的领导班子和政权架构，还有朱元璋创下的陵寝制度。自朱棣的长陵开始，无论是北京天寿山的明十三陵，还是湖北钟祥的明显陵，全部沿用了老祖宗孝陵的基本设计。

满清入主中原后，虽然取代了明王朝的统治，却在帝陵建制上延续了前朝的做法。清东陵、西陵尽管在细节之处有创新变化，但大体上仍与明孝陵一脉相承。

近现代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这样评价道：“明代陵寝之制，自太祖营孝陵于南京，迥异古制，遂开明清两代帝陵之型范。”

可以说，明孝陵的建立，奠定了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帝陵形制基础。

5

于朱元璋而言，孝陵不过是他在另一个世界的家。但对于后世人而言，孝陵不只是朱元璋墓，更是一个特殊的图腾与符号。

建文元年（1399），看着尾大不掉的藩王叔叔们，刚刚上台的建文帝朱允炆很忧心，于是借行为不端之罪名，削掉了几个有问题的藩王。燕王朱棣很明白，这个侄儿不把叔叔们都整垮是不会罢休的，遂先下手为强，打着“清君侧”的名义与大侄子开撕，史称“靖难之役”。

与侄儿相比，朱棣表现得更加成熟老练。最终在建文四年（1402）赢得了这场“叔侄大战”的胜利。

“靖难”虽然成功，问题也跟着来了。侄子朱允炆是当初老父亲点名指定的继承人，如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自己直接取而代之，名不正，也言不顺。

这时，学士杨荣给他提了个醒：“殿下先入城耶？先谒孝陵耶？”朱棣这才恍然大悟，还没进入首都南京城，就先赶到钟山脚下的孝陵，拜祭父亲朱元璋。

跟老父亲“叙旧”之后，燕王朱棣这才在一片劝进的呼声中，“勉为其难”地坐上了龙椅。

据史料记载，朱棣是明代所有帝王中，亲自祭拜孝陵次数最多的皇帝。如此频繁，除了为人子尽孝外，怕是跟皇位认证也有几分关系。

同样喜欢到孝陵打卡祭拜的，除了朱家子孙，还有另一对爷孙：康熙与乾隆。

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爱新觉罗氏逐渐取代了朱氏子孙，成为了这个古老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不过，满人统治并没有得到认可，一些明朝遗民还跑到孝陵向朱元璋倾诉着世道变化。

明末文人顾炎武就曾拜谒孝陵。自顺治八年（1651）起，顾氏先后七次祭拜这位明朝开国皇帝，并寓居于钟山之下，自称“蒋山佣”。宁愿做朱明的佣人，也不愿做满清的臣民。

收服中原人心，一直是满清统治初期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这件麻烦事终究还是落到了继任者康熙手里，而明末遗老们的做法，似乎给了他一些启发。

康熙一生共进行了六次南巡，其中五次亲自到明孝陵祭拜。

康熙二十三年(1684)，第一次南巡时，康熙就放下身段，在前朝的这位开国之君坟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父老从者数万人，皆感泣”，令在场围观的人群感触颇深。第三次祭拜时，还下令整修孝陵，并赠送了一块“治隆唐宋”匾额，以彰显朱元璋的功绩。

乾隆事事都尽可能对标祖父，把祭拜孝陵做到了极致。六次下江南时，孝陵一次不落。有一次，乾隆谒陵后，便赋诗一首：

嬗谢都关天运乘，攘除非自本朝兴。

代为翦逆当方革，岂是因危致允升。

为了统一战线，拉近满汉之间的关系，乾隆在诗中，特意强调了神器更易是天意所致，满人非敌，而是帮助明王朝向农民军复仇的朋友。

康乾之后，孝陵又迎来了两位重量级人物的拜谒。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太平军攻占南京，洪秀全亲自造访了孝陵。在祭文中，洪秀全将朱元璋奉为“吾皇”，并称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是“依吾皇遗烈”，誓要“驱除异族，还我神州，上慰吾皇在天之灵”。曾经驱逐元兵、统一华夏的朱元璋，此刻成了洪氏的“革命导师”。

然而，仅仅十余载，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在内讧中分崩离析，最终被扑灭。近半个世纪后，另一个广东人接棒了反清的未竟事业。

朱元璋曾在《奉天讨元北伐檄文》中打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500多年之后，孙中山将其吸收并改编，变成了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

辛亥革命爆发后，反清形势如烈火燎原。爱新觉罗氏不得不让步，向民国政府移交了政权，孙中山终于实现了他曾在檀香山立下的誓言与壮志。

1912年2月15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率政府官员前往钟山，在孝陵举行了一场盛大祭典，隆重地向明太祖朱元璋宣告了汉家统治的恢复。

1925年孙中山病逝后，国民政府按照其生前遗愿，将遗体迁葬至南京中山陵，距孝陵不过三里之遥。孙氏终于和朱元璋这位“政治导师”比邻而居，永世长眠。

巍巍钟山下，明孝陵见证了一个专制王朝的崛起，也见证了一个民主时代的诞生。

参考文献：

[清]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

胡汉生：《明朝帝王陵》，学苑出版社，2013

胡汉生：《明代帝陵风水说》，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孙学峰：《中国墓葬史》，广陵书社，2009

孟凡人：《宋代至清代帝陵形制布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宋辽金元明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李恭忠：《康熙帝与明孝陵：关于族群征服和王朝更替的记忆重构》，《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刘毅：《明代皇陵陵园结构研究》，《北方文物》，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