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知青往事：冤案始末

兵团知青往事：冤案始末

我从70年6月底来到云南东风农场5营10连（后划归12营），71年兵团整党后，恢复党团组织，第一批被吸收入团，第一批被提为班长，是连队中最早向指导员朱发美提请入党申请书的知青之一。每天尽力埋头苦干。不知不觉已到了72年5月，按农场规定：满2年可探亲。有知青已经开始回上海探亲了。但这探亲并不是到时就放你回去的，这么多知青，都是同一天到农场的，都回去探亲，生产大会战怎么办？所以需本人提出申请，连首长根据对你的个人好恶、表现，关系、心情批复的。要把探亲假请下来很不容易！如要按自己既定计划回沪探亲，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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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从72年起，收到家里亲人病故、上海家中火烧等电报的知青多起来。起先很管用，拿着家中父母一方病故电报，眼泪汪汪的到连首长面前请探亲假奔丧，起先还奏效。个例多了，连首长心想，怎么这么多知青家长为什么集中在今年病故？悟出可能其中有诈，于是这招不灵了。有知青急于回家的，就死缠烂打慢慢磨。我倒是不急于回沪，一是想反正两年一次的探亲假跑不了的，至多晚一点回去。另外和家里说好了，待上海天气凉快些回去过国庆节，三是和同宿舍付文治、陈德宝、吕品一起搭伴9月下旬走。所以根本没有探亲打算。

5月中旬的一天中午，我端着饭碗在门口吃午饭，副连长赵政文也端着碗，凑上前来问我：国良，你这个月想不想回上海探亲？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从来探亲都是向连首长软磨硬泡的，轮到我，怎么主动问我要不要回去？我一下子有点懵。当时不置可否。

饭毕，和同室上海知青付文治、陈德宝说起刚才赵政文主动问我这个月要不要回上海探亲。付文治说：有这等好事？那你先就回上海，别人求之不得呢？我也想了下，那时的连队首长重权在握，主动问你要不要回家，这是给你天大的面子。我若驳回了有不识抬举之嫌。也可能连里有统一考虑安排，错开相关人员。

那时我算是连队骨干，特别是当时连队的运动特别多，包括林彪事件后，我配合连队首长做了大量批判宣传工作，出了很多批判专栏，我画的毛主席像版画，惟妙惟肖，还画了大量漫画，那时这些都作为连队成绩数据上报的，为连队在营里争了不少光。既然赵政文问了我，他肯定和指导员朱发美通过气，回绝了不太好。

于是晚上，我找到赵政文，向他表示同意5月份回去探亲。赵政文非常高兴！我的探亲假也不用写申请，立即可以到营部军务参谋那里办理通行证，到老管理员那里领粮票，别人即使探亲假批下来，手续很繁琐，拖拖拉拉全部办好要几天，我去了一次营部就全部办好回沪探亲手续，估计是连首长打了招呼。我这提前回家探亲的轻率决定，没想到由此在我人生道路上遇上了一个重要节点，从而被卷入一场冤案。

决定回上海探亲了，高兴无比，用不着收拾什么，也没什么东西可带回家，说走就走。大勐龙每天上午有一班客车发往景洪，70公里三级公路，票价2元。什么时候发车，没有时间，全凭司机心情。所以只能提前一天到大勐龙，住在餐馆后面肮脏的旅社内，第二天早早起床，提着随身行李在大勐龙“三忠于”碑下候车。近两年了，平时到大勐龙或营部看电影能搭上拖拉机就算交好运了，记得生病被送去团部医院坐过一回“解放牌”卡车。所以乘上客车的感觉似乎找回了城市的感觉，舒适无比。

回程与上海来版纳差不多，70年代落后的交通条件：汽车、火车慢则10天，快则也需要一星期。听说早前探亲归队知青说过到墨江有换鸡鸭蛋，果然，回沪途中往返唯在墨江印象深刻的是：车到墨江，无论是中午吃饭或晚上住宿，刚下车，就会有一群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围上来，用煮熟的鸡蛋或鸭蛋向知青换粮票。看着孩子们渴求的眼光和硕大的鸡蛋，知青们纷纷掏出“全国粮票”（每位知青探亲期间都发放了45天假期间折算成的60斤粮票）也算互通有无。

在下面农场近两年了基本上没好好吃到过鸡鸭蛋，墨江那时可能广泛缺粮，相信那些蛋也是当地农民长时积攒下来的，省下来换粮食。我换了十多个鸡鸭蛋，迫不及待地剥了壳一个接一个塞进嘴里，狼吞虎咽，水都不用，噎得说不出话来。走出车站很远，还有一个头发蓬乱、满脸污垢的小女孩紧跟着我，口中喃喃自语：叔叔，再换几个嘛？我心中不忍，又换了十多个鸡鸭蛋，准备留着一路慢慢吃。

从昆明乘上火车到达杭州，那时上海知青探亲回沪时兴在杭州玩两天，下车签票逗留了两天，其间在杭州西湖畔买了双贩子手中时兴的“荷兰”式皮鞋准备给大哥作礼物，然后换签乘上双层列车，上得车来，见满车厢乘客，一色各种浅色“的确凉”衬衫，潇洒自如，谈笑风生，再看自己，肮脏落伍的衣衫，萎靡不振，不免自惭形秽。遂坐在车辆角落中。离开上海近两年，很快，终于到达熟悉的上海老北站。

到达家中，母亲又惊又喜，把我拥入怀中。大哥愕然？不是说好了回来过10.1的吗？知道原委后也无话可说。第二天清晨，我第一句话就是：妈，给我买点豆腐吃，母亲看着瘦弱的我，几乎落泪，我们在云南农场过的什么日子，不言而喻。

广阔天地待久了，首先就觉得家中小了，再就是感觉邻家比我们小两届的小时玩友面庞大了一圈，高了很多。

第一次回上海探亲的最大刺激就是70届初中生的分配去向有了4个面向。邻居唐阿金被分在医院里，具体做什么不知道，但看他每天趾高气扬的上班下班心里着实不平衡。心想这政策怎么就变了呢？

45天假期（包括来回路程）转眼就到，母亲力挽我多待些日子，我傻乎乎的拒绝，暗忖不能辜负连队领导希望，不能超假，特地留出路途日子，在家满打满算仅待了30天。用去家里长期积蓄的所有香烟、副食品票证。父亲则默默帮我去食品公司排队买咸肉、买卷子面和糖果、麦乳精、可可粉。加上帮别的知青带的东西。装了竟然有5个旅行袋。

那次送我上火车全靠我大哥和三弟及发小朱俊。后来转车时我一袋袋倒腾，那时人到景洪，行李不一定随车，要过段时间再去景洪汽车站取回来。

说服了亲人，我又满怀激情和信心返回了遥远的云南兵团农场。

探亲知青经过短暂的重温城市生活和亲人间的温馨时光，回到连队，重又扛起锄头砍刀，心理上的落差非常巨大！尤其是70届分配可以“四个面向”，即使务农大部分也是去市郊农场对自己影响很大！相信对当时回沪探亲的上海知青们思想冲击都很大，回农场后情绪都不稳定，记得二团那时专门发文要求做好城市探亲归队知青的思想情绪稳定教育工作，说明是普遍现象。

回到连队，指导员和连长（原现役军人罗列书调营部升为副营长，赵政文升为连长）第一件事愤愤不平的告诉我：刚结束的全营“批判专栏、漫画评比”，我们连队名落孙山，第一名被9连夺得。皆因我回去探亲了，导致大批判专栏质量、数量差，否则根本便宜不了9连，意在我的重要性。那时经常搞这些务虚活动，如统计各连在一段时间内出了几期“大批判专栏”？画了多少幅批林批孔漫画等？探过亲后我的心思则根本不在这上面。当然，不稳定情绪对回农场后的学习和工作积极性有所影响，各方面学习、工作有所松懈。

70年代盛行的旅行袋

由于我是因特殊情况第一个回沪探亲，而一般第一次探亲后归队，知道云南生活情况后的知青父母及条件再差的知青家庭都倾其全力让子女多带些咸肉咸鱼、香肠、卷子面、麦乳精、香烟、可可粉、白糖、食用油等回农场，在北站送我上火车时，5个沉甸甸的旅行袋（那时的旅行袋没有滑轮什么的，全靠手提肩扛）使膀大腰圆的大哥和三弟及发小朱俊为了抢行李架均出了一身汗。一路上，我为倒腾这5个旅行袋回农场也吃了不少苦。

而千辛万苦将这些珍贵的食品带回云南农场后。我当年很傻的是：不懂得珍惜！和细水长流。因为我是因特殊情况本宿舍第一个回沪探亲，其他三人熬了两年，平时家中寄点吃的不但数量少，主要是价格贵，1公斤物品邮寄费几乎要当时的人民币2元，豆腐盘成肉价钱。我将5个旅行袋大敞口，同室友随便吃，现在想起应该送些给连首长，最起码赵政文，是他特批我提前探亲的，他家有三个孩子呢？哪怕送块肉给他呢？在70年代的农场，有时候，1块五、六斤的咸肉能解决大问题。这皆因我当年不懂人情世故。我一点不懂。而在我之后，探亲归队的知青送礼盛行，竟然蔚然成风，起初是为了顺利报销探亲工资路费，发展到听闻有人为此得到其他各方面照顾，甚至因此为此改变人生。如赵政文仅在某晚我们请他吃了碗咸肉面，当场问我：国良，你想要什么？可想而知，如果当年我没有碰到意外，我在他和指导员身上各送点东西，动点脑筋，或可走捷径？

那段时间，我们宿舍几位知青顿顿蒸咸肉、香肠，天天下卷面，没多久就把我带回的食品基本造完了。我当时想的是，等他们回来同样可以吃他们的，没想到不是这样的，有知青吃别人的时毫不客气，理所当然，似乎共产主义。等自己回沪探亲后，带回的东西全部锁起来，除了给连首长和营部某相关人员悄悄的送礼（同室友陈某就是，赵政文在开会时抽他送的“凤凰”牌香烟，因有特殊香气瞒不住），余请病假时或一个人偷偷吃（香肠仅蒸1根）。让我始了解人性的不同面貌，这令我目瞪口呆。

农场是我们当年这些不满20岁，基本不懂什么的社会小白踏上社会的第一步，应该说：生活慢慢教育了我，慢慢了解到农场中干群关系的不少丑陋现象，我们逐渐阅人无数是从云南农场开始的，此是后话。为了力求再现、反映出当年在农场感受过的各种真实生活情况，包括干群关系，后来我在农场的入党波折等。100个知青，就有100个不同经历。写此文，所以我是信马由缰，想到了就实话实说几句。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已到过了七十奔八十的年龄段了，现在也无所谓，也不怕因此得罪什么人？即使对号入座也没什么！

回到主话题：很快，就到了72年的9月底，同宿舍的另3位室友到了预定回沪探亲的日子，假很顺利的批下来了。看着他们3个整理行装，我心里未免失落，想的是：当初我若不是5月份提前探亲，现在一起回去多么好？本来回来后学习工作不如以前安心，现在倍感寂寞。3人也想到此，和我说，在我们探亲期间，不如把倪阿根邀来和你一起住？有什么事两个人方便点。我有些犹豫。阿根是同我们同校同年同月同日一起来到农场的，那时年轻，是连队知青中比较调皮顽劣的。经常为琐事与其他知青打架斗殴，来连队不久，曾经劳动下山时无缘无故折断十多棵一人多高的橡胶幼树，被批斗过。在连队领导眼中，属于后进知青。

我是连队中最早的团员班长，兼顾连队宣传工作，已交入党申请书，正积极靠拢党组织，其时又正借至分场子弟小学任5年级语文老师，虽说是借调，其实就是考察。观察一段时期，看业务和政治上是否合格，随时转正。是连队领导眼中的骨干。当时一个教学点就在连队靠南坎河对面山坡上，老师们用餐都在我们连队搭伙，所以，我住宿仍在连队原宿舍中。连队朱赵领导听说也很赞赏，认为可以先进带后进。

考虑再三，叫来阿根，和他约法三章：在他们3人回沪期间可以和我同住，但不得惹事生非，好好劳动工作，凡事听我招呼。阿根因相对落后，遇此机会，自是满口承诺。于是，阿根在他们离队回沪之时就搬了过来。如果说提前探亲造成我遇上冤案节点，同意阿根搬来同住，此是我遭受冤案的第二大主要原因。

阿根确实遵守约法三章，一段时间特别遵纪守法，积极工作，不像以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回沪带回的还剩有麦乳精、奶粉、可可粉、白糖，两人工余冲上一杯饮料非常舒服。相安无事。

上海麦乳精

就在同室友回沪没多久的一天清晨，我和阿根尚未起床，就听室外连队里人声鼎沸，好些四川知青在叫嚷：一扫光、一扫光。十月的版纳，气温舒适宜人，不冷不热，我匆匆穿着背心短裤起床想去看个究竟，一看见门怎么随手就开了，记得昨晚我临睡时是用“山羊牌”锄头把顶着的，没进一步细想，就出门出去热闹了，此时阿根仍在呼呼大睡。

只见操场平坝上聚集了很多人，有知青，有老工人，几位小四川知青在向指导员朱发美、连长赵政文说着什么？细听了一下，好像是3个宿舍的12位重庆男知青当夜屋内遭窃了。

凑近细听：方知昨夜有盗贼入室，将3间四川知青草棚宿舍内12人夜晚入睡前脱下的所有衣裤、鞋子全部一扫而空（那时草棚门晚上睡觉一般掩上即可，基本上夜不闭户）。72年时我们的农场，打架斗殴、偷盗盛行。但仅限小偷小摸，如此规模偷盗还是第一次听说。那时重庆知青家庭富裕的不多，都是一般的衣服鞋物，我还在想，偷这些有什么意思？一边回自己屋子穿衣服去。

阿根已醒，在翻找衣裤，嘴里咕哝着：衣服呢？我回到床边，一看自己昨晚脱下的蓝的“的确凉”衬衫怎么也找不到，记得昨晚就脱在枕边的啊？再一看，挂蚊帐里的蓝色的咔中山装、床下探亲带回的黑色“青年式皮鞋”也不见了。才醒悟过来，我们这间屋也遭窃了。

于是，我返回操场，向还未散去的人群和连长、指导员说：我的衣服鞋子和倪阿根的衣服也被偷了。

相对来说：我的衣服鞋子都是从上海探亲带回的“新款”，价值高，损失大。

回到房内，又发现探亲带回的“钻石”牌防日本“西铁城”手表不见了。于是和阿根（阿根衣服鞋子也全被偷了）一起又去操场上报了次案。

早餐后，想喝杯麦乳精，打开平时不锁的箱子，见开过的及还有一罐未开的麦乳精及一条我最喜欢的墨绿色“毛的”裤子及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都没有了。遂又去操场平坝上向众人第3次说了下。感觉这次连队大规模遭窃，我损失最大！后来这3次报案都成了嫌疑罪证。

连队里发生这么大的盗窃案，连首长一是上报营部保卫科，来了时任保卫科长的云南宣威人王家龙。二是这伙人在一起分析案情后认为是家贼。把连队中“落后知青”排在一起分析来分析去，认为倪阿根嫌疑最大，因为平时总调皮捣蛋。

于是分工合作，由指导员朱发美和连长赵政文找阿根谈话，直接交待政策。阿根平时虽然调皮捣蛋，桀骜不驯。但从来不做偷鸡摸狗的事。当然不承认，反反复复，朱赵二人手下有那么两个干活不行，咋咋呼呼的“哼哈二将”。对阿根触及了皮肉，然后朱赵二人又适时阻止，再次逼问。多次以后，阿根坚持不住，承认了是他偷窃的，既然承认了，当然交出赃物。阿根说埋在1号山头，于是朱赵、哼哈二将等带着阿根上山取赃，阿根一会说在这里，一会说在那里，挖了半天，一无所有，回到连队，阿根又被“教育”一顿。于是说所有偷来的东西都扔到连队前面的南坎河中去了。

赵政文穿着短裤、赤膊亲自下到河中顺水捞赃，阿根本想东西顺水漂了可以过关，没想到的是，到连队前面不远的曼龙坎寨有傣族村民在河中用竹片网兜将河拦起来的渔篱。到此结束，赵政文知道又上当了，哪有这么多衣服跨过细密的竹篱缝全被冲走了的道理？

阿根又难免重受皮肉之苦。但实在说不出赃物在哪里，就这样耗了几天，朱赵二人突发奇想，这么大的行动应该不会是倪阿根一人所为，是否有同伙？而同伙当然是和倪阿根关系最密切的人。

二人开始怀疑上与阿根住一起的我，认为阿根平时没头脑，背后应该有指使之人，于是慢慢诱导阿根，阿根起先搞不明白，这本来他也没偷的事。朱赵则慢慢引导，最后直接问是不是你们住一起的谁一起干的啊？阿根不傻，听出味来了。为了解脱这每天没完没了拷问和无法自圆其说的承认，于是顺杆爬，说所有衣物是和邵国良一起偷的，所偷物品全部由邵国良一人处理了。

朱赵二人由此认为案件取得重大突破。当天下午，两人一起来到我宿舍（此时阿根因被隔离关在仓库，天天被折磨问询，这段时间我一人住）。

朱赵二人先是夸我是连队骨干，准备重点培养等等，我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两人将话题转到盗窃案上，问我有什么看法？我当然说不出个所以然。

同样内容的谈话进行了很多次，我依然只能敷衍。朱赵二人逐渐失去耐心，问我阿根偷盗你和他住一起难道一点不知道吗？我方恍然大悟，这是怀疑到我了？于是义正辞严的说我真的一点不知情，况且我自己衣物也被偷了。朱赵二人说：人家被偷的都是一清早就发觉了，你怎么很晚才发觉？而且先后报了3次案？这不是心虚是什么？说自己也被偷不是障眼法吗？我一时气急说不出话来，再怎么解释朱赵都不信，二人说看你平时表现不错，你只要把偷的衣物交出来就可以了，言下之意，我参与偷盗已成实锤。我当然拒不承认。朱赵二人又说：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勃然大怒，回说随便你们。到此，和朱赵二人扯破了面皮。

朱赵二人和王家龙联系后，认为我比阿根难对付，要采取非常手段。一方面通知阿根当晚在全连大会上和我当面对质，一方面安排若干他们的狗腿子做好批斗大会准备。

1972年10月中旬的某日晚上，急促的钟声响起，值星排长凄厉的呼喊全连开大会。基本上全连都知道开什么内容的大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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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龙派了警通排的湖南人老李和广东人小郭前来参会。明亮的汽灯下，朱赵二人首先领着大家朗读火药味很浓的毛主席语录：“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然后把阿根揪上了台，一周多没见阿根，只见他面色苍白，瘦了一圈，神情沮丧。畏畏缩缩。

朱赵二人先后讲话，说些不要与人民为敌，犯罪不可怕，可怕的是执迷不悟等等！然后宣布连队盗窃案已取得重大进展，倪阿根现在交代罪行。阿根被押着到了台前，汽灯下，面色愈发惨白。抖抖豁豁、结结巴巴的说衣物是和我一起偷的，全部赃物交给了我。

于是朱赵二人使了个眼色，正报名极想去宣威当公安兵的昆明知青张文义（已故）带头呼喊：让邵国良上台老实交代！于是警通排的老李、小郭劝我上台（平时都认识，关系不错），我想我身正不怕影子歪，上就上，可我想的太简单了。

朱赵二人早就想到我不会承认，所以会前早就做了精心准备布置。

首先问我对阿根的检举揭发怎么解释？我还是坚持说那晚我因为劳累睡着了根本不知道。此时就有安排好的住我隔壁的湖南老工人周顺友姓吴的老婆说，那天她半夜被我屋内巨大的声音惊醒（我估计是盗贼当晚推门碰倒锄头的声音）。她住隔壁的都吵醒了，我难道会不知道？然后安排好的其他人责问我为什么要分3次报失？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想欲盖弥彰？

我平时脾气比较梗直，为人忠厚，会上我据理力争，述说自己一贯的表现，张文义说这正是你狡猾，隐藏的深！继而高呼口号：内容为要我老实交代！

平时从不惹事的我，真正遇上这样的事，也只能采取不怕事的态度。我说3次报案是外面吵的厉害，我急于了解是什么事穿着背心短裤就出去了，后来是粗心大意，回来第1次发觉自己衣物也被偷，没有仔细核实，发现一些出去说一次，导致报了3次案。台下积极分子张文义说我狡辩，大多数职工和知青表示了很大的疑惑？整个大会反转成我对朱赵等的批驳会，朱赵二人恼羞成怒，让说我太嚣张，当场宣布宽严政策，倪阿根立即释放，我由警通排老李、小郭押送营部，隔离审查。

去营部路上，老李问我：邵国良：你是高中生吧？我说不是，老李说：那你会上怼的有水平。又劝我如做了就把东西交出来，我说确实没偷，拿什么交？老李、小郭一路无语。

此后在营部开始了我近一个月的劳动羁押生活，已调到营部的我连原现役军人罗列书和保卫干事王家龙负责我这个案子。

这两人还不如朱赵水平，每天就是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睛，交待所谓政策。但我以逸待劳，冷静面对。罗列书和王家龙轮番上阵，发我纸笔，让我写交待材料，我在上面画了很多画，罗列书气急败坏，下令把我送回连队再次批斗，和上次同样的场景又上演了一次。

劳动是跟着朱发美在营部伙房工作的弟弟朱发龙上山收集烧柴。反正参加过各种劳动强度极高的会战，这点劳作倒不算什么？只是受不了朱发龙那狐假虎威的样子。这家伙仗着他哥是指导员，平时待知青就一贯傲慢无礼，现在更是吆五喝六的，我本着不和小人计较的心态，这倒也难不住我。

只是受不了这无缘无故的飞来横祸和侮辱。在营部打饭时，原来的学生吴某当面说：这人还是我们老师哎，原来是个小偷。

农场的茅草屋

失去自由的我，躺在电话总机房地铺上，看着茅草屋顶，心情灰暗到极点，想到这无头案何时是个头？东西到底是谁偷的？又想到莫名其妙的被卷入这冤案，前程尽毁，精神上受了很大打击。

本在争取教师转正，在向党组织靠拢，私下里还有更大愿望：奢望读大学呢？现在一切泡汤。

在营部全靠警通排老李等和回连队被批斗时连队二排长吴从新及连队大部分善良的老职工和知青们照顾。他们不相信我会做这种事，批判我时不发声，口号声稀稀拉拉，形不成批判会氛围。很多人在不同场合劝说过我不要和他们硬顶。罗列书、王家龙在营部下令捆绑我时（那时，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对知青随意捆绑吊打），老李面上松松的捆一下应付下，他们一走，马上给我解开。还和我打招呼对不起！四连的郊县知青等经常来营部看望我。

就这样，这桩案子不明不白的挂着，罗列书和王家龙无计可施，索性像忘了此事一样。

案情大白还是近一个月后团部召开破获重大盗窃案赃物展览会。我被作为受教育对象专门用拖拉机由王家龙带着送到团部展览会现场去受教育，结果，在展览会上我看到了我的“钻石”牌手表和墨绿色“毛的”裤及“青年式”皮鞋在赃物堆中。当然，我连其他知青那晚被盗衣服物品大部也在。王家龙没想到有这样的结果？他从团部保卫科了解到，这些赃物是五营北京知青盗窃团伙的赃物，我们连队被窃物品是他们那天夜里喝了酒从我营5连胆大妄为一路流窜扫荡下来盗窃的，他们随机推门而入，将知青们夜晚临睡脱下的所有衣物一扫光，交代材料白纸黑字，包括口供，铁证如山，人赃俱获。了解情况后，王家龙呆若木鸡，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回营路上沉默不语，不像去时咋咋呼呼。

第二天，立即宣布对我解除看押，自由归队。

我要求先把问题在全连大会上说清楚，，给我公开宣布平反！消除影响。罗列书、王家龙没答应，也没说不答应。

回到连队，当年农场连队领导的气量大家到知道，朱赵也已知道搞了一桩冤假错案。但他们绝不会向一个知青认错的。更何况我和这两人的关系已彻底恶化，以后也不可能有正常日子过了，于是我想法调到了副业连。

下面说些题外的话：阿根在我回队之前，已调到14营。

我们现在还是好友，他当时也是无辜者，被屈打成招，被逼无奈，我原谅了他。

昆明知青张文义，因带头批判我有功，经赵政文极力推荐，如愿以偿当上了宣威公安局民警（但已故去多年）。

见罗列书和王家龙、朱发美和赵政文如此轻率对待无辜知青，案情大白后仍无动于衷，不担任何责任，我实在气不过，写了封长信给时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江洪洲，内容为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相关人员肆意妄为我遭受关押捆绑的情况。正好那时因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盛行捆绑吊打知青，奸污女知青等，处理了一批现役军人和农场干部，知道江洪洲司令员果然派人下来调查过，我那时被人劝说回上海调整下心情，不知道罗列书和王家龙他们是怎么样过关的。

等我再次返回农场，罗列书当我面把厚厚的所谓我的材料全部烧毁了，说绝不会进档案。我和探亲回来的知青好友吕品曾去找王家龙讨说法。这家伙闻讯而逃，他老父亲知道情况，跪在我倆面前，痛哭流涕请求放过他儿子。

罗列书情况不详，王家龙、朱发美、赵政文均已故世。

我的冤情因没有公开澄清过，后来导致我的入党问题一波三折，更谈不上农场那段时期从知青中的提干潮了。

我一直后悔：如果我按计划坚定不移地72年10月份回沪探亲？或不答应和阿根同住，或可躲过这场灾难和节点？但是没有如果。

我认为我的人生道路和历史因此改写。

每位知青在下乡过程中有每位知青的不同经历、境遇和故事，9年知青经历，有人早熟谙熟上层关系，有人顺风顺水，左右逢源，有人充满坎坷。对每位知青来说：知青经历充满了偶然性、机遇性，也可能遇上无妄之灾。

顺带说一下3位同室知青回来后，因我被关押在营部，我不但没吃上他们带回的任何食品，放回归队后，我母亲让其中邻居付文治带回的10斤咸肉仅剩了一半，再晚点，估计这一半都没有了。所以我对当年的所谓“知青情谊”也是持保留态度的，尽管我们现在有时也在一起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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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在知青年代的一段飞来横祸的往事，第一次披露，有点啰嗦。这么多年了，本来不想说的。“窥一斑而知全豹”，以此可以了解我们农场知青当年在兵团的真实生活和政治环境。

还有其他故事，不在此题材中，不展开了。 （感谢知青情缘主编刘乐亮老师荐稿）

作者简介：邵国良，生于1953年6月，中共党员。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1970年6月赴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后改制为云南农垦集团东风农场十二分场）。1979年3月返沪，进入光明食品集团下属单位。至2013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