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统治的艺术”是智慧还是无奈？

◎桑梓

7月19日，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C.Scott）去世。享年87岁的斯科特，主要著作都有中文版，其中《弱者的武器》《逃避统治的艺术》等书曾引起激烈讨论。而他被披露曾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的行为，又使他的形象蒙上一层阴影。但斯科特的思考路径和研究方法无疑启发了不少学者：他对于东南亚高地的研究、对劳动者反抗路径的拓展，在当下形成了新的思想遗产。

一位人类学家的多重面具

斯科特上一次被热议是他被报道在1960年代为美国中情局撰写“调查报告”，间接帮助后者抓捕、屠杀印尼共产主义青年。其实，这是一次旧闻，早在2015年就有传闻说斯科特跟中情局合作。2020年，斯科特亲口承认此事。部分读者幻灭的点在于：斯科特在学术界的盛誉是基于“抵抗利维坦”的立场，他的《六论自发性》《弱者的武器》《逃避统治的艺术》，都在探索——当旧式的革命越来越难，身处后革命时代，普通人如何与系统周旋？所以，当这样一位学者透露自己把跟印尼左翼青年的会见写进发给中情局的报告里，自然会引起部分拥趸的质疑。

但公允地说，斯科特在写《国家的视角》时，其实暴露了非常哈耶克的一面。他的身上有双重性：一方面，他警惕资本主义社会与专制社会各自的权力中心，在言说时站在弱者的一边；另一方面，他对激进左翼的方案同样不信任。有鉴于此，斯科特与中情局的合作与其说是人设崩塌，不如说进一步彰显了他的观念底色。

回到斯科特的写作，他的研究兴趣涉及政治经济学、农民反叛、流亡者自治、农业国家的起源等问题。比起他的具体观点，他的思考路径和行文结构更值得学习。幸运的是，他的主要著作已经有了中译本。这里不妨重点讨论《弱者的武器》《逃避统治的艺术》《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三本书——它们在今天非常具有重读的价值。

1960年代，当斯科特还在耶鲁大学念书时，他对马来西亚的农民和官员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研究。而在越南战争期间，他曾开授一门关于农民革命和起义的课。但那时，他被部分学生批评为他不够进步，对农民生活的了解也并不充分。作为回应，斯科特大量阅读了欧洲农民历史和运动的文献，并继续将马来西亚农民作为深入研究对象。在1985年出版的代表作《弱者的武器》中，斯科特认为“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诽谤、纵火”等看似耍滑头的行为，恰恰是马来西亚农民的日常抵抗形式。不到逼不得已，农民不会采用起义、暴动这样的公开反抗形式，但他们会私下联结，用潜隐的反抗形式去对抗官府、税收、直系控制者等对他们的日常剥削。

斯科特这本书一石激起千层浪，为知识分子思考农民反抗提供了新的范式。但也有不少学者不以为然，觉得如果这也算反抗，那我睡懒觉算不算反抗，甚至是不是我沉默也算反抗？如果玩语言游戏的话，当普遍恶行发生时，下属的沉默是否也能算消极躲避？所以，他们认为斯科特在玩文字游戏，并不算什么新发现。

当然，斯科特研究的农民反抗策略会更加具体。他曾以什一税在马来西亚受到平民抵制为例。这项税收原本是在自愿缴纳的基础上分配给村庄，却被改为直接由州的首府收取，并且不会再分配。为了反抗这项政策的改变，于是平民通过阳奉阴违来暗中反对什一税。比如:“农民交给当地官员的大米几乎都是最差的大米；为了增重，人们会在米袋里混入石头。此外，每个人都要申报耕地面积，以确定自己要缴多少什一税。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尽量减少了他们的实际耕地面积，以减少什一税额。”

为无名者提供书写舞台

学界争议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中继续发酵。继承马来西亚农民研究，斯科特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东南亚地区。他跳出民族国家的疆界划分，用“佐米亚”（Zomia）来命名跨越七八个国家边界的东南亚高地。斯科特认为，在二战后民族国家陆续在东南亚建立前，佐米亚是一个特殊的地理空间。它西起印度以北，东至越南北部，包括东南亚内地势相对较高的地区，以及中国云贵高原、四川和广西的部分区域。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里，佐米亚接纳了一批又一批逃离帝国、邦国与保守部落的流民。他们主动选择生活于此，跟强权政治保持疏离。虽然在后者看来他们是一群流亡者、野蛮之众，但他们的文明水平并不算低；他们反而因此获得更多的自由，躲过帝国内部的兵灾。

民族国家的边界容易限制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在东南亚，斯科特意识到哪怕分属不同国家，当地人的习惯仍非常相似；而哪怕是在同一个国家内，高地与平原的原住民从生活习惯到认知上都会有很大不同。

此书的副标题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斯科特从“逃避统治，拒绝国家”的角度来讨论东南亚高地社会的生成和思想遗产。他从居住形态、饮食来源、意识形态等多种角度，完善他对于高地社会的论述——在当时，这也是他对潜在对话者的挑衅。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观点就是完全正确的，但他不满于传统史观中流亡者、东南亚农民、渔民等群体边缘化的处境，而更深的用意在于激发新的历史叙事，为无名者提供书写舞台。

因此，我们固然能用长篇大论讨论斯科特论述的疏漏之处，但在其人去世之际，他的选题角度、调研方法、他的作品为何仍在今天保有生命力，刺激当代青年去讨论甚至模仿，是我更感兴趣的地方。在我看来，哈耶克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福柯的后现代理论——尤其是福柯谈到从身体、家庭到国家无处不在的“规训”，而被规训者并非全然弱势，他们能够用智慧进行潜在的反抗乃至权力翻转，这些都深刻影响了斯科特。

弱者反抗的艺术

《支配与抵抗艺术潜隐剧本》就是这一福柯思路的延续。它刺激读者联想起互联网时代的行为。不过，斯科特这本书同样也遭到质疑。有人认为他在模仿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也有人质疑他新瓶装旧酒，观点先行但论述逻辑并不严密。

除了上述经典之作，斯科特还出版了重新反思农业国家崛起的《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继续讨论东南亚农民生存方式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等书。斯科特晚年还在进行河流研究——通过研究河流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去挑战以农耕种地为中心去构建的历史书写，以及那类强调“本质”的历史叙事。他认为:“任何事物都在流动，想想板块运动、星际时间、地震，只要你等足够长的时间，就能发现一切都在移动。”

虽然说，当代企业职工、零工的反抗与东南亚农民颇为不同，但有趣的是这背后共同的情绪。劳动者之所以不敢公开反抗，是因为生存重担：他们害怕失去工作，害怕面对更加不确定的生活。可在内耗严重的职场里，我们又都面临着高负荷的劳动压力。人们需要一个出气口，弱者反抗的艺术就成为吸引他们的话术。

基于这样的现实，斯科特的研究的确值得重读，尽管它多少象征着一种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