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员工宿舍区爆发惊天血案，幕后主使竟是“76号魔窟”

文丨石涛

位于今天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623位弄的中行小区，又称中行别业。它始建于1923年，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出资，为其员工所修建的住宅和集体宿舍。中行别业所处位置，为当时的极司非而路96号，属于越界筑路区。今天这里店铺林立，商业繁华，一片祥和。然而，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却曾是日伪势力和国民党军统特工角逐的战场，充满了血雨腥风。

“中储券”出笼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日双方除了在战场上进行残酷的军事斗争外，还在货币和金融领域进行了异常尖锐和错综复杂的较量。日伪势力为了打击中国的抗战力量，削弱中国的经济实力，千方百计破坏中国的货币和金融，而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了许多防卫和反击措施，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货币金融战。作为当时金融中心的上海，便成为双方金融战的主战场。

1940年11月30日，汉奸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伪国民政府。汪伪政府成立后，为控制沦陷区的金融，于1941年1月6日在南京成立了伪中央储备银行，由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总裁。1月20日，伪中储行在上海设立分行。伪中储行成立后，发行“中储券”作为通货，极力驱逐国民党政府的法币，企图取而代之，并排挤留在租界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必欲除之而后快。

伪中储行的成立及其在上海推行“中储券”，影响了法币在上海的地位，严重威胁到国民党政府对上海金融市场的控制。于是，远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利用留在上海租界内的金融力量，联合上海金融界和工商界，坚决抵制与伪中储行上海分行来往，全市大小商店也一律拒绝使用“中储券”；另一方面，蒋介石指示军统头目戴笠，要求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对伪中储行不惜采取袭击、恐吓和暗杀的手段，破坏其营业计划，阻止“中储券”的发行，夺回法币市场和对上海金融的控制权。

抗战初期，中日双方的货币金融战，主要采取比较缓和的金融和经济手段。至此，随着伪中储行的成立和“中储券”的推行，双方的货币金融战进入了一个更为激烈的阶段，开始直接破坏对方的银行机构，暗杀对方职员。于是，一连串的银行血案开始在上海上演。1941年4月的中行别业大血案，就是这一时期双方金融战白热化背景下发生的一次震动上海的惨案。

报复大厮杀

汪伪政府合影

伪中储行上海分行成立不久，蒋介石就下令，戴笠即派遣军统特工展开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1941年1月30日，军统特工将伪中储行上海分行的推销主任季翔卿击毙。2月20日，伪中储行上海分行又遭到军统特工手榴弹袭击，大楼受到严重损坏，多名工作人员遇袭身亡。3月3日，伪中储行上海分行办事员富荣炳遭枪击受伤。3月16日，该行会计课副主任张永钢在家被袭受伤。3月21日，又有调查处副主任楼侗被暗杀。

军统特工接二连三的袭击、破坏和暗杀，使伪中储行上海分行的职员人人自危，该行几乎无法正常营业。伪总裁周佛海大为震怒，认为如不报复，“无以对同仁而安人心”。遂令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马上进行报复，“力谋反攻”。

汪伪特工总部设在距离中行别业不远的上海极司非而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1939年5月由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策划成立，汉奸丁默村、李士群分别为正、副主任。特工总部杀人如麻，被称为“76号魔窟”。接到命令后的当天，特工总部就开始采取行动。位于极司非而路96号的中行别业，便首当其冲，成为他们报复的主要目标。3月21日夜晚11点多，先是有一批汪伪特工，本来打算袭击中国农民银行，结果跑错了地方，杀到了位于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的江苏农民银行职工宿舍，打死打伤十二名职员。

汪伪特工总部

次日凌晨3点左右，“76号”警卫总队队长吴四宝即率领大批特工，来到了距离“76号”不远的中行别业，将其团团包围。当时中行别业里面，共居住了三百多名职员和家属。已经入睡的住户们从梦中惊醒，特务们破门而入，涌入每个宿舍，将正在睡梦中的中行职员及家属，不分老幼一起逐出大门。有些动作慢的，即遭拳打脚踢。行员被集中后，每两人合锁一手铐，手铐不够，则用麻绳捆绑，然后押往“76号”。一路上监视甚严，军警林立，如临大敌。

这次共被逮去一百二十八人。3月23日，伪《中华日报》登载了伪警政部发言人的谈话，威胁重庆方面，如果不停止暗杀活动，将对上海的国民党政府四行工作人员实施同样的处置，并刊登了一百二十八人的名单和集体照片。在被扣押人员中，除有十四人是中行行员亲属，在被捕后数日内先被释放外，其余一百多人都被拘押作为人质。被拘期间，一百多名职员被分成三室拘押，席地而卧，饮食起居，形同囚犯。

“76号”对中国银行职员的大逮捕，在上海金融界引起了极大恐慌。但是，由于中国银行在上海银行业中影响非常广泛，客户遍布各界。为了不给顾客造成损失，逮捕事件发生后，中国银行其余员工仍然到行坚持上班，照常营业。员工与银行休戚与共，不畏艰险，赢得了当时舆论的赞誉。

中行上海分行当局为营救被捕行员，向中外金融界知名人士呼吁，请求保释被捕人员，又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进行交涉。而工部局借口中行别业地处越界筑路，推卸责任，除在中国银行各营业处所增派巡警保护外，没有对事件进行查究。

据上海作家程乃珊在其《上海先生》书中记载，其祖父程慕灏先生时任中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为营救行员，他在得到总行同意的情况下，聘请与“76号”关系密切的上海盐业银行襄理李祖莱为中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借以从中疏通斡旋。李祖莱人品不佳，但三教九流都有朋友。当时担任“76号”警卫总队队长兼第一大队队长的吴四宝，曾给李祖莱当过司机。经李祖莱与吴四宝商量通融以及当时各界的呼吁，4月8日，伪特工总部同意将被拘禁的中行行员一百一十四人交保释放。但是有个条件，必须由殷实的银行商铺作保，释放的行员必须居住在原处，随传随到。而且，如果军统方面再有暗杀行动，则同级三命抵一命，即伪中储行一人的命需由三名同级别的国民党政府银行员工的命来抵偿。

在绑架中行职员之后，“76号”仍不罢休，继续袭击国民党政府的银行。3月23日，绑架了交通银行三名职员。24日，又用炸弹袭击了中央银行在上海的两个机构，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对于这些暗杀破坏，周佛海在其日记中假惺惺地表示“心极不安，对死伤者犹觉抱歉”，并认为应由重庆方面承担责任。而且，今后如何采取行动，也要看重庆方面的行为。

位于外滩的中国银行大楼

国民党军统方面对汪伪特工的破坏更是毫不示弱，戴笠严令军统上海区继续还击。4月16日，军统上海区长陈恭澍得知伪中储行上海分行会计课副主任张永钢正在大华医院养伤，便派三名特工混入大华医院，用利斧把张永钢活活劈死在病房里。周佛海闻讯后极为愤怒，认为重庆方面行为如此残酷，令人发指，决定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命令“76号”在国民党政府银行中杀三人以报复，践行一命抵三命的誓言。

当天晚上9点半，伪特工总部即派人持，份“黑名单”，到中行别业传唤上次拘捕时被指认为主任以上的十一人，其中两人因事未归，其余九人即被抓走，带往愚园路吴四宝私宅。为了给张永钢报仇，吴四宝要从九人中挑选三名姓张的抵命，但是姓张的主任只有会计主任张立暐和出纳股副主任张筱衡两人，还有一位就只能从其他七人中挑选了。据说，吴四宝假意请他们用晚餐，餐椅中有一张是做了记号的“死亡之椅”，谁坐在上面就由谁抵命。最初，坐上“死亡之椅”的是中行最年轻的主任，长得一表人才。吴四宝的太太余爱珍觉得让他送死太可惜，故意找了个借口让他和年纪较大、眼睛也不太好的新闸办事处主任曹善庆换了个座位。饭后，其余六人用汽车先行送回中行别业宿舍，张立暐、张筱衡、曹善庆三人则被带到别室问话。吴四宝询问了三人的姓名、年龄、居住门牌号码、在中行工作的年份等琐碎问题，然后宣布：“没事了，把他们三人送回中行宿舍”

随后，三人被特务押上汽车，开向中行别业。一路上曹善庆以为真没事了，还高兴地唱起京戏。到中行别业宿舍后，三人一下车，即被等候于此的三名特务挟持着走向宿舍门口。快到门口时，三名特务同时开枪射击，曹善庆头部中三枪，张筱衡头部腰部各中一枪，张立暐未击中要害，爬到停在一边的车下装死。特务离去后，中行职员将三人送至医院救治。曹善庆、张筱衡两人因受伤过重，未等天亮就先后殒命; 张立暐则逃过一劫，病愈后中行将他送去大后方。

血腥的内幕

两死一伤的血案发生后，全市人民震惊，上海舆论哗然。整个中行别业更是一片恐怖，行员及家属纷纷搬离。中国银行及其他三行也被迫从4月17日开始停业，上海金融市场深受影响。直到4月28日，四行才全部恢复营业。5月8日，中行总行派人到上海进行慰问，并处理善后事宜。总行宣布亡故的两位主任为殉职，中行的花名册仍保留他们的名字，如同他们仍在中行上班，即每月工资照发，一切员工福利家属仍能享受。

蒋汪双方的特工混战，杀得难分难解，把整个上海的金融界搅得血肉横飞，秩序大乱，结果是两败俱伤。最后，经过在香港的杜月笙从中调停，双方才罢战。

在1941年上海发生的一系列惨烈的银行血案中，中行别业血案因涉及人数众多而轰动一时。血案的发生，是国民党政府和日伪势力在争夺上海金融统治权上生死较量的结果，也是金融业职员在险恶环境中坚守岗位、不畏艰险精神的体现。事后，他们继续坚持营业，坚持抵制敌伪金融势力的侵略，直到租界被日本完全占领。正如当时报刊所评论的那样：自上海货币战争恶化以后，流血惨案层出不穷，政府银行从业人员之地位，宛若沙场战士，虽然手无寸铁，但与前线牺牲者遭遇相仿。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