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如何熬过大萧条？

“我懂3种手艺，说3门语言，奋斗了3年，有3个孩子，失业3个月了，但是我只想要一份工作。”

萧条、战争和极端的社会骚乱常常会引发重大的社会转变。对个人经历和传记的研究表明，这些危机时刻也会重新建构个人的生命历程。1929年爆发的美国经济危机，持续影响每个城市长达6年，没有人能够逃避被抛向下层的命运，经济萧条的利刃无情地斩向所有的人，不仅割裂了有钱人的生活，也粉碎了穷人的希望。

大萧条之中和之后的生活

文 | 陈芥

来源 | 《世界博览》2009年第23期

中产阶级的忧虑

如今的美国，通勤者开车回家之后，虽然各有各的烦恼，但是因为美国人同样面临着自1929年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他们很快就会忘记当前生活中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因为他们首次意识到自己身处历史的掌控之中。在把孩子送上床之后的餐桌讨论中，他们才表现出焦虑甚至害怕，他们不知道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梦想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对他们孩子的生活和梦想意味着什么。

这种空前的忧虑笼罩着美国人的生活，他们条件反射似的想到大萧条，希望从大萧条的历史中找到理解他们当前困境的经验。但是任何简单的比较都会漏洞百出，因为从各方面来说1929年的大萧条都要比今天的经济衰退严重的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胡佛总统选择“萧条”这个词是因为它听起来比以前的“低迷”要乐观得多。悲观主义者还提醒我们，1929年大崩盘之后，华尔街和当前一样出现过熊市，胡佛和罗斯福总统总是从一片萧瑟中看到复苏的迹象，正如前些年的奥巴马一样。

1928年，克莱斯勒大厦开始动工，立志成为世界最高大楼

青年男子流行穿皮草炫富，成了常青藤名校学生的标配。广告说一件要325美元至450美元，放在今天相当于至少4000美元

从某些方面来说，流传的大萧条神话实际上是被夸大了。说到大萧条人们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可怕的失业数字和公共事业振兴署拍摄的沙尘平原上那些悲惨的移民形象。实际上很多工人依然在工作，只不过被迫降低了工资要求。虽然有领取失业补助金的长长的队伍，到处可见施汤处，也出现了要求退伍军人补贴的“补贴大军”，但是经历过大萧条的美国人体质比以前更加健康了，这要归功于政府的帮助和新的科学营养配方的不断改进。从各方面来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招募的军队都比一战招募的军队精良。

任何为当前的危机所涉及的社会、情感和日常经验在大萧条中寻求宽泛的类比都会碰到历史特殊性的坚硬岩石。毕竟，一次大批产业工人失业的经济危机又怎么能与当前这后工业时代（占人口大多数的是中产阶级和白领）的经济危机相比呢？比如房屋价值和证券投资急剧缩水是这两次危机共同的显著悲剧，但是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当前拥有房产和股票的人要多得多。

大萧条中一小部分人的经历很可能与今天广大的中产阶级相类似，这些人是作家奥威尔所谓的中上层中的底层和中上层阶级（奥威尔自称出生于中上层中的底层家庭）。大部分有关大萧条的研究都是关注广大的民众，但是因为那些高等资产阶级（haute bourgeoisie，这个词不但需要从财产和收入上来定义，也需要从敏锐和教育程度上来限定）留下了详细的证据，非常广泛、引人注目且充满自省精神，而从事大萧条研究的人毫无疑问也来自同一个阶层，所以自觉或不自觉的就会以这些人为焦点来写作，以这部分人的视角来再现大萧条的影响。

1931年，芝加哥的失业男子排队领取免费汤

第一本书是罗伯特·林德（Robert S. Lynd，1892–1970）和海伦·美蕾尔·林德（Helen Merrell Lynd，1896-1982）1937年出版的《转移中的中镇》（Middletown in Transition）。作为社会学家的林德夫妇，1924年带着他们的社会调研小组来到中型城镇-印第安那州的曼西城，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他们以中产阶级为核心分析了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和态度。1929年林德夫妇出版了《中镇》（Middletown：A Study in Modern American Culture）一书，这本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著作，描述了一幅20世纪2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最完备的画像。

10年之后的1934年，罗伯特带领调研小组再次来到曼西城，来调查在这段时间，经历了大萧条最黑暗的时期之后，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他们采访当地的工业大亨、种植园的工人和妓女，与当地的教师、检举人和地产代理人搭讪，与各种阶层的人闲聊和没有保证的工业阶层、工程师、中层管理者、德高望众的医生、律师和上流社会中的巨头们打桥牌，调研小组还埋头钻进当地的旧报纸和税收宗卷中。这次旅居的成果就是《转移中的中型城市》一书，该书以事实和细节，逸闻和趣事揭示出了大萧条之刃所带来的“摇摇欲坠和伤痕”，再现了大萧条如何劈开了所有人-穷人和富人的生活与希望。

今天，中产和职业阶层的人迫切想知道，经历过这次经济危机之后，新的常态是怎样的。在大萧条时期，有些人模糊有些人清晰地意识到，他们家庭的习惯和态度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这变化是逐渐形成的。对新调整他们的反应非常谨慎，他们担心不久就要适应另外的调整，最让人心烦的是他们怀疑在面对空前的不确定时所作出的调整会变成他们一生都要忍受的常态。工人阶级和失业的中产阶级，物质生活极度匮乏，有饥饿的威胁但还不至于饿死。对大萧条中的中产阶级来说最具压迫性的难题是情感上的：持续的担忧和希望的破灭。

把握未来，保持方向是中产阶级的典型特征，大萧条摧毁了他们一些并非必需的计划和乐趣，比如买一辆新汽车和冬季去度假：但是在最坏的情况下，大萧条瓦解了他们精心策划的对未来的投资：他们希望有稳定的邻里关系，坚固的住房和银行存款，最重要的是他们希望孩子能接受大学教育或类似的教育。即使到了今天，孩子的教育还是美国中产阶级和职业阶层关注的焦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父母是否会移居某个城市，决定了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节奏。大萧条让所有对未来的精心计划成为不可能，因为对未来的计划需要有一个可以预测的将来。

1935年，挨家要食物的流浪汉得到了一个三明治

大多数中产阶级的家庭支柱依然有工作，但是他们的生计也处于危险中，即使是处于职业阶层顶端的医生和律师，他们的收入也只相当于以前的40％。职业阶层的家庭一般都有投资和存款，他们认为自己很谨慎，但是这些储蓄都在危机中消失了。股票市场上的投资一般只限于上流和中产阶级。从1929年到1932年，900万美元的银行存款被经济危机一扫而空。这些银行存款大部分也是来自中层和上层阶级，只有他们才有多余的钱存在银行。

即使家庭没有毁灭，中产阶级那发生逆转的生活却是无法挽回了，他们的房产和证券投资急剧缩水，收入急剧下降都发生在财富积累的顶峰时期。他们再没能回到曾经的美好的顶峰，大萧条总在眼前，未来还是不确定，或者看不到希望。毫无疑问，曼西城的中产阶级一年一年地忍受着类似的情感压力，正如林德夫妇所指出的那样：危机就如危险的疾病，当生活的习惯突然离去之后，人们茫然无助不知怎么面对自己，怎样评价过去，怎么面对未来。

大萧条的孩子

大萧条中孩子的责任增加了，半数以上的孩子从事兼职，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需要做更多的家务劳动。不管是在家庭之外还是在家庭之内工作，孩子们都相信自己正在为了家庭生活得更好而付出努力。大萧条是整个家庭需要面对的问题，而孩子们在其中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

《大萧条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Social Change in Life Experience）来自另一项伟大的社会学计划。1932年，当时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儿童福利研究所所长和行政所长的哈罗德·琼斯和赫伯特·斯托尔兹，以奥克兰市东南部地区11岁的孩子为样本，启动和领导了追踪大萧条中的儿童成长和发展的纵向研究项目。这个项目以及对成人进行的定期追踪调查，为社学会家格伦·埃尔德（Glen H. Elder, Jr.，1934- ）研究“大萧条的孩子”提供了合适的资料，1962～1967年在他担任个人发展研究所（原儿童福利研究所）社会学研究员时完成了数据准备和分析的最初部分，1973年《大萧条的孩子们》全书最终完成。

奥克兰市坐落在旧金山海湾的东岸，北部是伯克利人口稠密的地区，南部有许多小社区。1929年，该城迅速发展成一个拥有28.4万人的中型城市，成为连接海湾和西部主要的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市民中的劳动力在服务业、物流业和加工业三个产业中平均分配。1929年，这个城市总共有126家企业，根据工资名册显示总共有4.8万个雇员。他们大多数在造船、公用事业、铁路和航空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中工作。在大萧条之前，有人说：“从工业上说，奥克兰已经跻身于国内三个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中。”这幅经济健康发展的图景在大萧条中发生了急剧变化。

1916-1925年出生的孩子虽然仅仅代表着曾经经历过大萧条的一个年龄组，但是这个出生组具有历史的重要意义。除了极个别人以外，他们中的男性在二战期间平均服役时间为三年，而在“家庭主义”盛行的战后年代，他们中的女性忙于抚养孩子。他们中的大多数男性和女性都在战争期间结了婚，随后在相对富裕的时候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而他们的孩子多是在60年代学生运动期间进入大学的。

对于那些能够感受到大萧条影响的男孩来说，在大萧条中成长意味着他们在谋生时面临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需要寻找被雇佣的机会，排队领取公共救济，参与罢工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使寻求生存与谋生的斗争戏剧化了。这种经历使这些男孩在以后的工作中变成了保守的或小心谨慎的人，他们宁愿守着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不愿冒险更换。他们把感情放在更加持久的家庭关系上。但是同时，艰难世事培养了他们的工作意识和对抱负的认同，并坚定了获得更多物质和社会利益的决心，因为这些能使他们弥补生命历程中所遇到的障碍（比如教育程度的限制）。这些孩子成年后的生活和他们在大萧条中的家庭背景有关。

家庭受损使孩子的生命成就更加依赖于教育系统之外的努力和成效。经济未受损家庭的男性在教育程度上略高，而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工作资历更长，工作经验更丰富。同样，家庭经济受损在教育方面给女性带来的障碍，被她们通过婚姻所获取的社会成就抵消了。

1939年，四个孩子共用一张床

1935年，工人的女儿坐在新家里，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生活

大萧条中经历的经济艰难，对于看待生活中“什么事情最重要”有着持久影响。男性和女性共同拥有的价值观是家庭的中心地位和婚姻中孩子的重要性。在奥克兰出生组中，大萧条哺育的男性所拥有的其他价值观也和经济苦难有关，工作的保障性是最好的例子。尽管更为能干和成功的男性很少会优先考虑它。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更为关注工作的保障性，因为他们的才智和选择都有限，这使他们更容易变成经济波动的受害者。

30年代，失业者在中央公园建起棚户区，也被讽刺地称为“胡佛村”

经济困难让工作变得更重要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都放在如何获得一份工作上，并且尽可能鼓励就业的人努力工作。但是没有数据显示，来自经济受损家庭的男性比其他男性对工作更加重视。在非常成功的男性中，工作优先于家庭和休闲活动的这种价值观，更多地源自他们的成就，而非他们在大萧条中的背景。

有理由相信，经济受损增强了人们对于“金钱万能”的观念。较低阶层的家庭在抚养孩子的时候，通常用金钱作为酬赏就证明了这一点。历史学家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1912-2008）在其有关大萧条的口述史著作《艰难时代》（Hard Times：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中说：大部分经历过大萧条的人从此以后就认为，金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为自己赚钱，并为子孙积累财富，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其他的东西都无关紧要。

大萧条中的家庭

中产阶级压抑的心理推断也许难以测量，但是所有的记载都表明一个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细节变化：在一个衰退的背景下要努力保持尽可能高的物质生活水平意味着新的负担完全落到了女人们身上。

由于许多主妇开始用面粉袋给家人做衣服，面粉厂推出了彩色的包装袋

第一个结婚纪念日，“当亨利给我戴上礼物戒指，我哭了，我洗碗洗到发红的手配不上这么好看的礼物”。大萧条中请不起保姆，于是主妇的手因为长期家务变得粗糙

大萧条期间的口红广告：“他不再亲我了！”刺激着女人们无论如何都要打扮自己

钟点工当时被称为“应召仆人”的花费首先在家庭开支上取消了，正如现在的美国一样，那些钟点工、管家、保姆和园丁首先失业了，但是本来是这些人的工作还需要有人做。对中产阶级来说家务劳动，以前是家外的人在做，现在转移到了家庭内部。自家做的面包代替了商店买的，家庭制作成了新的社交习惯。衣服和家庭用品修修补补不再买新的，两周一次的外出吃饭，去市场购物或者去餐馆外卖柜台的习惯取消了，几乎也不再光顾加州披萨坊和澳拜客牛排店了。工作或上学的大人、孩子大多自带盒饭。这意味着更多的饭菜要在家里准备，80年以前，总是妻子和母亲承担这一切，奇怪的是今天也还是如此。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承担更繁重的劳作将会影响孩子们的性别角色意识，虽然其具体细节还值得研究。

经济衰退对家庭生活和家庭习惯的转变有微妙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因为家庭开支限制了外面的活动，更多的共处让家庭纽带更加紧密。美国人的后院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和利用，20世纪30年代羽毛球出现复兴便是其标志之一。每天晚上，几乎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聚集在收音机周围，或者共同玩拼图游戏，这是又一项30年代风靡一时的娱乐。当然也玩牌，不过更加经常的是阅读，读书是大萧条最具有反讽意味的结果。从最后的繁荣1929年到大萧条的最低点1933年，曼西城的公共图书馆图书流通率增加了一倍，每本书的阅读人数也增加了一倍。今天，因为经济衰退，美国的公共图书馆的图书流通率也有10％到30％的显著增长。

通过20世纪60年代跟踪调查167个大萧条时代的孩子的人生态度和现实收入。社学学家埃尔德得出结论，他认为大萧条创建了新的家庭秩序，增强了家庭成员的责任感。大萧条对家庭成员间关系的影响无法量化，不过购物和看电视是美国人最爱的两种消遣方式，在大萧条时期，人们很少购物，更多的时间呆在家里，属于家庭相处的时间明显增多。

1935年，一名失业男子躺在城市码头，看似体面的大衣已经破败不堪

1937年，俄亥俄州大洪水后，非洲裔美国人在救援站排队

大萧条带来的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不但影响了家庭生活，还改变了家庭形式和其构成，对那些总是计划未来的中产阶级来说尤其如此。在美国历史最混乱的10年之后出现的大萧条把性解放的氛围一扫而空，最显著的表现就是1929年大崩盘之后，出现了流行长裙的时尚。在《大繁荣时代》一书中，美国作家弗雷德里·刘易斯·艾伦这样描述大萧条时期的女性气质：“火辣女孩已经过时了。”约会像其他家庭之外的活动一样减少了，大萧条时代的男人害怕与有夫之妇有染的后果，更多地关注女孩。

性行为是很难被测量的，不过军医的报告显示，民间资源保护队里的性病率要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部队中的性病率低得多。在婚姻中，有模糊的迹象表明，男性的焦虑和挫折感导致性行为减少，更加明显的事实是结婚率显著降低，从1929年到1932年降低了31.4％。因为经济原因，怀孕在中产阶级妇女中被视为“灾难”。经济上的不安全，迫使中产阶级夫妇不能多要孩子。因此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出生率低于死亡率的情况。

伍迪·艾伦的《开罗紫罗兰》，讲的就是大萧条时期，一名主妇为了逃避沉闷的工作和出轨的丈夫，每天都到电影院看《开罗紫罗兰》这部电影。结果有一天，电影男主角突然冲出屏幕，与她私奔

只有通过无数学者的努力才能估量大萧条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警惕：大萧条的神话可能会让我们盲目乐观。大萧条的历史让我们知道，美国最终走出了低谷，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经济的复兴，随后出现了战后的繁荣。这对经济和国家来说是历史的真相，但是从深层含义上来说对经历了大萧条的人却不是。大萧条中大学入学率显著下降，很多人的职业生涯就此被耽误被毁灭了。

对那些在30年代开始起步的人来说，他们的机会永远地消失了，对现在的人来说也面临同样的挑战，正处于事业发展期的人会发现曼西城焦虑的中产阶级是对的，很多中上层阶级在短期内快速失去的财富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很多人都没有等到繁荣的那一天。对大萧条的一代人来说生活之门永远关闭了，正如一位高级资产阶级妇女所说：“向后的倒退让很多事情留下苦涩的回味，对年轻人来说，贫穷是人生的第一课，是为了以后的拼搏做准备，对中年人来说，有点恐惧，他们害怕这是最后的宣言，人生之赛已经开始了。”

1936年12月，曼哈顿的日落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