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伙作恶---不可饶恕的罪

1958年的某一天，西德法兰克福街头，犹太画家西门背着画箱从一所中学的栅栏墙外走过。

他把一根香烟叼在嘴里，想要找人借个火。站在栅栏内的一名教师看到到，便走过来，把打着的打火机递到西门的眼前。

西门正要吸烟，看到眼前的这张面孔，忽然大惊失色，画箱也跌落在地上。

西门是奥斯维辛集中的幸存者，而他清清楚楚地看到，给他递火点烟的人正是当年折磨过自己的纳粹军官舒尔茨。

对于现代人来说，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一个触目惊心的词语。二战时期，大约有110万人在设立在波兰奥斯维辛的集中营被德国纳粹杀害，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

二战结束后，依照莫斯科宣言，同盟国把犯有战争罪的德国人引渡给他们在那里犯下罪行的国家，由那里的法庭审理。

1947年，波兰当局在华沙对奥斯维辛集中营数百名纳粹战犯进行审判，以奥斯维辛集中营首任指挥官鲁道尔夫·胡斯为首的50多名纳粹被判决死刑。

奥斯维辛集中营大约有70000多名纳粹军官和看守，除了被审判的极少数人之外，绝大多数人都与奥斯维辛上百万人的死亡无关吗？

拍摄于2014年的德国电影《缄默迷宫》聚焦了这个问题。

在《缄默迷宫》中，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西门找遍司法部门，投诉中学教师舒尔茨当年在集中营里的恶行，但没有人愿意管这件事。在报社记者格尼尔卡的帮助下，西门到法兰克福检察院举报，同样遭到冷遇。所幸，这个案子引起年轻检察官拉德曼的好奇。

拉德曼想要调查这件事，遭到主管上司的斥责。正当他灰心的时候，总检察长鲍尔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委派他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罪行进行调查。

尽管有总检察长的支持，但拉德曼的调查仍然遭到重重阻力，警方和国家调查局也不愿配合他的工作。他的一名同僚说，事情已经过去，伤口已经愈合，为何还要撕开伤疤？一名警官对拉德曼说，他们现在都是合法公民，而当初他们是军人，那么做只是执行上级命令，何罪之有？

因为参与调查，记者格尼尔卡家的玻璃被砖头砸破，拉德曼也收到了死亡威胁。一封匿名信上写道：“若是不结束调查的话，你也要被送进毒气室。”这一切都说明，纳粹主义在德国又悄悄抬头。

但来自幸存者的泣诉更让拉德曼感到肩负重任。画家西门讲述了两个幼女的遭遇。

深夜十分，西门带着孩子与上千犹太人乘闷罐车抵达集中营，又冷又饿，四周都是纳粹和军犬。惊慌失措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戴着白手套的医生，文雅和蔼，微笑地抚摸着孩子的头，说要带她们去病房。西门以为孩子们跟着他会安全，哪里知道他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后来才知道这个医生就是人们常说的“死亡天使”，专门拿孩子做实验。

而包括这个医生在内许多残害无辜的凶手，都逃脱了公正审判，逍遥法外。

在总检察长鲍尔的支持下，拉德曼和他的同伴顶着巨大的压力，终于把20多名奥斯维辛集中营看守人员送上法庭。后来，针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罪行，法兰克福还举行过第二次和第三次审判。

在《乌合之众》这本书中，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曾提醒人们要警惕群体精神。群体精神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在群集情况下，个体放弃独立批判的思考能力，而让群体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进而放弃了责任意识乃至各种约束，变成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

纳粹德国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个人若放弃自己的良知和思考，会造成怎样的恶果？

对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法兰克福审判判决的人数虽然抵不上波兰审判，但这三次审判却表明了德意志民族对纳粹的态度，也表明了这个民族正视历史、愿意悔改的态度。

正是这个态度，逼使这个民族不能再选择重蹈覆辙的回头路。

法兰克福审判还表明，对于邪恶和暴行，不仅主谋要负责任，那些借口执行命令而协同犯罪随伙作恶的人也罪责难逃。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在最终审判面前，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