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一个月即加印，冷门图书选题如何逆流而上？

文/朱小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文约3000字，预计6分钟阅读完毕

商务君按：上市一个月加印，在逐利的市场上，一个“冷门又孤僻”的选题如何迎难而上，经受住市场和社会“双效益”的考验？

“历史本身的演变不会因为后见之明重来一次。”这句话出自《百年寻路：近代中国的民族复兴与课程改革》，也可以用来回溯我做这本书的历程。请允许我大胆地改编一下这句话：做一本好书的机会不会因为后见之明重来一次。身为耕耘书卷的做书人，做好书，需要一些可以成为明智的“先见”。

《百年寻路：近代中国的民族复兴与课程改革》

作者：周勇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4月

给冷门选题变个身

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今天，各个领域都在急剧更新着自有的话语体系和发展图示，大家都在朝着未来的方向高歌勇进，出版领域亦是如此。在各类“AI+教育”类的选题大行其道的情况下，“课程史”的选题相形之下显得“冷门又孤僻”，它就像长久沉湎于往昔的长者，桀骜、固执、难以接近。

可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职场导师也是我的领导——彭老师的策划让我见到了这样的“长者”，本书作者周勇老师以叙事的手法呈现历史，将课程史、教育史、学术史及政治史融为一体，将其“变了身”。

全书篇幅逾50万字，教育史的核心场域不曾变动，主角却是“群星闪耀”，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胡适、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相继登场，从洋务重臣到学人群体，再到革命志士，以课程改革为饵，致力于民族复兴的历史群像就这样“活”了过来，我看到的，是课程改革史上的“觉醒年代”。也正是这样的审读视角，让我对这个冷门选题彻底改观：这本书一点都不冷，它需要的是读者。但怎样让读者卸下阅读的防备心，打开这场学术版的史诗电影？

囿于个人对民国时期的学人共情太深，加之之前《觉醒年代》的澎湃犹在，我拟定的书名大多是以学人为主，和作者的商讨也一直陷入僵持局面。那段时间的我疯魔到什么程度呢？大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开始想书名，列好了一大早就给作者发过去。

如此反复了几个来回，从隆冬到初春，大约是不堪其扰，作者在某一天的下午给了我答案：百年寻路或者寻路百年，灵感来源于《百年孤独》。虽说颇有些戏谑之意，但细想又觉得实则点题，从1843年到1949年，着实是百年之久。有的时候不得不相信，每本书都会自动选择属于自己的那个归属。

传统的学术书略显严肃，怎样脱离原有的框架去寻找新方向成了一个难题。让美编头疼的同时，我也开始查找大量同类学术畅销书，试图在市场的声音里找到可以参考的痕迹。遵循着“学术版的史诗电影”的宗旨，封面开始了一步步的进化之路。

例如权臣和王爷的学术合作。面对清朝危局，李鸿章自知无法改变科举课程体制，但他和奕䜣在科举体制之外，在自己能够做主的体制空间里发展洋务或洋学新课程，培养清朝的新式才子。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皆出自二人之手。

又比如蔡元培也曾是“薪贫”打工人。辞去教育总长以后，蔡元培过得很苦，当时他听说教育部有一个留学生名额的空缺，便写信给教育部请求派他出洋充当留学生，蒋维乔收到申请后，认为先生是前任教育总长，怎么好当作留学生！遂设法代筹款让先生去游欧，但名义上并不叫作留学生。几经波折，蔡元培才前往莱比锡大学继续求学。

还有物理学的荒凉开局。20世纪第一个十年，整个中国只有一位物理学博士，即1907年在波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李复己，但李复己回国后并未继续从事物理学研究，而是在汉冶萍公司、汉口工巡处、四川盐务管理局等部门任工程师。

市场积极反馈外的内容价值

4月初，《百年寻路：近代中国的民族复兴与课程改革》正式上市。大部头上市，着实让人有些提心吊胆。尤其是今年大环境不景气，逆流而上的“冷门长者”，显得有点江湖气韵，可这几年频频出现的家国和学人等主题又让我对市场保留期待。

新书上市一个月之后，这本书就实现了加印。除去市场的反馈，这本书真正留给读者的是什么？

从古至今，关于历史的研究著作，首重家世、地域、人际关系、婚姻关系。关于课程史的研究著作，多重社会变迁中课程实践和课程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嬗变，其中关于历史群像的着墨较少。诸如大家谈及近代课程改革，往往先入为主地以新青年阵地为首要，而忽略了清末士大夫群体也曾为此努力，他们的核心目的在于政体稳固，但却真实地开拓了近代课程改革的先河。

暂时抛弃惯常视角，从历史群像着眼，从一个个具体的人物之变开始解读中国的课程改革之路，学运、国运，唇齿相依。历史的“现场感”在一个个具象的图景里重塑，冷门的代名词，是“小众”和“品味”。

谈及某一学科的历史，大家总会被繁杂的文献和枯燥的史料劝退，对曾经澎湃的求知欲说“不”。殊不知，学术历史的入门是从祛魅开始的。当你真的开始共情具象的历史人物，代入个体视角去观摩事件的发生与演变，就会发现，所谓“皓首穷经”，也就是一个个历史人物的集结。从微观到宏观，从个体到群体，历史的长河里永远都在浩浩汤汤地举办着属于他们的狂欢，无需过度畏难，更无需仓皇失措，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后人笔下的“长者”，到那时，我们又该如何书写自己的历史呢？

在各个领域充斥着科技和智能的今天，独立思想、批判性思考，成为新的主题；关于时代篇章的书写，又迈入了新的场域。当读完前人的历史，我们更应正视眼下的环境，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新的文化冲击来袭，民族复兴面临着多重挑战，对当下的青年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这是一个新的“觉醒年代”。

“斜杠”做书人的明天

在步入出版业之前，我曾无数次幻想过这个职业该有的角色光环：清雅的办公环境、文质彬彬的作者、书卷气息的文稿……事实上是改不完的校样、猜不透的市场，做书人的角色，早已不是简单的读书人。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此消彼长的业内，做书人的世界，早已不是那简单的一方书桌，市场的触角早已渗透泛黄的扉页，时时刻刻警醒我们：紧跟时代，别回头。除了读书人，你还要是说书人、卖书人。既要皓首穷经、妙笔生花，还要允文允武、舌灿莲花。关于“斜杠”做书人，我做了三个层次的划分。

需要对话智识阶层，读得懂阳春白雪，理解得了下里巴人，这是第一层境界；把艰涩化为通俗，对知识进行加工再造、广泛传播，让常人读不懂的东西变为能理解的常识，这是第二层境界；对已有资源融合利用，让文字经受住市场和社会“双效益”的考验，在出版的“达尔文世界”里完成优胜劣汰的竞争，这便是第三层境界了。

一个冷门的选题，如何在逐利的市场迎难而上？它的背后是无数个出版人不计付出的奔赴与“达尔文世界”的优胜劣汰。出版人是“达尔文世界”的生存者，飨市以书，飨己以市。此处借用一句名言：如果把理想经营成仅供凭吊的文人事业，其实才是对理想最大的辜负。

在人工智能席卷全行业的今天，传统行业的发展日益式微，或许就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的职业会被科技所取代，出版人需要肩负起新的社会角色，承担不一样的角色分工，到那时，关于我们的历史，将由新的字句记载。面对时代的更新迭代，这一切可能都将显得苍白而又无力，可被文字真实记录过、被读者反复咀嚼过的记忆，便是书籍赋予我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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