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两名曾任红军军级干部来到南昌要求给职务，中央回复：枪毙

我们知道，在近代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是红色革命的摇篮，从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第一枪，开启建军之路；到随后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再到井冈山的斗争，还有红军长征之前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都是在江西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授予开国将帅1614名，江西就有325名，占全国开国将军总数的五分之一，位列全国第一。

不过，在这些开国将军中，绝大部分是少将，没有元帅，也没有大将，仅仅有3位上将，38位中将，其它的都是少将，可以说大部分是军队的中基层人才，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人资历不够，基本上是“大扩红”时参军的，上级军官位置多数已经被占，而且大部分都是穷苦人参加红军，学历也欠缺，经历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到建国后，多年战争硝烟中层层晋升，军队存活下来的赣籍中层干部人数众多，而在红军时期担任过师长以上职务的凤毛麟角，军团级别是更少了，所以自然评不上高级军衔。

当然，数量不多并不等于没有，比如在80年代组织确立的36位军事家，赣东北根据地红军创始人方志敏，就被评定为军事家，他是军团的一把手，有这一殊荣的，必须是具备大将或者元帅资格，可惜的是他过早地牺牲了。还有级别高比如方面军一把手张国焘也算一个，但他成了可耻的叛徒。

除此之外，江西还有二名曾经在红军时期担任过军团以上级别的高级干部，而且都活到了建国后，要是按照正常轨迹发展下去，也有可能成为军衔更高级别的开国将军，令人唏嘘的是，这二个人却都走上了邪路，成了可耻的叛徒。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两人还以为可以瞒天过海，新中国成立后，竟然来到南昌，搬出自己是红军军团级别的老资格，想谋个一官半职。

要知道，中国革命是在极其严酷中开展，在这一艰苦的环境中，取得胜利的确是来之不易，多少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很多先烈们，甚至是高级领导的牺牲，都是由于叛徒的出卖而造成的。

因此，一直以来，主席最痛恨的，则莫过于中国革命历程中出现的叛徒。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召开的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他号召大家：革命者要讲革命道德，要永久奋斗。他说：“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可见他对叛徒的行径是无法容忍的。就说江西的这两个叛徒，本来想做官，结果此事上报上级后，中央回复：枪毙！

这两个人，便是土地革命时期曾经担任闽浙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的曾洪易，曾任红十军政委，赣东北省委宣传部长、军区政治部主任、红五分校校长兼政委，后任南方工委宣传部长的涂振农。那么，他两人到底有过什么样的过往呢?

我们先说曾洪易。他是江西万安县人，出生于一户家境殷实的人家，从小他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且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很快就考入省城南昌读大学，当年，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他也作为积极分子参加了一系列斗争，因表现突出加入了组织，可以说是江西最早的一批组织成员，并成长为一名领导人。随后，由于斗争的需要，组织把他选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学习。受到了“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赏识，学成回国后很快就担任了重要职务。

曾洪易剧照

这时，年仅27岁的曾洪易，当上了“中央代表”并派驻到赣东北苏区(后发展为闽浙赣苏区)红十军。赣东北根据地红十军是方志敏、邵式平一手创建的，这期间发展势头良好，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根据地不断扩大，处处呈现出一片胜利的火红场面，被主席称赞为“模范根据地”。

然而，曾洪易来到这里以后，以“中央代表”自居，召开会议全盘否定赣东北根据地所取得的成绩，还找了个赣东北推行的所谓“富农路线”的理由，随后改组领导机构，不仅自己堂而皇之当上根据地的一把手兼职红十军政委，还把大量的亲信安排到重要岗位，把赣东北党和红军的创始人方志敏、邵式平排斥于核心领导之外。

27岁就当上红军军级别干部，曾洪易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但那个时代不像和平年代，放块砖都能算数的。当上红军的高级指挥员，是必须有真才实学，能打胜仗才行。这不，曾洪易刚当上红十军的一把手，敌人就发动第三次“围剿”，根本没有打仗实践经验的曾洪易，放弃红军曾经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在游击战中拖垮敌人的做法，而是搬出“洋教条”，来个“针锋相对”，下令全面推行“堡垒对堡垒”，与敌人打起了阵地战、消耗战。

这样一来正是中了敌人的圈套，敌人巴不得你全体主力来个一决雌雄，可以快准狠地解决红军，本来实力弱小的红军，在曾洪易这一套的折腾下，结果，仅贵溪夏家岭一战，虽然红军战士浴血奋战，屡克强敌，最终使红十军作战行动陷于被动，致使第三次“围剿”在赣东北未能被粉碎，一时根据地陷入险境。

打了败仗，身为一把手的曾洪易不从自身战略、战术上找原因，仍然不知忏悔，还迁怒于他人，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内部有坏人作怪，于是一意孤行地搞起了“肃反”，对中央报告称：“在赣东北根据地发现大量反动派组织活动，如横峰、贵溪破获AB团，还有一些其它破坏组织”。

于是，曾洪易更是不遗余力地诬陷和逮捕革命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关押、滥杀一批好同志，吴先民冤案的发生，更是使整个赣东北苏区的党员干部群众被恐惧笼罩。使苏区和红军遭到严重损失，致使红十军处处被动，徒耗实力，根据地因之损失近半。给闽浙赣苏区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被苏区当年许多与其共事的老同志称之为“灾星”。

1934年11月，中央宣布成立红十军团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方志敏、刘畴西、粟裕等率领，继续北上抗日，军事上的无能的曾洪易被留守地方，担任闽浙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本来，上级指望他能有效地组织留守红军在老根据地打好游击，与敌人周旋，保住红军赖以生存的赣东北根据地，即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有闪失，要撤回原地，也可以在这里重振旗鼓，东山再起。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身为赣东北根据地红军最高指挥人员曾洪易，在这紧要关头，想的根本不是组织留守部队有力地阻击敌人，保存根据地的实力，而是一味地埋怨，还声称“主力红军长征是逼得没有办法”，并私自去电中央分局，提出将闽浙赣省级党政军群机关搬到闽北去，准备放弃苏区逃命。

正是曾洪易四处散播革命失败的言论，存有逃跑畏惧心理，接下来根据地很快被敌人攻陷，方志敏、刘畴西、粟裕等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安徽皖南潭家桥一战失利，红军指战员们艰苦转战，战严寒，忍饥挨饿，跋山涉水，敢于向十倍于己之敌冲锋陷阵，纵横驰骋，写下了一部“血战东南半壁红”的英雄斗争史，事迹可歌可泣。

几个月后，中央所考虑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果然失利，被迫退回根据地重整旗鼓，当这支队伍在方志敏等领导人率领下，回到怀玉山一带的老根据地时，成为叛徒的曾洪易早已丢掉根据地，溜得远远的了，使撤退的红十军团没有立足点，最后被敌人合围此处，方志敏等大批军团干部在此落入敌手，后来大都壮烈牺牲。

而此时的曾洪易在同乡的引荐下前往南京，住进了“留俄同学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本质上就是给那些在苏联学习过的组织人员叛变开设的，每月领20块大洋，为了“嗟来之食”，忘记初心还办了“自首”手续，亲笔签字“信仰三民主义”之类，成为一名叛徒。抗战期间，曾洪易担任起了俄文翻译，抗战胜利之后，曾洪易回到老家，受局势的影响，他又一次失业了。更可悲的是，他的妻子刘纾予见曾洪易落势也离他而去，返回老家四川。他在老同学的帮助下担任起了中学的英语老师和历史老师，其实到这时候，已经是他最好的归宿了。因为他从1925年底就离家外出，毕竟家乡的人根本不知道他的过往，他对人只说一直在外面读书，后来当过编辑，抗战时当过军医，抗战胜利就回来了。

俗话说，欲望无止境。曾洪易骨子里对权力的欲望，不允许他在小县城当一个教员这么简单。后来知道自己曾经奋斗过的组织取得了胜利，革命成功了，从报纸上看，自己许许多多的熟人都成了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和重要领导，尤其是当年自己的下属邵式平还当上江西的一把手，根本没有政治嗅觉的他认为。至少这些已经成为开国元勋的人，会不看僧面看佛面，大人不记小人过吧，那种往上升升的梦想在心中升腾。

一不做二不休的曾洪易找到县委书记及上级相关领导，提出国家刚建立，百废待兴，正需要用人的时候，要求给他安排个职务，当然应该这职务也不会太低。他还想当驻苏联的大使，要知道这可是正部级干部呢。甚至还提出，最好是让涂振农当自己的秘书或者助手。事实证明，曾洪易乐观过了头，他并不认为自己叛徒的事情有多严重，还眼巴巴指望两个叛徒一起合伙干呢，你说可笑不。

这事曾洪易说了不算，最终，公审认定他对红十团军全军覆没负有责任，自首书上明确记载成为可耻的叛徒，从事反革命活动，严重破坏了人民解放事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给出了对他的处理结果：死刑！立即执行，当然，还没有等到他“验明正身，绑赴刑场”的那一天，因忧心如焚提前死于狱中，为国家省了一颗子弹。

接下来再说曾洪易想提拔为助手的另一个叛徒涂振农。是江西奉新县会埠乡渣村人，家庭出身虽然贫穷，但由于他祖上积德，在村里创办了一所书院，建了20余间学舍，四周还修建了围墙，宽敞明亮，设施完善，供子孙后辈们读书，涂振农就是在这里读完小校的，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昌一所农业学校，也是在读书期间由于思想先进便加入了组织，开始参加革命工作。

涂振农由于前期工作积极，成效显著，职务很快得到提拔，一开始是左江特委书记，后被上级任命为中央巡视员，视察闽西、赣西南根据地，传达贯彻两次大会的精神。他根据上级指示，指令井冈山上的红四军到福建长汀接受整编。随后，他又被任命为红十军政委、赣东北根据地宣传部长、政治部主任，军校政委等，成长为红军的一名高级干部。

涂振农在红军队伍中，打仗并没有什么树建，但做思想工作还是有一套，直到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本来，红军长征的名单中是有他的名字，无奈这个时候他偏偏与大部队失联，这样，使他失去了参加红军长征的机会，从此流落他处。

不过，涂振农有文化也有阅历，办事能力也很强，照理说当年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也能过好生活的，但红军离开根据地后，涂振农并没有一蹶不振地消沉下去，而是千方百计地寻找红军。从这一点看，他的初心参加革命是坚决的，后来得知中央红军在陕北建立了根据地后，便毫不犹豫地动身前往寻找。

那是全国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可以说全国的革命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尤其是江西的一些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之后，各地的反动组织、还乡团之类到处搜捕红军的留守人员，不少人为此落入敌手，涂振农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到处寻找组织，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936年1月到了陕北。作为老朋友、老熟人的主席和朱老总非常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安排给他一个级别非常高的职务，中央政治局秘书长，后任中组部地方干部科科长，可见组织对他可谓是寄予厚望。

全面抗战爆发后，涂振农热血沸腾，主动请缨到抗日前线，为了方便留守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集中及处理善后工作，处理与国民党沟通事宜，洽领军饷和筹集、运输军需物资等，受命组建新四军军部和设立南昌办事处，他担任办事处处长，与项英、曾山、陈毅、方方一起成为中央东南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他们工作兢兢业业，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为诞生我军抗战时期的两大主力部队之一新四军作出了贡献。

鉴于涂振农组建新队伍有功劳，组织又派他到广东开展工作，先后任广东特委书记，南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负责领导广东、江西、广西、福建、香港、澳门等地党的工作。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南方工委出了个大叛徒，那便是南方工委组织部长郭潜，此人不仅带走了组织的十万元活动经费，还使我数千地下组织成员身份暴露，史称“南委事件”，震惊一时。

郭潜，广东梅州梅县区丙村镇人，早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用过许多化名，后来考上中山大学，并在大学期间加入组织。曾经担任过少共省委书记、宣传部长等职务，红军长征时任红三军团地方工作团主任，全面抗战爆发后，调东南分局任秘书长，后任江西省委书记，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担任南委组织部长，可以说与涂振农的资历相当。

这次郭潜前往广西领取南委的10万元活动经费后，被特务盯上随后被捕，此人的骨头立即就软了，叛变时和中统谈了3个条件：首先，从他带的经费拿走一万元，据说郭潜拿走了3万元。其次，中统不能公开他的叛变的信息。第三，确保他的个人安全。中统对抓到这样大的官很高兴，认为郭潜能策反南委高层，于是就答应了郭潜的条件。从此郭潜就成为一名可耻叛徒。

郭潜叛变后，为了交“投名状”，带领几十名特务，直奔南委所在地广东大埔县高陂墟，其实，此时这里的工作人员已经探得特务来此抓人的风声，正要撤离，有人说办公室的文件还没有销毁，怕落入敌手，便想回身处理秘密文件，就在此时，一大群特务出现了，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部长涂振农等人被捕，涂振农被特务抓住后没有捆绑，他看到门口有一口大池塘，便毫无惧色地跳了下去，敌人以为他跳水自杀，其实他的真实动机是想游到对岸逃离虎口，结果池塘的水不深，加之这些特务比他更识水性，十数人把他从池塘里捞了起来。

不过，被捕之后，涂振农下定决心死扛，哪怕严刑拷打都不背叛，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些特务并不对他使用酷刑，反而好吃好喝，好酒好菜招待，还让他居住在舒适优雅环境的小别墅里，过得神仙一般的惬意，尤其令他怦然心动的是，还天天派出妖艳漂亮的女特务，对他搔首弄姿整天陪伴，嘘寒问暖。没想到这一招比老虎凳、敲骨节、抽皮鞭等各种酷刑更有效，涂振农开始松动，提出放弃自己的事业，要出去当教员。

此时，特务头子徐恩曾认为这是条大鱼，便亲自出面对他进行劝降，胡说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举例说郭潜得了大笔奖金，还有什么官衔之类。久而久之，金钱美女的温柔乡撬开涂振农的心窍，他彻底做了金钱美女的奴隶，并在“悔过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加入了中统，随后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全盘托出。不光如此，还出卖战友，还向中统头子支招，如何对付我方地下组织。因为死心塌地，涂振农步步高升，先后担任了中统东南区特别工作小组负责人、中统局研究处下属研究室主任。有权有钱的叛徒涂振农，似乎此时才真正享受到了人生的乐趣，除了整天吃香喝辣，还在南昌买了一所大院子居住，养着两房姨太太，过起了王侯将相般的奢侈生活。

然而，快活似神仙的日子总是弹指一挥间，短短几年功夫，涂振农背后的大靠山蒋家王朝土崩瓦解，失去利用价值的他象一条赖皮狗一样，被主子一脚踢开。因为他认为自己叛变“自首书”上写的是假名字，他的那些叛变行径也是秘密进行，不像同是叛徒郭潜那般大张旗鼓，加之他认为己在红军队伍中有战友、熟人、下属，都已经成为解放军的大领导，以为可以蒙混过关，所以他没有逃往台岛，而是选择潜回会埠渣村的老家，还想等待时机打个翻身仗。

直到南昌解放的时候，涂振农从报纸上看到庆祝活动上站立的开国元勋们，还有广播里听到播报的名字，全是些自己曾经熟悉的身影和名字，他肠子都悔青了。多少个日日夜夜都在思索，倘若没有走错那步棋，自己也应该是其中的一分子。这一切都煎熬着这名在渣村乡下田间劳作的他。想着想着，他决定还是去找一些熟悉的高层领导，就说自己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到时候弄个一官半职应该不成问题。

俗话说，要让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涂振农想错了，首先是同时被捕的南委领导人廖承志，他曾去监狱对他进行过劝降，后被我方营救出狱，把涂振农叛变的消息报告了组织。不仅如此，在缴获的大量中统档案里，记录涂振农许多罪行，可谓是为虎作伥，作恶多端，罪行累累。法律不会放走一个坏人，更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经查，涂振农当叛徒证据确凿，血债累累，这笔账一定要算，不然对不起牺牲的烈士。随后法院对他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解赴刑场的那一瞬间，涂振农非常恐惧，两腿瘫软，追悔自己当年没有守住底线，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

至今，涂振农渣村老家人，只要一谈起他，都摇头叹息：从20代末参加革命，到40年代末，整整20年时间，曾经担任过红十军政委这么高级别的人，历经磨难的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却在露出胜利曙光关键时刻当叛徒，其人生结局令人唏嘘不已，感慨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