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谈清代帝王如何重塑“大一统”

本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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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与近代中国的命运始终密不可分：清廷一手重塑并发展了“大一统”的概念，而“大一统”的统治框架也在民国展示出了延展与自我革新的空间。从跨过山海关南下汉族腹地开始，满族统治者是如何逐步将自己作为“中国人”与汉地君主的身份合理化的？多元民族背景下，清朝皇帝如何将“大一统”这一顶层设计理论落实到安邦理政的实践中？为什么康雍乾三代皇帝在改造儒家思想的过程中重新拥抱了汉唐的正统理念？请听本期节目《“天命”如何转移》作者杨念群对清朝“大一统”观的精彩解读。

内容节选

满清作为“蛮夷”

通过绕开宋明理学接轨汉唐来缓解身份焦虑

程衍樑

刚杨老师也介绍了，无论是诸夏还是“中国”、“天下”、以及像“大一统”这样的概念，提出得都非常早，一两千年前在中国主流的政治语境当中就已经产生了，但是您这本书其实重点讨论的是清代，其实还比较特殊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治理的王朝，对于“大一统”这个政治概念的改造，您能谈一谈吗？为什么清代会特别下这么多功夫？

杨念群

清代这个朝代是非常特别的，大家对每个朝代的理解或者喜爱程度也不一样，比如现在一般认为，宋代是最流行的，大家都特别喜欢宋，因为它文化是巅峰；但也有人喜欢明代，因为明朝相对来说思想比较自由。

清代有一点集权专制，所以大家对其印象并不好，有很多人都持有宋的立场对清代提出批评，比如钱穆先生。钱穆先生就是宋学立场，所以他对清代很不待见，他觉得清代就是一个传统关外部落贵族把那套东西搬到关内，然后一统“中国”之后，这套东西影响到了汉人，把汉人原来的文明拉低了。当然我觉得钱穆先生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觉得如果只站在宋人或者汉人的立场来看清代，可能有一定的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清代？清实现了有史以来是最大版图疆域的实际治理，怎么评价这个“大一统”的框架？我觉得是应该有以下几点。

一是说它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方式？我想清朝主要是因为它属于关外，它跟明朝的关系实际上有一点点像“中国”和“夷狄”的关系，明代表“中国”，它代表“夷狄”，那么它文化是相对弱势的，地位也相对弱势。所以皇太极说，你们明代中国怎么样，你们明代中国怎么样，实际上自认为是低的，所以他入了关以后就有身份如何区分、怎么定义“中国”的问题。因为你本来是夷狄，现在又进入原来已经代表中国明代的疆域里边，他的身份非常焦虑，不知道摆在哪合适，所以他就比较忌讳用“中国”这个词；用“中国”只是在对外，比如说在签订《尼布楚条约》的时候，跟俄罗斯不能说你是俄罗斯，我是清朝，所以表述是“你是俄罗斯，我就代表中国”。但是他代表“中国”的时候，身份焦虑其实不一定就彻底解决了。对内的话，身份焦虑一直存在的，入主之后，把自己的身份来重新包装成正统，就有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清朝采取的方式，就是我所谈的第二点，它仍然要借助汉人或先秦以来的这些文献、这些思想、这些资源，但要重新整理、重新发挥，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就是避开宋代。我们知道汉代是“大一统”，因为董仲舒是非常有名的大儒，他是谈“大一统”的，而且汉代是不分道统的，汉代没有那么明确的汉人和少数民族之分。

程衍樑

这是不是也跟这两个朝代它面临的政治环境有关。

杨念群

因为汉代是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朝代，汉武帝雄才大略，把匈奴打败，（汉朝与匈奴）有明显的高低分野，所以不构成实际威胁，自信心是很强的；到了宋明的自信心很弱，南宋地图只占了相当于清朝版图的六分之一，连大理国、云南这一块都不属于它，只有江南这么一小块地方，所以要谈“大一统”没有资格，所以他谈道统、文化的优越性，不谈疆域、也不敢谈其他的因素。但是清代有这个自信。一，这避开了宋明的夷夏之辩；第二，特别凸显了清朝的整体版图疆域控制的规模，因为它对控制疆域非常有自信，所以重提汉代“大一统”的思想，跨越宋代来接上了汉唐。

程衍樑

这是一种复古运动。

杨念群

所以当时乾隆他自诩是（超越）汉唐的。我们这历史观不像西方是往前走，我们是越古越好。乾隆直追汉唐可以说是一种自信。汉唐的一个意思是它版图非常广大，其次是可以克服身份焦虑。一旦谈“大一统”的话，你宋明没有，我有。同时我是“大一统”里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就不是汉人为首的统治。

二元理政：

因地制宜统治多元民族，移动都城展示多面角色

杨念群

第三点，既然满清治理的是多民族共同体，那么就不能仅采取汉人的立场或者汉人的方法，需要多元的统治方式，面对不同区域采取不同的方式。比如，在新疆就采取旧的贵族伯克，对蒙古是扎萨克，对西藏是喇嘛，对西南是土司，对汉人沿袭了原来方式；我称之为二元理政，所谓二元理政就是他所有的统治方式都有一种二元性。而汉人的统治是一元性的，比如明代沿袭了宋代传下来的汉人思路，讲道统、讲教化，讲十八行省，内地的统治，因为其他的少数族群都在外面。但是清朝的二元理政，继承了辽、金的思路，比如它的都城在不断地移动。元朝有三个都城，满人贵族的统治则在避暑山庄和紫禁城之间来回移动。

程衍樑

跟着季节走。

杨念群

对，一方面是跟着季节走，有人说那就是避暑，（其实）完全没那么简单。紫禁城是作为继承汉人大统的象征，而到了避暑山庄是有意义的，因为它的地点正好是草原和内地的衔接点，在这一位置接受蒙古王公、西藏喇嘛、新疆王公的朝贺朝贡，故意以此彰显其统治地位；在紫禁城则朝向汉人。

程衍樑

这有点像二元首都。

杨念群

对，有点二元首都的意味。此外，雍正特别喜欢到圆明园，故意园林理政，他是有意把统治中心进行多变的移动，以此标志他身份的多样化。他一会儿可能是转轮王，（转轮王是西藏喇嘛的赋予他的佛教意义）他还是蒙古大汗的汗王，当然还是满人的君主，汉人的皇帝。他身份的移动标志了他的地点移动，所以地点的移动代表了他所谓的“大一统”的政治权力、文化象征和地理空间的高度的一致，这个是清朝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你看避暑山庄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点。它的格局，北边是外八庙，代表西藏，在东北方向有一片草原，草原上可以建立起蒙古包，再往东南一带是园林，代表江南，再往西南一带相当于是行政办公区，是个小紫禁城的规模。所以它整个避暑山庄的设计，是一个中国版图的缩影，等于把中国版图装进避暑山庄的基本框架里。在他的宫殿群里，就带有一种很强烈的象征意义，皇上坐在那，他就等于坐拥天下。同时，紫禁城又是面对汉人的姿态，所以它的这个特点，我觉得跟宋明区别非常大。但是，他又吸收了元朝和辽金的一些特点，继承了宋明以来对汉人统治的一些内容，比如他注重儒学，注重教化，他也去曲阜祭拜孔子，所以他是一个杂糅式的、多元化的统治。在这个框架下，“大一统”在清代的落实非常明确且非常完整。

雍正对儒家思想的五伦理论改造：

君臣第一，父子第二

程衍樑

杨老师，你提到清朝，尤其开国几位帝王，对于“大一统”理论的改造过程中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绕开宋明理学，直追汉唐更古代的这套儒学经典的“大一统”思想。但我注意到，你在书中也重点谈到，其实不仅是来自疆域的合法性，而且来自于儒家宋明理学中的理论他也进行过一些改造，比如说对于五伦顺序的调整，这方面能向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吗？

杨念群

我这书里边有一章重点讲的是曾静和雍正的一场辩论。那场辩论实际上有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克服身份焦虑的问题。曾静认为满清就是蛮夷，野蛮人没有办法统治汉人。所以还是夷夏之辨，“中国”和“夷狄”对立的思路。雍正则以毒攻毒，到儒家典籍里边（分析）：周文王是西夷，舜是东夷，先王也都是夷，没有那么明确的华夏和夷狄的区分。雍正还有一个说法，圣人不止出于一地，意思是不能只说一个地方出圣人，别的地方都不出圣人，都是夷地。舜和周文王分处东西方，实际上他们的身份都是夷，但是他们都成了圣人了。他以此作为一个观点，其实这也是“大一统”最重要的理论思想依据。我们身处不同的地点，文明的起源像伞状。汉人非得说西北是文明起源，我们东北为什么不能出文明？所以他以此说服曾静，后来曾静认为是对的。

第二点就是关于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儒家五伦是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的顺序下来。父子是是天伦，是没得选的，父亲和儿子的关系一定是天然的关系，君臣则是社会关系。父子关系延伸出去就变成了君臣关系，从家庭到国家，由天然关系转成社会关系，这是属于宋明理学的基本走向。但是，雍正他就觉得这无法强调满清君权的权威性，所以他把父子君臣颠倒过来了，把君臣摆在第一位，父子摆在第二位。他的说法是，君臣的社会关系就是等同于天然的父子关系，两者不能分开，不能说是谁先谁后，或者也不能说父子未必能产生君臣。君臣本身就是父子关系，所以君对臣要打要骂，那是应该的，就像父亲教训儿子一样。

一旦把这样的关系模糊掉之后，他的所有的集权、权威就得到了一个合法性的说明。而且他不违背儒家伦理，因为儒家伦理也崇尚君臣的，只不过它的位置是从天然的产生的。那么雍正干脆说，君臣就是天然的，君臣就是父子。他把整个儒家的五伦彻底改造成了一个以君权至上的基本框架。类似的改造还有不少，他本身对宋明理学有自己的一套想法。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把宋明理学改造了，同时又“反超”宋明理学回到汉唐，使得“大一统”理论拥有了相当合理的历史根据。所以他把整个中国古代的典籍从先秦一直贯通下来，真是一个集大成者。所以，千万不要认为皇帝仅仅是东偷一点，西偷一点，他里边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系统想法。

程衍樑

个人意志发挥的影响还是不容忽视。

杨念群

对，个人意志不容忽视。还有，我们千万不要误解为帝王是完全靠权力、暴力来镇压和清洗，他自己有一套系统的想法，他是要说服你。当时，雍正跟曾静的关系是这样。曾静谋反，劝岳钟琪说（作为“岳飞之后”）咱们造反吧。当时一帮大臣说这个人太危险了，直接凌迟处死。雍正说，处死他太容易了，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但是我要说服他，我要诛心，我要让他彻底服。而且曾静其实代表了当时汉人群体的思想，汉人认为满清就是没资格。如果雍正把他杀了，其他人的思想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雍正通过说服曾静，树立了一个样本，让天下所有的汉人彻底从内心去服从权威。

程衍樑

您刚提到“诛心”那词我觉得用得特别好，也非常符合雍正的性格。

杨念群

我诛你的命太容易，诛心太难，所以要进行思想改造。最后雍正经过一年的反复对话，曾静真服了，写了一篇叫《归仁录》，彻底、完全颠倒。原来对雍正简直就是根本不屑，你没资格。后来简直是崇拜得不得了，完全接受了雍正的这一套理念，一套思想。这套思想不是靠权威、靠暴力、靠镇压，不是严刑拷打逼你说出来，而是真的是心服口服、心悦诚服地去接受。所以，我觉得我们对清朝皇帝的理解，千万不要把他理解为篡改、掠夺这些士大夫或者宋明理学，他是要亲自参与、亲自改造。你说他扭曲也好，改编也好，他一定是用自己的主观去介入、去改造，甚至这种改造是很成功的。

清朝皇帝集圣人思想（思想是圣人来持有的）和君王于一身，所谓治道合一，治理的形象和道统思想的形象完全一致，这是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这一前所未有的成功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所有思想的自由表达是一个非常大的限制。说白了，雍正或者乾隆发布的很多对历史的、对现实的看法是一个标准，大家只能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乾隆写了一本《评鉴阐要》，把《资治通鉴》里边的一些要点摘录出来，把他对《资治通鉴》的一些心得体会和眉批，汇编成了一本书，书里涉及到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这些评价就是雍正的评价。

后来的人，包括他的大臣和写历史书的人，都要按照《评鉴阐要》（评是评鉴，鉴指《资治通鉴》，阐是阐释说明，要是要点，相当于一本指导意见）的意见走，不能越出这个方案与它相悖，所以这就限制了很多的历史观的自由发挥。但是也可见他对历史人物事件包括一些思想的介入程度之深，他有整套系统的完整的看法，而不是仅仅简单地对宋明理学的吸收，或者夺过来为我所用，没那么简单，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介入方式。

本期嘉宾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再造“病人”》《何处是“江南”？》《五四的另一面》《“天命”如何转移》等。

本期提到

杨度 / 梁启超 / “大一统” / 诸夏 / 夷狄 / 王阳明 / 钱穆 / 中俄尼布楚条约 / 女真 / 董仲舒 / 朱熹 / 伯克 / 扎萨克 / 喇嘛 / 土司 / 伊犁将军 / 驻藏大臣 / 班禅 / 四库全书 / 曾静 / 周文王 / 舜 / 儒家五伦 / 宋明理学 / 《评鉴阐要》/ 内亚性 / 大汉族主义 / 藩属国 / 威尔逊体系 / 同盟会 / 立宪派

《“天命”如何转移》

文稿、排版：安琪

编辑：hual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