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李政道走了。
回看当年杨李之争，的确暴露出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共性的一些问题，那就是太汲汲于名了，内心深处对于立德立功立言的欲求太大，导致对纯粹的知性的追求又太少。
杨李之争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论文的署名问题，按照国外的习惯，李政道的姓氏应在杨振宁之前，所以这二位在联名发论文的时候，经常都是“李杨”，这引起了杨振宁的不快。
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纽约客》杂志刊登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杨振宁看到校样后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他提出：“凡是文章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当晚，杨振宁又打来电话，说那些注也可以不加，但是文章都要写成“杨和李”。李政道感到失望，于是提出不再合作，杨振宁激动之下竟然哭了出来。
杨李两位都得了诺奖的两位大科学家，在署名先后的问题上竟有着许多破事，还有更多的这一类的资料，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去搜来看看。
这也难怪，曾经赞扬过他们“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线”的奥本海默，后来十分痛惜的说：“李政道应该不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精神医生！”
我们在杨李身上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很不体面的东西。
当然，二位的成就都很大，但是怎么在科学贡献的归属方面，竟然显得如此小肚鸡肠，一点也没有大师风范。
至于事后，两位顶级科学家开始布局国内科学未来的时候，也出现了很多令人难堪的结论，如李政道创立特殊的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杨振宁就说是“丧权辱国”。
在他们身上，我极少看到国外科学家传记中，常常出现的那种智性的神采，即我就是只关心我自己，为了物理而物理，纯粹到外人根本理解不了，也不需要别人的理解的那种东西。
比如费曼，他就是那种恶作剧天才，曾经为了检测尿尿到底是不是重力导致的，于是倒立尿尿。他还是脱衣舞的常客。但是这不影响，人家24岁就加入了曼哈顿计划。
费曼这种人是有童心是有赤子之心的，有大学提出要用更高的薪酬来挖他，费曼却说，“这的确是很大一笔钱，但是我必须拒绝它。因为如果我得到这笔钱，那么我可能会找个美丽的情妇，然后给她买房子、买礼物，为她操心、牵挂，而且还可能会吵架……这会让我寝食难安，心情郁闷，然后就很难静下心来研究物理了。对于我而言，物理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恕我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
这种轻松的搞科研的心态，一直是我们的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的。杨李二位还是佼佼者，更何况那些还不如他们的学术草包呢。
1962年后，杨李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但是杨和李的纠纷和故事，还在中国的学术圈不断的繁衍和复制，那些更不体面的东西，在一代代学人身上反复出现，宛如永劫回归。
在可凡倾听的访谈节目上，主持人谈到，他读过李政道写过的一段文字，说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忽然看到远处黑暗的古堡，亮起了灯，景象非常的美妙和漂亮，但是两个小孩却吵了起来，大家都在争论，是谁先看到了那个灯光。
杨先生很坦白地说：“这一段不是李政道写的，因为李政道没有这种文学的才能。”
但是这俩人都这么久没见了，杨振宁是怎么判断李政道没有这种文学的才能呢？更何况这也算不上什么文学的才能啊，感觉像是董宇辉的金句。
其实李政道的艺术修养很高，比如这幅《埃里切》，就是他的作品。
晚年李政道还画了很多画。李政道说，“科学和艺术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
这二位的故事，以及其中的尴尬，看的越多，越会让我失望，原来顶级的科学家也有如此不堪的时刻。
想起我自己的博士论文，在致谢的结尾我写的是：“在日趋世故的世界不失赤子之心”，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勉励。
我愿活成费曼，而非杨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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