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涛:大名县村名拾遗

“铁面御史”的打谷场和菜园

在大名县东南方向有两个分别叫做郭场和菜园的村子，虽然两村相距２公里，但村名来历都与明朝有“铁面御史”之称的郭增光有关。

据《明史》记载，大名县人郭增光于1607年（明万历三十五年）“成进士，授金乡知县”，此后历任莱阳、潍县知县，任上减免税赋，发展生产，“请赈济饥”，“平土寇，声绩卓著”。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擢广东道监察御史”，主管弹劾、纠察官员过失诸事。这一年“巡视中城，时珰势将炽，有中贵缘旨选内侍”，胡作非为。郭增光不畏权贵，明知对方是有权势的太监，但仍坚持正义，上奏皇帝予以弹劾。1622年（天启二年），“按江南徽宁诸郡，廉恪公正，沉案滞狱，多所平反，称为铁面御史。”

鉴于郭增光恪尽职守，勤政廉洁，皇帝升他为太仆卿，不久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使，巡抚河南。面对皇恩，郭增光更加勤勉，“修军政，明赏罚，峙刍粮，淬甲兵，政务修举。”1626年（天启六年）河南闹饥荒，身为巡抚的郭增光“疏陈实状，言极剀切”，从而促使朝廷及时“发帑赈之，民赖以生”。随后全身心投入到抗灾救民之中，调粮济豫，开仓放赈，设场分粥，稳控饥民。因赈灾有功，“诏赐锦衣一袭，晋工部右侍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大名城内西大街仍存有为郭增光树立的豸绣承恩坊、郭家祠堂。

就在郭增光全力赈灾之际，浙江巡抚潘汝桢把在杭州西湖侧建设魏忠贤生祠事情上奏朝廷。“疏闻于朝，诏赐名晋德，自是诸方效尤，几遍天下。”（《明史》）一边是轰轰烈烈的时代潮流，一边是刚刚从饥荒死亡线上挣扎出来的河南百姓；一边是徒有虚名的花架子，一边是关系人民存亡的民生问题。这让一向办事果敢的郭增光一下子陷入进退两难境地，只能听任地方官员自主决断。于是《明史》有了1627年５月“河南巡抚郭增光、巡按鲍奇谟建之开封”的记载，而且还专门提到开封魏祠规模大规格高，“开封之建祠，毀民舍二千余间，创宫殿九楹，仪如帝者。”“周锵与魏良卿善祠成，熹宗已崩，犹致书良卿，为忠贤设渗金像。”崇祯皇帝即位后就查办了魏忠贤，把“建祠者皆入逆案云”，致使郭增光受到牵连。

那么朝廷给郭增光定的是什么罪呢？据《明史》记载，在魏忠贤案中定罪者分为六等，即首逆（凌迟）２人、首逆同谋（决不待时）６人、交结近侍（秋后处决）１９人、交结近侍次等（充军）11人、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赎为民）129人、交结近侍减等（革职闲住）44人。前四等皆列出姓名，并没有郭增光。五等、六等共计173人，列出的部分名字中仍无郭增光。虽然《明史》特别提到开封修建魏祠系“参政周锵、祥符县季寓庸恣为之，巡抚俯首而已”，但开封魏祠修建规模大、毀坏民舍多，郭增光毕竟是河南巡抚，难辞其咎，应在此两等罪中。

回到家乡的郭增光从此淡出政界官场，离开激烈的政治斗争漩涡，由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潜心研究古代兵书，撰写《纬韬》。著书之余，躬耕田亩。在今大名县东南一带购置田地，勤耕作种五谷，辟沃土植蔬菜，过着悠闲自得、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于是郭增光有了自己的打谷场、菜园。后来郭增光的子孙中有一支迁到城外打谷场居住而形成郭场村，有一周姓人家迁居曾经是郭增光的菜园之地聚集而成村落，故得名菜园村。

与原县城有关的１４个村庄

在今大名县城南４公里有个叫旧治的村子，其周围有老堤南村、老堤北村、东老堤村、代堤村、丘堤村、李茂堤村、逯堤南村、逯堤中村、逯堤北村、小逯堤村、范胜堤村、许堤村、南刘堤口村等１３个“堤”字村庄。它们皆因这里曾经是原大名县城而得名。

据《大名县志》记载，五代时期的后汉政权将广晋府改为大名府，广晋县改为大名县，府县同城。公元１１１６年（北宋政和六年），大名县治所从大名府城（今大街村一带）迁至南乐镇（今旧治村），并开始修造城池，这是县治第一次迁离府城。县城周长２．５公里，为土筑城墙，且只有东西２个城门。历时１３７年后，即公元１２５２年（元宪宗二年），县治从南乐镇迁回大名府城。

２０年后的１２７２年，大名县治从大名府城复迁至南乐镇，这是县治第二次迁离府城。历时１０６年后，即公元１３７７年（明洪武十年）大名县并入魏县。２１年后即公元１３９８年（明洪武三十一年），复置大名县，县治仍设在府城。

１４０１年，因“漳卫漫溢城祀于水”，县治随府治迁至新建的大名府城（今大名县城），于是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一府两县同城现象（即大名府治、大名县治、元城县治）。

１０年后，即公元１４１１年（明永乐九年）县治又从新府城移到南乐镇，这是县治第三次迁离府城。由于原来的土城已毁，只得在原地基上重新筑城。１１４８年（正统十三年），大名“洪水泛滥，坏庐舍二万余间”，县城再度冲毁， “景泰年间典史郜王容重筑土城，县城周长五里，高二丈六尺，广二丈五尺，东西两城门，池深一丈，宽一丈二尺。”公元１５０３年（弘治十六年），又重修被地震毁坏的城楼、角楼，后增设南门。为防漳河、御河洪水，正德年间（１５０６—１５２１年）又在城郭四周修筑护城堤，“护城堤环抱旧大名县郭外，明正德年间知县吴拯筑”。城内还修建了城隍庙、常平仓、马神庙、大 寺、察院、白佛寺、社学、儒学等。县城南面筑有风云坛，北有无祀坛，西有社稷坛。同时城内外形成著名的“大名八景”，即古刹晨钟、谯楼暮鼓、凌角烟霞、莲池阴雨、卫水归帆、惬山古堰、白水清风、穆堤夜月。

公元１５６９年（隆庆三年），“漳御决，堤崩”，大水进城，知县李本意重筑三门，建重楼于颠。“既包 城门，遂建层楼其上，三楼鼎峙，暇日登临，徘徊瞻眺，四顾寥阔，真有山立之状，虎视之势矣。”此次经李本意整修后的城防更加坚固，“城之高三丈又五尺，阔一丈又二尺，堤之高一丈五尺，阔一丈，俱视昔为增焉”，“堤工坚固，屡遭水嗤，屹为不动”。

就是这样一座既有城墙又有护城堤的双重防洪设施的大名县城，却在公元１７５７年又一次被大水毁坏。“清乾隆二十二年，漳河、御河再次决口，大水由堤口漫入，而堤仍如故，居民走避堤上，全活甚众。”县城遭淹被毁，县治在历时３４７年后不得不再次迁回大名府城，经历３城７次搬迁后的大名县治终于稳定下来，直到今天。

为了纪念南乐镇从北宋到清初先后３次共５９０年做大名县城的历史，该城废为村落后，由南乐镇改称旧治村。同时因护城堤的缘故，人们择高处而居，在旧治村四周形成了１３个“堤”字村庄。

刘堤口等6个村庄的来历

大名县城北有一溜带“堤”字的村庄，由南向北坐落着刘堤口村、康堤口村、万堤村（古称万家堤）、黄金堤村，其侧有沙堤村、闫沙岸村。这些村庄的形成与黄河堤防、故道有关。

据《史记》记载，西汉以前黄河流经大名，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下游已普遍兴筑堤防。但各诸侯国以邻为壑，堤防不规则不合理。秦朝统一中国后，“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对堤防进行了全面整治。汉代进一步修成系统堤防，并不断增修石工，加高增厚，称黄河下游大堤为金堤，寄寓了人们对黄河堤防坚固不溃的美好愿望。据《大名县志》（民国本）记载：“金堤为汉时旧堤，势如冈陵、绕古黄河历开州（今濮阳）、清丰、南乐入县境，东北趋山东馆陶（今河北馆陶）计长二百余里。”大名县境内这一段残断连绵20公里的长堤，就是汉代金堤遗址。王莽深知黄河洪水泛滥的厉害，建立新朝后加大对黄河堤防的治理，多次对金堤进行加筑，使百姓鲜受灾害。为纪念王莽筑堤之功，加上大名县（当时称元城）是王莽家乡的缘故，民间称之为王莽堤。

《汉书）记载，公元11年（王莽始建国三年），“河北魏郡（濮阳境）泛清河以东数郡”，黄河再次改道。王莽认为河水东流，从此元城老家祖莹不再受黄河之害，所以不予堵塞（实际是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根本无法堵塞决口），以致“北渎遂空”（史称濮阳以下的黄河为“大河故渎”）。从此，河南濮阳以下的黄河成了枯河，两岸人民不再有水患之忧，不再受水灾之害，人们便把河南濮阳至河北东光县这一段枯河称为王莽河。东汉史学家班固记载：“禹酾二渠以引河，一则漯川，今河所经；一则北渎，王莽时绝，故世俗名是流为王莽故河。”

据有关资料考证，西汉以前黄河流经大名县境长达613年。黄河改道后，人们开始在堤防、故道上生产生活，后来形成村落。刘堤口村、康堤口村、万堤村、黄金堤村等村庄都因坐落在汉金堤遗址上且以始居者姓氏而得名。

沙堤系黄河泥沙淤积而成的一条沙质堤埝，人居其上植树种麻插桑养蚕，变沙堤为一道绿色长堤，极具诗情画意，于是沙堤晓障成为当时一大名胜，引得文人墨客为之咏叹。明朝大学士成基命有《沙堤晓障》诗描绘这里的美好田园景色：“四野低平楚，亭亭此望赊。蜿蜒层阜起，迤逦抱村斜。树色迎初照，风烟散暮鸦。直看屏是锦，不道堤为沙。”清朝康熙年间大名县知县顾咸泰亦作《沙堤晓障》诗：“迤逦长堤径，苍茫带郭斜。列图开宿雾，崇阜晃朝霞。沙篆双凫印，村连一县花。老农入画里，到处乐桑麻。”

闫沙岸村处在当时黄河水道旁的沙滩地带。据村中老人讲，以前有“一溜十八沙岸”之说，即有18个相连的沙岸村。除闫沙岸村外，以前还有王沙岸、董沙岸、薛沙岸等17个村，现在都先后更名为王村、董村、薛村等。

与北京大名府有关的十个村庄

在大名县城东北５公里处有一个叫做大街的村庄，其北面依次是御营村、双台村。以大街村为中心，在半径约为３公里轨迹上，还分布着南门口村、东门口村、北门口村、铁窗口村、城角村、堤上村、堤下村（今改名安庄）。据专家考察及相关史料载，这些村名的来历都与北宋陪都———北京大名府城有关。

公元１０４２年５月，为抵御辽国南犯，北宋朝廷升大名府为陪都，定名“北京”，开始大规模整修城池。据史料记载：“宋庆历间复建为北京，如东京（今开封市）故事。”外城在原来８０里的基础上收缩为４８里，建有９门２座水关。宫城周长３里，建有３大门２小门。宫城内有４殿７门楼，宫城外是左右４厢２３坊，“其势略如都城”。《大名县志》载：“外城周四十八里二百有六步，南面三门：正南曰南河，东曰南砖，西曰鼓角；北面二门：正北曰北河，其西曰北砖；东面二门：正东曰冠氏，东南曰朝城；西面二门：正西曰魏县，西南曰观音。又上水关曰善利，下水关曰永济。”《宋史》记载：“内为宫城，周三里一百九十八步，宫城南三门：中曰豫顺，东曰省风，西曰展义；东一门曰东安，西一门曰西安。豫顺门内各一门曰东保成、西保成。次北班瑞殿，殿前东西门二：东曰凝祥、西曰丽泽；殿东南曰时巡门；殿后东西门二：东曰景清，西曰景和。次北时巡殿，次靖方殿，次庆宁殿。”其中宫城豫顺门外是都城的中心大街。宋太宗驻跸大名府、宋真宗幸大名府时，护驾军队就驻扎在门外大街两侧。

这座大名府城位于沙麓山下，黄河故道侧，大运河畔，结构严谨，建筑雄伟。外城、宫城分工明确，等级森严。宋真宗评说：“实当河麓，席盈之懿兆，冠千里之上腴，隐亚然北门，壮我中华。”（宋《大诏令》）。

这样一座曾做过五代时后唐都城，做过后晋、后汉、后周陪都，仅在宋代就做陪都７０余年的城池，却在公元１４０１年遭受了灭顶之灾。据县志记载：“明建文三年，漳卫漫溢，城沦为水。”水位高于城墙，淤泥达３米以上。水灾后的大名府城仅有部分城墙残存于地表之上，其它则淤埋地下。重返这片土地的人们择高处居而形成村落，为纪念这座具有千余年建城史的城池，于是有了南门口村、东门口村、北门口村、城角村（城墙转弯处）、堤上村（护城河堤上）、堤下村（护城河堤外）。大街村是都城中心大街的位置， 御营村则是皇帝护卫军队安营扎寨的地方。

双台村俗称台上村，这里曾是闻名一方的百花坞。据《大名县志》记载：“百花坞，北宋王拱辰留守时建，堆石为坞，遍植花草，故名，土人呼为看花台。”为当时大名府城内一景，登得台上不仅可以看到各类花草，而且还可俯视全城。水灾后在残留的高台上形成村落，故名台上村。

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没有西门口村呢？相传，由于府城地处漳河、卫河之间，常常遭遇水患，特别是西边的漳二别子（漳河的民间称呼）水势凶猛，常常冲破西门淹毁城池。为了防漳河大水，封堵西城门永不启用。从此，这座城池便没了西门。然而又一次特大水患，再次破墙而入把大名城淹没了，留下一条现在穿城而过的引河。后来在引河入城的地方修建水关，置铁栅栏，即上水关善利，它好像西门旁的一个窗户，当地百姓习惯称之为铁窗口。后有人开始聚居此地形成村落，遂名为铁窗口村。

在今天的北京大名府城遗址上，除了上述村庄外，皆为田野，没有其它村子。加上部分城墙残留，使城址十分清晰。缘于此，该遗址已被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选自《大名府》杂志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