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谢育才4次被捕入狱，3次被开除党籍，逝世20年获清白

1977年7月的一天，一位在特殊时期饱受磨难的老人郁郁而终，弥留之际他满怀深情地表示：“我虽历尽坎坷，但坚信组织最终会理解我对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

此时的他确实还有未了的心愿，那就是恢复他的党籍以及自1926年开始的党龄。

这位含冤负屈而去的老人名叫谢育才，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随后的数十年时间内为革命四处奔走。他曾先后四次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始终忠贞不屈。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其中一次被捕入狱然后侥幸逃脱的经历却最终成为了他一生的“污点”，并因此三次被开除党籍。

在刘田夫等多名老同志及妻子王勖的四处奔走之下，1979年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为他“撤销动乱中定为叛徒、开除党籍的处分”；199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谢育才1926年至1945年的党籍、党龄。

二十年含冤一朝得雪，也足以告慰这位共和国功勋的在天之灵。

曾为我党解放事业立赫赫功劳的共和国股肱之臣，为何会被认定为叛徒，并先后三次被开除党籍？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

冒险赴任因叛徒出卖被捕

1940年冬天，国共关系因此前的“皖南事变”而变得十分紧张，时任中共闽粤赣边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谢育才，接到了上级组织中共南方局的调令，命他立即赶赴江西担任省委书记。

此时闽西地区正在遭受着国民党顽固派的疯狂进攻，因此谢育才赴任之事一拖再拖，直到1941年5月，他才得以顺利抵达赴任地点广东省大浦县的高陂，与他同行的还有妻子王勖。

在那里谢育才见到了自己的上级——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

先前江西省委由南方局直接领导，南委则刚刚成立半年之久，所以方方对那里的情况并不了解，他掌握的资料全部都是由原江西省委书记郭潜提供的。

就这样一直在苏区领导革命，毫无地下工作经验，且对江西的斗争形势几乎一无所知的谢育才匆匆踏上了前往江西的路途。

实际上当时蒋经国在赣州成立了特务组织，大肆破坏我党组织及革命活动，临行前谢育才从交通员刘福连那里得知了这一情况，心里也有所准备。

一路上谢育才夫妇十分谨慎，为了掩人耳目，谢育才还特意给自己取了个化名李志强。抵达赣州后便雇了一艘小船，沿赣江北上，于6月上旬到达目的地吉安。

刚住进旅馆，省委宣传部长骆启勋便匆忙赶来，告知谢育才由于交通员吴干诚逃跑导致暂时无法前往省委机关，并将他们安排到了距离吉安15里的十五里胡同居住，那里是省委统战部长林鸣凤的住处，较为安全。

20多天后，省委派交通员李铁拐前来接谢育才，此时王勖已有孕在身，就这样一行人走了四天才到了位于安福山上的省委机关。

然而，在看了原书记郭潜的工作总结后，谢育才才发现方方向他描述的江西省委的情况与实际现状相差甚远，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说明郭潜有意向组织撒谎。

整个江西省委只有11个人，其中武装人员5人，而且山上与城市的交通也时断时续。

抵达省委机关的第四天，基本掌握情况的谢育才便给南委发了封电报，报告其已安全到任。蹊跷的是，仅仅过了一天，他就收到了南委的回电，要求他接电后立即回韶关接头。

谢育才虽然对此命令十分不解，但是由于江西省委破坏严重，郭潜又十分不可靠，所以他决定亲自回韶关一趟，向南委领导报告。

7月15日，谢育才匆匆将省委工作做了交接后，便赶到了吉安，当天夜里他住进了骆启勋安排的小旅馆。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天夜里8点，一大批特务将旅馆团团包围。特务头子说：“李先生，你是新来的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我奉国民党省党部的命令请你去。”

说完接个特务便把谢育才推进了停在路边的一辆汽车内，汽车在夜色中疾驰而去。

随后特务将谢育才关进了牢房，此时的谢育才十分愤慨，朝着特务破口大骂，谴责他们的土匪行径。

特务头子说：“李先生，你的事我们早就一清二楚了，就连你什么时候到江西，住在哪里，什么时候上山，我们都了如指掌。”

谢育才一听便明白了：江西省委出了叛徒。

事实确实如此，而且叛徒还不只一个，此前接他上山的交通员李铁拐早就被捕叛变了。

在谢育才同骆启勋上山后，骆启勋的妻子就被捕叛变了，二人下山后，骆启勋独自回家，在家中遭到逮捕随即叛变，特务正是凭借骆启勋的口供才找到了谢育才下榻的旅馆。

随后，叛徒骆启勋又带领特务逮捕了王勖和林鸣凤。

不幸被捕后逃脱

江西省委书记被捕，这对于急于向蒋经国邀功的特务来说绝对是件大事。第二天，特务头子冯琦便亲自出面审问。

面对冯琦对中国共产党的无端指责，谢育才愤怒地回击对方，质问对方一直以来都是国民党在破坏抗战，冯琦被问的哑口无言，悻悻地离开了。

随后特务将王勖和谢育才关在了一起。在了解了妻子等人被捕过程后，谢育才认为此时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只有以公开身份同敌人斗争。

由于骆启勋等人还不知道王勖是共产党员，所以谢育才嘱咐妻子一定不要暴露，仅以家属的身份出现，避免与敌人谈论政治问题。

几天后，赣西南特委书记黄路平同样因骆启勋的指认被捕，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之下，斗争意志薄弱的黄路平很快叛变。

很多人被捕叛变让身为省委书记的谢育才十分担心省委机关的安危，但是苦于无法通讯。

于是，接下来几天谢育才一直在找机会与外界和组织取得联系。恰在此时，林鸣凤的妻子李秀珊提出要写信回家捎东西，特务答应了。于是谢育才授意李秀珊一定要在信中加一句话给“大哥”，以告诉同志们及上级领导自己被捕了。

谢育才口中的“大哥”正是南委书记方方，希望他得知此事后立即通知江西省委的同志们转移。

但是特务并没有把信送出去，他们总想方设法探听有关党组织的事情，多次追问信中的“大哥”到底是谁，但是所有人都始终保持沉默。

就这样，谢育才第一次试图与外界取得联络的计划失败了。

现在唯有逃出去，赶快回到安福山通知那里的同志撤离，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党组织的安全，于是谢育才决定越狱。

第一次，他试图用小刀将监牢窗户锯断后逃走，但是敌人看管过于严密，只好放弃。后来他又想争取看守，希望在对方的帮助下逃脱，也没有成功。

而特务之所以选择将谢育才和妻子王勖关在同一个牢房，就是想以儿女之情来使得谢育才屈服投降。然而敌人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个瘦弱的女子同样是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员。

谢育才虽然十分怜惜自己的妻子，不想让她受苦，但是面对敌人的多次劝降，他都严词拒绝。

7月30日，在被关押了13天后，王勖生下了孩子，她给这个一出生就遭遇苦难的孩子取名继强，希望他长大之后继承父志。此时特务专门派叛徒骆启勋前来劝降，随后骆启勋假惺惺地借口来看孩子，提出应该为孩子着想。

看着对方的奴才嘴脸，谢育才极为生气，又是一顿臭骂，骆启勋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为了劝降谢育才，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决定亲自出面。见面之后，熊式辉一直鼓吹国民党的政策，并借机贬低共产党，谢育才毫不示弱，一一予以驳斥。

随后熊式辉又转口称：“我们的爱惜人才的，希望你与我们一同抗日救国。”面对熊式辉的虚情假意，谢育才回答说：“你们这样秘密逮捕我，是非法的，任由你们处置好了。”

无奈，熊式辉又命人将谢育才押回了吉安。

回到吉安后，谢育才给熊式辉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写道：“明明是你们破坏团结抗日，秘密逮捕我，如今又信口雌黄要我为抗日团结着想。”

与此同时，谢育才还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无条件释放他，让他到前线抗日；二是他依旧保持共产党的立场和信仰；三是他不坐任何反对我党的言行。

熊式辉对此未置可否。

8月上旬，国民党反动派又将谢育才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秘密转押至位于泰和县的马家洲集中营。

途中经过泰和县城时，特务调统室总干事庄祖方专程赶来劝降。期间，庄祖方以极不耐烦地口吻威胁道：“再给你五分钟时间考虑。”已做好最坏打算的谢育才斩金截铁地回答：“我没什么考虑的！”

此时的谢育才觉得敌人要对自己下手了，而妻子王勖和儿子继强也生机渺茫。此时他将希望寄托在了吴亮东身上，此人是林鸣凤身边的工作人员，是普通群众，谢育才认为敌人不会对他下手。

于是，谢育才趁着特务不注意，将一封提前写好的信交给了吴亮东，在信中谢育才详细记录了他被捕的过程及誓死不渝的决心。

最后他教吴亮东将信藏在鞋帮内，并嘱咐其如有机会获释一定要想方设法按照他的指示，将信交给家乡梅县的党组织。

在马家洲集中营内，特务多次提审谢育才，想要逼迫他放弃立场，然而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谢育才总是回答：“这个不能考虑，我的立场，我是要珍视的。”

然而在审讯中他却得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郭潜一直与敌特通讯，这时候谢育才更加担心省委机关的安全了，甚至连南委也十分危险了。

含冤二十载终获清白

在多次审讯谢育才无果后，敌特又将目光盯向了刚刚生产完身体还很虚弱的王勖，但是面对敌人的折磨，王勖始终未屈服。

期间，他曾试图通过同样被关押的民主人士漆裕元给党组织传递消息，但是对方始终没有获释。

1941年底，愈发感觉省委及南委处境危险的谢育才不能坐以待毙，应该积极伺机越狱。

他用牙膏皮做成钥匙的形状，尝试打开脚镣，竟然成功了，然而就在他想要如法炮制打开牢门时，却不小心将牙膏皮弄断了，其中一小节留在了锁眼里。

次日看守前来打开牢门时，发现了断在锁眼里的牙膏皮，就这样谢育才的越狱意图暴露了，敌特给他换了更重的脚镣，并加强了岗哨。

不久之后，省委青年部长唐敬斋受伤被捕后自首，谢育才得知后更加心急如焚。1942年1月，省委的5个武装人员也遭到了逮捕，谢育才猜测省委已是凶多吉少了。

而敌人的下一个目标已经很明显了：南委。

经过深思熟虑后，原本抱定守节之心的谢育才心生波澜，他觉得只有假装答应敌人“放弃立场”，才有机会逃出戒备森严的集中营，而后挽救处境危险的南委。

但是一旦这样做，那自己的就是叛党，名节就保不住了，这让谢育才十分痛苦，而妻子也对他的想法很不理解。

谢育才一直犹豫不决。

2月8日下午，敌特再次提审谢育才，通过对方的口吻，谢育才判断南委确实危在旦夕了。他认为不能再犹豫了，为了保护党组织，牺牲个人气节又算得了什么。

于是，谢育才提出要放他出去看病，才能考虑立场问题，但是狡猾的敌人要求他先填写自首表。谢育才虽不情愿，但是救组织心切的他最终只能答应。

就这样，谢育才横下心来极不情愿地在自首表上写下了：愿意放弃共产党立场。

特务果然没有食言，签字的第二天谢育才一家就被放出了集中营，临走时谢育才在“死结”、“密结”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而，此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他会因此而多次受到组织的审查。

随后，谢育才被关押在了泰和县城外的一处拘留所里，妻子王勖见到他后，抱头痛哭，她埋怨丈夫不该签字，因为她认为组织和同志都不会原谅他们。

后来，谢育才又被软禁在了特务头庄祖方家的院子里。期间，庄祖方多次要求他说出我党的秘密，但是谢育才始终以一些无关紧要或敌人已经掌握的情报搪塞，有时干脆编造些谎言应付。

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谢育才夫妇一直在找机会逃脱。终于在1942年4月29日晚上，二人乘看守疏忽的机会翻墙越狱，未避免暴露，他们忍痛留下了自己的孩子。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盘查很严，所以二人一路昼伏夜出、风餐露宿，经过24天一千多里的长途跋涉，跨越闽粤赣三省，最终于5月22日到达闽西平和县委所在地。

通过交通员将江西省委被破坏的情况以及敌人妄图破坏南委的阴谋报告给了方方。

接到谢育才的警报后，南委立即组织撤退，最终使得南委机关及下属机关免遭破坏。

而此时惊魂未定的谢育才却收到了上级原地等候审查的通知。就这样，谢育才夫妇在随后的两年半时间内都在闽粤边等地掩蔽生活。

直到1944年冬天，夫妇二人才相继结束了掩蔽生活，重新参与革命活动。

1946年6月，随军转战烟台的谢育才奉命到中共华东局党校学习及审查历史，经过一年的审查后，组织认为其确实在存在背叛行为，应予以开除党籍处分，介于其后来的表现及积极交代问题，批准于1945年2月参加东江纵队时重新入党。

因此谢育才的党龄是从1945年2月计算的，缺少了1926年到1945年将近20年的党龄。

特殊时期，谢育才再次被开除党籍，还被定为了“叛徒”。

临终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谢育才嘱咐妻子一定要为自己恢复党籍和自1926年的党龄。

1999年新春伊始，王勖收到了“恢复谢育才同志1926年至1945年一段的党籍党龄”的通知。已是耄耋之年的王勖顿时老泪纵横，搁置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问题,现在终于得到彻底解决。

谢育才泉下有知,当长眠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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